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的电报

王尚桐

    四十年前，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电话，外地亲友遇有急事、要事，写信太慢，打电话联系不上，只有电报传递信息。到了邮局，填好单子，发报员按照内容译好电码，然后“滴滴答答”敲击按键，转眼的功夫就把信息传到了千里之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知识青年在团场接受再教育。上海知青阿林，表现突出，被推荐上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正当他看到美好前程，一步步向他走近时，却遇到了重创。其原因就是，政审第一关在场部革委会未通过，因为，他的父亲还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阿林纳闷，因为早已接到家中来信，父亲已从“牛棚”中解放，而且“三结合”进了革委会领导班子。怎么会这样呢？那时既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更不要说电脑了，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去县里拍电报。于是，借来自行车，连夜骑行，颠簸在戈壁土路上，到了县城，拍了电报，其父单位也很及时的回了电报，同时送达了其父的最新政治结论。终于，阿林被上海一所大学所录取，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阿林深深感谢一封电报改变了他的命运，当然了，他也付出了代价：骑爆了一条车胎，拍电报花去了半个月的伙食费。

快过年了，知青想回家，父母想孩子，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有些人便通过拍电报传个假信儿，双方写信约定用电报来掩人耳目，骗取领导的信任。于是，一封封父亲或母亲病重的电报飞到知青的手中。场长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有仁爱之心，读着这些真真假假的电报，眼开眼闭，统统批准，知青们欢呼雀跃，感恩戴德。一纸电报，成了请假的准假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利用假电报请假，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正如老场长私下里说，学生娃不读书，下乡接受再教育，实在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是事出无奈，谁愿意说瞎话？

那个年代，拍一份电报的代价相对昂贵，拍一个字三毛钱，这三毛钱在新疆能买一斤羊肉，三个大馕……拍一次电报花几块钱，想想就让人心疼，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拍电报。邻居阿婆为给新疆工作的儿子拍电报，常常带上白纸头，请邻居教语文的老师代拟电报稿，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语文老师字斟句酌，惜字如金，笔重千金，一封电报稿拟好，阿婆反反复复数字，看到“乌鲁木齐”四个字，嫌字太多，要求简化，老师告知，地名再长也按一字收费，阿婆才放心了。

电报快捷，也要人送。常常在大街上看到，邮递员骑着摩托风驰电掣般地飞跑，那一定是送电报的呢。深更半夜，安静的弄堂，传来一阵“嘟嘟嘟”的摩托声，就听外面有人疾呼：“某某某，拿图章”。人们听到这种喊声，半夜惊梦，胆颤心惊，慌里慌张翻找图章。深夜来电，亲友十有八九出了大事体。那年月，每个家庭都怕接这种电报。

改革开放四十年，电信通讯飞速发展，电报已悄然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如今，手机、电脑、因特网进入到千家万户，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拿起手机，轻轻按键，马上就能“千万里追寻着你”，你想躲也躲不掉。

信息时代把地球变小了，变成了地球村，大家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电报能不被淘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