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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这辈子,可谓是好一个“苦”字了得。
十五岁那年，一米五多点的大姐，加入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的行列，和婶子大娘们一样，个顶个的干，天天灰头土脸的，胳膊疼腿酸，就是女孩那几天特殊的日子，也没停歇过。有一年午收，大晌午的，太阳像火球一样悬在头顶，跟在俺娘后面割麦的大姐，突然晕倒，一头磕到地上，眼珠差点被麦茬戳瞎，到现在眼皮上的撮痕还没完全褪净。
一九八零年，十九岁的大姐结婚成家。公婆没有女儿，就把大姐当闺女待，可惜幸福太匆匆，大外甥来到人世那一年，公婆双双病逝。当时大姐夫的大弟弟十六岁，二弟弟十二岁，重担像大山一样压在大姐和姐夫不太成熟的肩上。为了给两个弟弟盖房子娶媳妇，大姐两口子自己摔砖坯子烧窑。种罢麦收完红芋，大姐和大姐夫俩人就开始蓄土，不管气温是零下几度，也不问北风有多猛，只要不下雨下雪，从没间断，东沟西塘，南渠北坑，哪儿有土去哪儿。整个冬天，大姐的脸上都是冻疮，血糊流啦的，看着吓人；手皴得如老树皮，裂得像小孩的嘴，一摸铁锨把子，钻心的疼。疼，也得干。
脸烂手裂，腰酸腿肿，风吹碳燎，揪心提肺的日子，大姐过了六年，整个年华都交给了寒风和泥土，个中况味，岂是一个“苦”字能够蔽之得了的。为什么要这样付出，能得到多少回报？大姐没想过，也没时间去想。在她看来，一切就像草枯草绿，花开花谢，本该如此。
忙碌和劳累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着大姐。把两个弟弟操持成家，给两个儿子娶上媳妇，按说应该能歇歇，享享清福了。清闲的日子没过三年，两个儿子和儿媳把小孩一丢，都外出打工去了。大姐和大姐夫两人种了十八亩地，养了二十头猪，领着四个总角之年的孙子孙女，天天忙得比陀螺还陀螺，累得比牛马还牛马，能安生地吃口饭喝口茶，就阿弥陀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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