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在外交部工作了一辈子的球友，给我们讲过一个自己文革中闪婚的故事，稍加整理，辑录于下：
　　
　　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当时学的是斯瓦西里语，小语种，很稀缺的。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一个非洲国家大使馆当翻译，一干就是五年，婚姻一直没有着落。眼看着就二十八九岁了，领导发了善心，特批给我三个月假，让我回国，解决婚姻问题。注意呀，婚姻是问题！我怀着感恩之心回了国。
　　
　　可这三个月就要解决婚姻问题也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吧！我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更谈不上婚嫁问题。我是外交部工作人员，上级对于我们的另一半要求又极其严格，家庭出身、个人成分、职业、海外关系等等，都有极严格的要求，这可怎么办？
　　
　　还是文革救了我，造反派说我是逍遥派，我的三个月假期结束了，他们也不让我回大使馆工作，可又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这就给了我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机会。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在一位外交部朋友的介绍下，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了。
　　
　　结婚仪式也很简单，在庄严的婚姻登记处，军代表先让我们背诵了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然后要我们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我是一个文艺盲，五音严重不全，“宫商角徵羽”，我至少要缺三个。好在当天有另外一对新人也来办理结婚手续，我们四个人一起唱，我当南郭先生光张嘴，军代表也没有过分难为我，就给我们的结婚证书上盖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章。那时的结婚证可真节约，连俩人的照片都没有，只是写上了两人的名字。证书两边可是有无价之宝：写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谆谆告诫。
　　
　　我们捧着这证书，诚惶诚恐地回了家。啊，我终于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神圣任务，我解决了“婚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