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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七）
妈妈是一个从不向困难低头好强的人。记得在扫盲运动期间,妈妈积极踊跃地参加了学习班。那时,我们住在祥凝胡同八号。东面不远就是十字街小学。晚上,妈妈就到小学里参加学习。夜校的教师是海军炮校的教官。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要照顾爸爸和我们的起居生活又要学习，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可是妈妈从不畏惧，她曾对我们讲，妈妈扫盲不仅是为了学文化，更是为我们做出个榜样。她希望我们长大后，能做一个有高文化水平，高道德修养的人。我们家是书香世家不能给族上先人蒙羞。
妈妈学习很刻苦，从不缺勤。晚上吃完饭也顾不上收拾碗筷，就急急忙忙携儿带女去上课。她总是最早来，最后一个走。有问题时，必须向老师请教明白才回去。有时回去太晚，我们都睡着了，妈就叫醒我们，背着抱着领着我们回家。做饭时，妈也边看书边用火钩子在地上练字。我记得饭做糊了好几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妈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记得有一次，妈的语文成绩屈尊第二名。妈不服气下一学期，经过她的努力，又独占鳌头。通过学习，她后来能看懂红楼梦福尔摩斯探案等书。
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思想僵化物质匮乏的年代。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着装为蓝色灰色及白色，单调死板服装统一。若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开庆祝大会。你会看到操场上空红旗飘飘，操场上形成一个沉闷肃穆的蓝灰白的混合体。绝不会象现在人这样，衣着打扮色彩艳丽五颜六色。当时参加聚会，台上人的发言，你都能背下来，年年如此，就是那样几句开头话。形势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那时，也是个什麽也要票的年代。买煤要煤票，买粮要粮票。大人每人一月二十二斤粮。除了几斤全麦粉面粉外，就是玉米面和地瓜干。工作人员优待，一月三十斤粮。那时副食很少，很多人粮都不够吃的。粮又分地方粮票，省粮票，全国粮票。在省内办事吃饭时得拿省粮票，光有钱你是没法吃饭的。出省你得有全国通用粮票。粮票要单位开证明到当地粮站去换，换成全省或全国粮票。换全国粮票不但要扣你的粮还要扣你当月的油票。布票每人每年六尺。有一个阶段，每人每年三尺。外国人戏称，中国人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做一条成人裤子需要六尺布）。鸡蛋每人每月半斤。还是经过石灰水泡制过的（防止霉变）。有位亲戚在国外的邻居讲，她亲戚来信告诉她，一天最多吃一个鸡蛋，蛋黄中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易患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她自我解嘲地讲，我连鸡蛋皮吃了也不会得这些病。得营养不良到有可能。油票每人每月一两半，肉票每人每月半斤。那时，若想买肥肉还要走后门，托熟人。平时每月每家半斤面酱。过年一家给一斤。过年还有优待，一家还给一斤麻姑酱（做香油剩下的渣滓）。那时，豆腐渣也是好东西，特殊人群才有机会得到。买棉花也用票，每人每年半斤。火柴票，肥皂票，点心票，理发票，洗澡票。票多的让你头晕。后两种票只有上班的职工才发，拿票不用再花钱了。它可直接当钱花，去理发洗澡。五四年还要求大家加入合作社。每户给发个证。记得六七年合作社发劵，妈妈还买了好几床棉花毯子，别人还羡慕得要命。
妈妈学过缝纫，她是个热心人。邻居们经常找妈裁衣服，妈是有求必应，义务为大家服务。有时忙到大年三十，自己的孩子过年都穿不上新衣服。邻居过意不去就给几张理发票，煤票等各种票。
那时，各家的经济情况都差不多。大家的要求也不高。饿不着冻不着就行。知足常乐，精神上没有太大压力。政府当时没搞计划生育，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那是有个顺口溜叫，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穿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时，穿破衣服吃孬饭光荣。我记得小学一位老师叫王荣晓是个全省劳动模范，她穿的衣服都补着补丁。有人讲，她穿新衣服也要补上补丁，怕别人说她忘本，变成修正主义了。
在那个年代，衣服都是棉线的，不结实。人们的劳动强度大，一年半载就破了。几乎没有人不穿补丁衣服的。现在的朝鲜就是咱们五，六年代的翻版。
那时除了工作之外，街道委员会和工作单位还组织各种义务劳动。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象冬天，每户分配往农田送几车肥，下雪后往农田送几车雪。农忙季节要下乡助农，下乡参加麦收，秋收。有时，直接把你的粮食分到地头，象地瓜等，你需要自己想法拉回家。每星期只休一天，还组织职工参加半天厂内的各种义务劳动。成立各种突击队，红旗手班组。大力宣传，这个月生产又创造多少颗卫星，又利用了多少业余时间，超额完成多少生产计划等等。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也是花样层出不去穷。植树造林，打扫街道，拥军拥属，计划生育宣传。大炼钢铁时，组织砸石子，推小车送料，收集废铁等。人们思想比较单纯，领导的话就是党的话。谁敢不听谁就是反党反对社会主义。
由于我们家家庭出身不好，妈妈处处带头，好好表现。有时，除了干完自己的任务，还帮别人干。那时定粮，吃不饱干着干着就饿晕了。爸爸身体不好，但分配的任务也得完成啊。拉着一车肥往农田送，金沟寨一路上坡，有数公里长。爸爸弯着腰把头低得与地面平行。艰难的迈着步，车盘在肩上直往肉里扎。妈在后面用力地推着。送完肥料回来一看，肩膀都肿了，勒出一道血印。
五八年大跃进，国家大力宣传三面红旗。工业学大庆，学王铁人。农业学大寨。领导讲资本道路是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只有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大家吃上了大锅饭。街道都成立了集体食堂。干完活，大家都端着碗排着队，在食堂打饭吃。家里的锅和一切铁器都砸了，炼了钢铁。象大门铁环，木箱门鼻等只要是带铜铁的统统要上交。领导们讲，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那时，谁家烟筒冒烟私自做饭，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与党对着干。并且街道领导还组织人到处去检查。那时大多数人象木偶一样，没有头脑，领导说什麽就信什麽很听话。可能有个别纯粹红透了的贫下中农敢越界。也仅能在下半夜，深夜一两点偷偷开个小灶，改善改善清汤寡水的大锅饭生活。
那时，我记得到处都是夸张的宣传画。一辆拖拉机拉的粮食堆的好高好高，粮食都顶着云彩。按现在交通规则，这种情况是严重超载，得罚款。还有祖孙三代拔一棵大萝卜。爸爸揪着萝卜叶妈妈搂着爸爸腰爷爷奶奶孙子一个连一个拔一棵大萝卜。炼钢工人手拿钢钎站在炼钢炉前，旁边一个表示生产进度红红的箭头直插云霄。还有很多吓人的口号，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超万斤。谁吹得厉害谁最革命。彭德怀就因为讲实话，受了批判。文革期间迫害致死。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文革期间，给她按的一个罪名是因为她讲过，亩产一万斤粮食，庄稼密得要用鼓风机通风。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也是搞得轰轰烈烈，全民总动员老人孩子齐上阵。小学生放学后，拿着苍蝇拍，小镊子，小瓶子。那儿脏那儿臭往那儿去。打苍蝇，每人还有计划，完不成计划还要受批评。到校后，值日的同学还要一个个的点数。超额完成任务的还可上光荣榜。那时麻雀也是四害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年龄大的学生及青年上树上房掏鸟窝，杀死还不会飞的幼鸟。家家拿着破脸盆，破锅等用木棍敲。吓得鸟儿不敢落下来，活活累死。现在麻雀属于益鸟，还受法律保护。若它们知道自己的祖先遭此厄运，不知有何感想。
那时，干什麽都轰轰烈烈，风风火火，全民齐上阵。心到是挺齐的。大家都是一根筋，单纯的几乎可称之为愚蠢。真正有不同看法的人恐怕也不敢暴露。要暴露那是找死。不过也挺好，小偷也少。孩子不论多小，跟着哥姐出去玩，大人不用担心孩子会被拐卖。
五十年代末，居委会成立了洗衣组，制绳组，缝纫组等。把家庭妇女组织起来。我妈妈参加了缝纫组。当时，会做衣服的仅妈妈自己一个人。后来她带了两名徒弟。缝纫组解散时，这两名徒弟都进了服装厂成了正式工人。缝纫组的房子是居委会给找的。每人自带缝纫机。那是我们还小。记得我们经常去找妈妈。在一间大屋内，摆放着好多缝纫机。都是两个缝纫机互相对着，人们脸对着脸干活。两机器间连着一块宽与机器宽度一样，长差几寸到地面的布，形成个大兜。做好的衣服都堆在里面。大家都低着头，喳喳地踏着机器干活。干的活多半是从洗衣组拿来的。有大衣，帽子等，进行重新翻做，也接军队送来的活。计件工资，挣一元钱公家扣四角，个人得六角。补一条裤子等于做半条裤子。主要补两个膝盖与后腚，容易磨破的地方。有时妈妈也做新衣服。象呢子大衣，棉大衣，中山装，裤子等。其他阿姨都做一些较简单的工作，如做坐垫等。那时，妈妈一天能做一件中山装外加一条裤子。在缝纫组临解体那段时间里，妈妈每月能挣到三十二三元钱。当时，工厂一个学徒工每月才挣十九元钱。二级工才挣二十一元钱。踏机器不是个轻快活，干完活一天下来，妈连路都不能走了。站在那里捶腰捏腿大半天时间才可以走动。
那时人太诚实了，一句谎话也不会说，傻帽。有一个阶段，活很少。妈与组中两个人想找个临时工的活干，于是到天成制针厂去应聘。人家讲，你们回居委会开个证明信就可成为正式工人。妈回来实话实说，委员会讲你是缝纫组的大粱，说什麽也不给开这个证明。若那时成了正式工，我们家的历史就会改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何时，老实人注定要一辈子吃亏。无论宣传的怎样天花乱坠，这永远是铁的事实。今后也不会改变。
撰稿人：臧琪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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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