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朋友正君和周红共度元旦，因我们都是臭味相投的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别有一翻情趣。
　　正君戴着一幅近视眼镜，记忆力惊人，几乎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他能一口气背诵我十年前创作的诗集《白狐》里的“佳作”。而且，凡中国近当代作家的经典之作，他都能信手拈来。台湾的作家李敖、余光中、洛夫的代表作品也能吐如洪流。周红说，与之交谈，是一种享受。他平时跑摩的谋生，他说：“是我拖了文明的后腿。”
　　我和正君神交十余年，真正见面，是在一次诗词会议上，我在名单上发现有他的名字，一到场，就像朋友登贵打听他，结果登贵向右边一指，我便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埋头看着什么。等散会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与他见面。他夸我的《白狐》写得好，说是真正的诗歌。并向另一个写长长篇小说的文友介绍我。由于我不喜饮酒，饭后便悄然离开，没有向他打招呼。到家后，才向他打电话致歉。
　　几天后，我就将我发在网上的诗集《外部》和《不倒翁的微笑》打印出来订成册，特意给他送去。当时他听说我给他送书去了，客也不跑了，急忙赶来与我相见。我们又各自骑在摩托车上，交谈了好一会儿。第三次见面时，他向我背诵了他十几年前写的新诗。他的诗歌其实写得很不错，可惜他这些年一直没有再创作。我觉得非常遗憾。如果他坚持创作，一定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说，他把自己当年创作的不少作品都毁掉了。文学创作，真的要能坚守。这是一种比信仰更信仰的坚守。我已把写诗当成个人习惯。几十年如一日，这一点，可能很少有人能够与我相提并论。虽然没有出佳作，但我创作，因此我快乐而充实。正君羡慕我的才情，而我，佩服他的记忆和广泛的兴趣。他对书画诗词和散文小说均有很高的欣赏水平。文学修为，并不在我之下，他的思想深度，和对世界的洞察力，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有所建树的写作者，只是提笔太少，荒芜了连他自己都没有认可的天赋。他小我三岁，如果现在开始创作，也为时不晚。我多次这样催促他。
　　而周红是我的老相识，几年前开始新诗创作，因为生活奔波，在水泥厂上班，非常辛苦。写作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仍然还在提升阶段。但兴趣已经明显比以前浓厚了。
　　正君欲将今天的聚会，开成我的诗歌研讨会，而我，希望大家出门去晒晒太阳，采采风。我提议去关押民族英雄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看看，二人均非常乐意，我七十多岁的父亲，我的爱人和儿子都一起前往。杨将军因促进民族团结，共同抗日，与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因此被囚禁于息烽深山丛中的玄天洞达八年之久。看到在息烽出世，在重庆被害的儿童杨拯中，我向正君叹到：“一个儿童有什么罪？可一生下来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太残忍了！为了民族大义，连儿子也搭上了，凭这一点，我更敬虎城将军。同时，对黑暗二字的理解也更加刻骨！”正君叹道：“这就是政治！”我还想说，今天的人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便会绞尽脑汁互相倾轧，在伟人面前，是不是显得太龌龊了？
　　我们在陈列室看相关资料，儿子便给我们拍照。
　　周红因为眼睛烧电焊时被灼伤，心情受到严重影响，与父亲跑到别处去了。
　　回来后，继续交谈。正君讲述了李敖关于搞“国民党”如同搞女人的论调，说，搞得跨不跨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搞……把周红笑得前仰后合。而此时天色已晚，不得不回到几十公里的地方上班。我们似乎都还没有尽兴，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尚未交谈的话题，且留作下次聚会的悬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