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那些年，就是一个不必弄清楚的好多年。说是泡大年，那是因为才参加工作到了大西北，那时年轻没成家，又有规定探亲假不得超过12天，这还是对单身的规定；如果是成了家，只能四年一次，还得是父母健在，是规定四年一次只能探父母。而且，就是单身请探亲假，还得看看工作离得开否，因此，才参加工作遇到过年，因为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又加上民航系统在过年时因为需要不停航，我们无线电台也因为战备需要24小时工作，那就得和一群年轻的伙伴泡大年了，所谓泡，真是形象，挨的意思啊！也就是找乐子、找机会、找伙伴、找地方，这就不是过大年了，简直是泡时间、熬年节，不就是泡大年了么。
　　
　　一群年轻人，大年三十在单位食堂一起包饺子，吃过年饭，就齐聚在一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做单身时，每年都会这样。
　　
　　在那个年代，思想单纯，其实还是很快乐的。自己找乐子么。晚上，大约有20多个单身男女齐聚在候机室，把一串串的纸花吊在候机室大厅，把候机室的壁炉填满硬煤，在候机室顶部四边安装上彩色灯泡。那时，没有市电，年三十晚上机场的发电机一宿不停电。等这些都布置完了，我们七八个爱好者拿起单位给买的铜管乐器、中国乐器，开始了疯狂的演奏。其他的男男女女就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我们机场在1957年建成了一座新的候机室，是水磨石地，在当地独一份。虽然离市区三十多公里，一到三十，白天就有很多在市里地方工作的、也是单身的原籍是外地朋友打电话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场地好，又知道了年三十在候机室办舞会，因此一定会打电话也一定会来的。慢慢的名声起来了。大概在1959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人们的精神上的困苦，毛刘周朱在中南海经常跳舞，青年团也传达这个事，作为一个任务，组织上就很支持，舞会也就扩大起来。那一年，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也要来，平时周末经常来参加舞会的那些年轻人都说要来，因此这一年的舞会特别让人难忘。
　　
　　机场有旅客灶。那时，飞的飞机都是伊尔十四，一种双引擎32座位的苏式飞机，飞行速度表速只有360公里/小时，从北京或者乌鲁木齐起飞到了酒泉就是中午了，必须吃饭。那时能坐飞机的都是厅级以上人士，因此旅客灶是特供，饭菜在全国有名气。因为这年地委领导来拜年，领导特别通知给舞会准备夜点，这样一来，那夜跳到了凌晨三点才散。
　　
　　因为每周舞会，地区文工团的乐队和演员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另外还有邮电局、医院、银行这些外地人多的单位男女朋友，都会来参加。
　　
　　开场，是习惯性的“金蛇狂舞”乐曲，我们的铜管乐和文工团的民乐共同演奏。那时不叫交际舞，叫做青年舞。开场的舞曲“金蛇狂舞”是快四步，但是习惯性的没人上场，所以奏了三个来回就停下了，紧接着就是老套套的“步步高”，也是快四。这时，文工团长就会带着几位漂亮的演员到地区领导席前，等领导上了场，其余的人就会蜂拥而上。快四步很能提高舞会的热度，而且很多人会跳“点四”，旋转和有节奏的点地，煞是好看。这一场跳过后，就不再管谁是领导谁是百姓了，不分先后随便上，每场都爆场。候机室只有300平方米，来的人有二百多人，那场景能不爆满么。我们乐队也就轮流演奏轮流跳舞了。铜管乐主要演奏快三、快四舞曲，民乐演奏慢四慢三。那一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才出现，我们的横笛、小提琴和文工团的民乐选在第三曲合奏这首曲子，我拉小天琴，大李吹横笛。这首曲子在那个时代最受欢迎，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谓的“封资修”理论还没有轰炸社会，所以卿卿我我的乐曲引起大家纷纷上场，在优美的慢四乐曲中，人们跳得陶醉了，一场大约有十来分钟，接下来的“彩云追月”才开个头，还没有下场的人们噢噢乱叫、胡乱鼓掌，大叫着“梁祝”“梁祝”！乐队只好再演奏“梁祝”。
　　
　　那时的候机室很简单，没有安检，大厅直接上飞机，所以，除了大厅还有三个大小不等的贵宾室。文工团的男男女女来的时候穿的是一水的军大衣，到了以后，分别到小候机室里换上跳舞的衣服。我们和其他来的客人，也都这样，大都是里面换上一条棉线内裤，外面穿上一条好一点的裤子。那时很讲究。我们民航虽然都是发的毛哔叽制服，跳舞时也都换了。人家给我取名“斗咪嗖”，因为我跳舞穿的是一条很抖索的毛料藏蓝裤子。我在网上有一张拉小提琴的照片，看到的网友知道我那时很帅气。我又是工会的兼职副主席，招待客人和组织活动都是我的事，跳舞也是顶尖的高手，现在叫做白马王子吧。所以，文工团里一位谭月琴的姑娘，算是舞会上的皇后，总是我们两个人跳，一般跳到哪里都会引来别人的注视，都是看我的舞步。
　　
　　舞会到了晚九点半，文工团的会去换衣服，大家都坐在一起聊天。椅子少，一些男士站在一起，眼睛不离女士群体，大概是说下一场找谁跳或者是议论女士们的魅力。文工团报节目了，旅客灶的师傅们已经给周边靠着墙摆放的桌子上满了点心和糖果、茶水。那时人们虽然生活匮乏，但是在这种场合都很绅士，一般不抢不拿，只是过去吃上一点点。实在也是给女士们看的，那叫做派。文工团演上几个小节目，地委行署的领导们开始讲话，给大家拜年，然后就走了。他们一走，舞场上少了些许的拘束，舞会更加红火了。
　　
　　初二、初三继续放假，不值班的会去市里，和友好单位打篮球。可笑的是，我们篮球队员只要去比赛，都是穿大褂，统一做的，深棕色。我已经是国家二级裁判，也是穿这种棕色大褂吹哨。队员们的球服却是天蓝色，那时各地民航的球队都是这种颜色，象征着翱翔在万里蓝天。我们打球以后，就会去邮电局大礼堂，还是跳舞；文工团初一初二到公社慰问演出，初三休息一天，据说那天不能演节目，否则一年都会吵架的。所以初三他们举办小型舞会，在练功房，只邀请我们和银行的人参加。练功房也是水泥地，点四跳不成了，何况第二天他们还要去演出，我们不带乐器，又是民他们的乐队伴奏，所以慢步舞很多，只是在午夜快散了时，才来一曲“金蛇狂舞”。
　　
　　三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单位的外号叫做大舞迷、小舞迷王耀林和老李却还是没有跳够，上班休息时会抱着椅子嘴里念着砰擦擦转悠。一般的过了春节后我们会连续在周六办舞会慢慢冷却了热度，走入正常生活。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了无产阶级思潮，跳舞的事也就少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跳舞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彻底废除了。后来过年也就没什么了。我们乐队和一些年轻人组成宣传队，春节到农村去宣传革命思想，后来是宣传毛的思想，不过，人的思想单纯，加上年轻人好动，也还是觉得有点事做还不错，不过那种泡大年的味道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