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了，在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
　　你走了，当你的忠诚被昏庸和固执捉弄，当你的理想幻化为泡影。你，选择了清清河水。
　　你走了，那个穿着一身战国袍、发髻高耸、胡须如楔、腰挂佩剑的形象男人，永远定格成一道时代的裂痕。
　　你走了，你的精神和气节，在汨罗江里流淌了2289年。
　　诗人啊，你不明白！
　　你，既然选择了香草和美人，你为何还要挂着佩剑呢？
　　香草和美人，那是用来欣赏和呵护的，佩剑，是用来屠戮和自刎的。
　　文学和政治，鲜花和佩剑，美丽和粗俗，温柔和残暴，那是何等的格格不入？那是何等的幽默和讽刺啊？！
　　诗人啊，你不明白！
　　楚怀王，一个地道的武夫。
　　一个用眼睛和耳朵来喘气的极品混蛋。
　　一个视忠诚为叛逆的每天只知道在后宫里和妃子们调情打闹沉溺于权利和物欲而不思进取、不顾百姓死活的种猪，你居然幻想着把美、把智慧和理想奉献给他？
　　那个被称为“三闾大夫”的、在节日或庆典时刻主管祭祀的、闲来无事给贵族的孩子教教课的职务，真的让你那么流连？你，真的糊涂！
　　诗人啊，你不明白！
　　陶潜，五柳先生，田园居士，那个信誓旦旦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男人，竟然莫名其妙做了几天县令。
　　李白，李太白，诗仙，那个“狂到世人皆欲杀，醉来天子不能呼”的青莲居士，为了所谓的理想和抱负，以几近卑贱的方式向政治家们兜售自己，最后不就只混了一个“翰林”-----皇上的文学侍从，最多相当于现在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办公的办公室主任。
　　司马光，那个孩提时代就知道“砸缸”救人的神童，那个七岁就能够熟练背诵《左传》的天才，本来可以一心一意做一个干净文人的“君实”先生，偏偏要去弄一个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大官来缠身。并且，因为意见相左，想方设法干掉一个敢于改革的文学政治家王安石。
　　要做政治家，就不要来玷污文学，要做文人，就不要去羡慕政治家。
　　因为，文学与政治联姻、媾和，文人就已经不再纯粹了。
　　诗人啊，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文才，并非就是治才。
　　读书多、见识广、学历高的人难道就一定有治才？就一定有治国安邦的管理能力？你看看，真正的政治家：秦始皇，唐太宗、忽必烈、顺治、袁世凯、蒋中正，有几人，专专心心念过几天书？有几人，不是舞枪弄棒、凭借手中那一块尖锐的冷铁，叱咤一时甚至风云一生？你再看看：醉翁欧阳修、子瞻苏东坡、八旗子弟曹雪芹，每个人都著作等身，流芳千古，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又有多少可以圈可以点的呢？
　　诗人啊，你不明白！
　　其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是纠结的。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就是一种矛盾呀！
　　多少文人，凭借手中那支彩笔，凭借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曾经名噪一时。那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快活？但是，因为崇尚权利，因为媚俗于政治，处心积虑做官了，想当然可以为国为民谋幸福了。可是，当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黑暗，不适应朝廷的三叩六拜的时候，又觉得龌龊了，又开始厌倦了，又开始怀念闲适个性的美好时光了，又开始想着隐居或逃避了。
　　诗人啊，你不明白！
　　其实，一个真正的文人，是许多政治家或者野心家所羡慕的、害怕的、附庸的。
　　号称“大帝”，创造了所谓盛世的乾隆，一生写诗上万首，虽然他的诗歌，也许只是引起妃嫔们一次又一次的争风吃醋，也许只是博得文武百官们苍白廉价的赞誉和讨好，虽然把乾隆扔在诗人堆里就像把毛驴扔在马群里一样，但是，可以看出，他好羡慕文人哦！政治家也害怕文人：“焚书坑儒”“文字狱”“文化大革命”等事件或运动说穿了都是政客们害怕文人的跳梁之举。政治家还附庸文人：在现代社会中，不是有许多带“长”字的官儿们到处去弄一些文学顾问来当吗？不是频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吗？不是喜欢到处题词涂鸦吗？
　　诗人啊，请你告诉文人们：
　　既然选择了鲜花，就要远离佩剑。
　　既然选择了文学，就不要媚俗于政治
　　既然要做一个真正的文人，就要敢于挺起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