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树的空间

耶路撒冷啊，我的双脚站在了你的门内。

            —— 《旧约*诗篇》第122篇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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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在土地上挣扎了大半生，起早摸黑的辛勤劳作使他无暇旁顾，中年以后却有两件事情困扰着他。

第一件事就是衰老。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已经没有多少土地，但毕竟还要出勤挣工分，大伯青壮年时期体力透支太多，到了50岁上急剧衰老，参加生产队劳动已力不从心。二爷凭着自己的人脉关系把大伯调到专业队做了记账员。可是大伯笨，做不好这个工作，专业队的领导又不好辞退他，只好敷衍着让他干杂活。大伯又太敦厚不愿游手好闲，就每天跟专业队的社员们一样干活。专业队是烧石灰的，搬石头、装窑、出灰都是力气活，劳动强度竟比在生产队干活还要大。

有时候放学的路上，我在南门口的张店能看到大伯。他下了工，走到这个杂货店门口就进去喝一杯。就在柜台前站着，也不说话，放一枚五分硬币在柜台上。老板便从柜台上的酒坛中舀一碗酒给他，大伯徐徐喝下，这才转身回家。

有时大伯也能在路上遇见我。大伯从来都是低头走路。都说“仰脸婆娘低头汉”，可是这说法用不到大伯身上。大伯垂着头，确实是因为自卑。他几乎撞到我了才猛一抬头看见我。“要钱吗？”大伯大声说。大伯的听力因采石放炮受到损害，说话总像在吵架。

大伯说的“要钱吗”并不是他真的要给我钱，而且即使他真想给我钱，他也没有。这个是老家那边人们见面时最常使用的寒暄语。不过，我真切地知道，大伯和大娘也是真的关心我，对于一个没有父母照顾、只能跟着爷爷过活的孩子，他们跟村里众多的大爷大叔大娘大婶一样有着自然而真切的同情心。

第二个困扰大伯的事情，便是他们的住房。当年爷爷来匡楼定居，老亲戚家给他盖屋的地面有限，只盖了三间堂屋和三间东屋。大伯成家时二爷还小，爷爷给他住了三间东屋，二爷就跟着我爷爷住。后来二爷要成家，爷爷把三间堂屋中间隔断，分给二爷住，后来二爷家人口越来越多，爷爷又顺着堂屋往西边接了一间，仍让二爷一家住着。这是我爷爷犯下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他本来应该想办法盖西屋，让二爷跟大伯两家平等相对，这样大家才会相安无事。可是，也许是爷爷偏心喜欢聪敏又有地位的二爷多一些，也许是二爷格局大心思细对爷爷照顾的多一些，爷爷在两个儿子的住房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

大伯在张店喝完酒回到家已经有一点醺醺然了，吃饭前他还要再喝一点。那时候大伯已经有一点酒精依赖症的征兆了。不过这一次喝酒却是为了解闷。

大伯每次出门和回家都会经历一次心灵上的折磨。他住在东屋，出来进去都要走公共的大门，并且必须从二爷家的堂屋门口经过。这对于身为老大的大伯是一个羞辱。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心静如水，目不斜视、低头走过。但是相反，每次经过二爷家的门口，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扭头张望一下。这种张望并无恶意，那不是窥探财富和吃食，尽管二爷家在这两个方面的确比他更丰富一点。他是在仰望象征身份和辈分的堂屋。于是便有几分忿忿。

大伯后来续弦的、我的第二个大娘凑巧真的是个“仰脸婆”。她给大伯斟上酒，就在一旁不停地唠叨，都是几乎每天说的车轱辘话，老大的名分和利益啊，男人的尊严跟勇气啊，诸如此类。终于，大伯的炮仗捻子被点着了。

大伯是一个愚笨的男人，他表达的方式非常奇怪。他没有去堂屋质问我爷爷，也没有直面我二爷理论曲直，而是起身出门来到街上，围着村庄游行，一边扯着嗓子骂街。中国人的谩骂通常指向对象的女性长辈，污浊无耻下流至极，可是另一方面这种谩骂只不过是一种发泄方式，并无真实的含义，不能简单地从语句表面来理解。所以我爷爷和二爷一家都默不作声。然而大伯忘记了一件事，他是在他姥娘的门口骂街。莫名其妙又忍无可忍的老亲戚家终于出手，出来两人揪住他，不容分说就狠揍一顿。

大伯挨了打，酒也醒了，气也消了，悻悻然回家去。可是他心中的怨没有随着酒气消散。要是那样的话，大爷就不仅是愚笨，他更是一个百分百的窝囊废了。

刚烈和正气对于男人是难得的品质，但还需要起码的智慧。如若不然，那便是悲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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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的心病不是一时一事。在他爆发之前的许多年里，他曾经跟我爷爷（我奶奶已经去世）请求和协商过多次，要求调整住房分配，爷爷的态度总是很含糊，让他失望。大伯和大娘育有两男三女，到他闹事的时候，两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住到了别处，大女儿也出嫁去了婆家，家里剩下四口人完全住的开。可是大伯要的是名分，我爷爷的健康又每况愈下。他必须在爷爷咽气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没有我大娘的撩拨他也会爆发，只是迟早而已。所以，大伯这一次闹了，虽然挨打吃了亏，他不会善罢甘休，只会变本加厉。

1966年深秋的一个中午，天气很好。正是吃饭的时间，全家的人都在。

大伯走出屋们来到院子里，开始大声叫阵，所用言词不堪入耳。在他身后不远处，是我大娘和两个堂姐。大姐五大三粗的体格像她父亲，虽已出嫁生育却仍旧彪悍如初。她的在场非同寻常。显然他们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我爷爷闻声走出屋子，朝着我大伯凑过来。他没来得及说什么，大伯腰一弓，像牛一样低头猛冲，一下子就把爷爷拱倒在地。我冲上去抱住大伯。他嘴里喷着酒气，使劲挣脱，又作出斗牛的姿势对准刚刚爬起的爷爷。

二爷这边出来人了，不是二爷，他从来不在这样的场合露面。是我的堂弟百顺上来了。百顺当时正秘密地跟着一位被他称作“干爹”的老拳师练武术，一套小洪拳已经打得虎虎生威。他一把拉住大伯，再顺势一轮，大伯就晕头晕脑地坐在了地上。

大娘看到大伯吃了亏，赶快踮着小脚直奔百顺而来。按说大伯（已喝醉）一个大男人都不是百顺的对手，大娘那样的小脚老太婆更不在话下。但是二娘就只有百顺一个男孩，不能有一点闪失。二娘却是大脚。她麻利地、旋风一样冲过来，和大娘扭在一起。然后，所剩人马全都悉数参战，默契地根据自己的辈分各取对手，所以几位堂姐互相扯着头发缠在了一起。虽说当时没有外人围观，爷爷还是感到羞愧，早已悄悄告退回屋里歇着去了，二爷则根本就没露过面。院子里就只有两个大娘和两家的堂姐在战斗，我和百顺联手对付暴跳如雷的大伯。

我记得当时我对大伯特别憎恨，他似乎想要杀死我的爷爷，我的衣食提供者，我的生命护佑者。大伯的上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赤裸，他癫狂般地暴跳、怒吼，黑红色的皮肉由于愤怒和痛苦痉挛般地颤动着。大伯本来就笨，加上酒精的作用，他的动作愈发地生硬和笨拙，神志也不清醒，虽然奋勇作战但对谁都没有有效的攻击。看着大伯蠢笨滑稽的样子我厌恶至极，随手操起墙边的铁锨，对着他汗湿而油光的后背拍了一下，然后扔掉铁锨跑开。我承认我是这次战斗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使用器械的人，但是我要让大伯知道我是爷爷的保卫者。而且我只是“拍”了一下，力度也是尽量地温柔，我只要让他知道我的态度就可以了。铁锨宽大的平面和大伯的脊背相撞的效果符合亘古不变的力学原理，他没有多大感觉只是扭头看我一眼，咬牙切齿地咒骂一句，便作罢了。

我家的那场内战自始至终没有外人围观。我们家的周边没有外姓人，爷爷住在自己老亲戚的门前，那些舅姥爷舅奶奶表叔表婶等等也跟我爷爷一样感到羞惭，他们不方便参与，只好采取冷漠的回避态度。大哥一家住在村外的供销社宿舍里，他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介入。这跟大哥是不是亲生无关。刚结婚不久的二哥是大娘亲生的，他就住在我们家对门，不可能没有听见我们院内的动静，但是他们家大门紧闭，没有人出来。

这场战斗的结果在它刚一开始就确定了。大伯和二爷两家照旧各住各屋，只是从此断绝了一切来往，这里说的“来往”仅指话语的交流，因为长久以来两家就只有这一点来往，就像关系一般的熟人见面时招呼一声或者点一点头。可是如今就连这个也没有了。大伯和二爷从兄弟到邻居到陌路，最后成了仇人。当然，并不是大伯和二爷成为仇人，他们互不搭理，兄弟关系永远不会改变。我是说我的两个大娘成了仇人。大娘亲自动手在院子中间垒了一道墙，又把南院墙扒开一个口子做大门。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们不再和我们这边是一家人了。

过了几天，大伯家又实施了一个工程。他们把原来朝西的屋门堵死，在朝阳的南山墙上开了一个门。大伯和大娘的房门终于朝南了。大伯和大娘终于住上“堂屋”了。

原来住堂屋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不需要痛苦的盼望、殷切的争取和恶毒的咒骂，也不需要伤筋动骨伤心伤情的打斗，只要改一下门口就行了。大伯和大娘脑筋太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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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一个家庭的历史，虽是鸡毛蒜皮却也连绵不绝，其中缘由盖因生活本质属性所致。个体的生命之树不常青，却有后来者接替，生活之河不总是清澈，那河水却是永远跃动，奔腾不息。如此写来，没完没了。我家自从大伯改门后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又发生一些事情，不忍卒记于正篇，只好以后记形式简述如下：两年后我爷爷去世，二爷把爷爷的老屋连同自家的“堂屋”统统拆掉，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建了一幢四间的砖瓦房。有一个细节：那场内战过后，爷爷牵着我的手在院子里划地界，说待爷爷死后，某某处到某某处，其中的所有物产全属于我，并植树为界。爷爷没有法律意识，他说的这话就像风一样刮过。所以，二爷的新房建起来以后，爷爷种的那些树连同他承诺给我的财产也全都随风而逝。然后又过一年大伯去世，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二爷所建新房的打击，那个打击可比我的铁锨或者百顺的拳头都沉重得多。本篇所记的几个主要人物，还有我大娘，她老人家几乎是跟着大伯一起走的。我二爷在他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里寿终正寝，他做了一辈子会计，兢兢业业两袖清风，曾经进省城受过奖。我二娘至今还活着，已经九十多岁。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还有一件事：大伯家的东屋如今也不存在，他的孙辈在那个地基上建起了跟二爷家一样的砖瓦房，两家的屋山是紧紧挨在一起的。——当然，是“堂屋”，是坐北朝南的堂屋哦。

（本篇内容部分取自本人拙著《叶草华年》第一部《白钟》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三节。2018，3，29，写于新城文景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