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界定围观，必须持续地看待围观中和围观后，客观、全面、准确地分析当事人的心态、语言和行为。我们在生存与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一些教育，受到了一些影响，养成了一些习惯，增添了一些欲求。

　　提一个很小的问题：你围观过吗？本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自己过去就当过围观者。年幼在乡村，物资不丰富时，围观过代销店里的糖果饼干；稍长几岁初生牛犊不怕虎时，围观过红了眼睛的牯牛斗角；再后来，围观过骂街打架扯皮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年了，围观的方式自然也就多了，比如阅读典籍围观历史上的中外古人，透过媒体隔山隔水围观五大洲四大洋的洋人，站在街头围观叫卖各类商品与乞讨的陌生人，坐在影院里围观表演“风花雪月”的艺人。
　　
　　坦言，居于陋巷的“小我”，个人于之围观方面，可能仅此这般经历。于是，查阅了一些关于围观方面的典籍，拓展视野，丰富知识，顺便写下了下面一些如读书笔记般的文字。
　　
　　（一）
　　
　　近日，心里一直纠结着围观这个词语，以至于近乎牵肠挂肚，起因只是因为一张老照片。这张有百年历史的老照片，由美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实景拍摄于1900年8月14日，记载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照片上，除了攻城的八国联军外，赫然见无数京城百姓围观。有文章介绍，八国联军兵力总共两万，清廷兵力为之十倍共二十万，国人总数为之两万倍共四亿，且清廷武器装备并不落后于八国联军。悬殊的比例，相当的装备，清廷完败，除了拿出巨额“赔偿”，最终导致清廷的彻底覆灭。
　　
　　圆明园遗址上的残岩断壁，可以算得上是无声胜有声的物证；这张老照片，可以算得上时无形胜有形的试听资料。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照片上的光阴，已经被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带走；因为，照片上的那些人物，已经被历史的尘埃厚厚覆盖。留下的影像，鉴证了一段历史，鉴证了一段耻辱。我们不知道，这张老照片是如何被保存到今天的；我们也不知道，一个多世纪之后，这张老照片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更不知道，看到这张照片的第一个国人是怎样的心情。不忍心，的确不忍心，去怪责那些已作古的围观者；不忍心，的确不忍心，再看一眼照片中围观者麻木的神情。
　　
　　拍摄这张照片时，清廷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已经悄然逃离京城。相形之下，这些围观者，虽然是沉默无语地作壁上观，但他们敢于站在城墙之上的行动，远比曾经独断专行、“叱咤风云”多年的太后更有勇气。
　　
　　逃避，围观，皆令人心痛！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将这张老照片照片背后的弃都与照片上的围观，定位为“国耻”。
　　
　　（二）
　　
　　其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的古代人并非都是如清末那些人的。上溯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关乎围观的史料钩沉，其中不乏不屈节、不畏死的民族英雄，名扬千古。
　　
　　公元263年，三国魏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作出这一决定，重要原因是嵇康平时“远迈不群”，鄙夷投奔司马昭集团的好友山巨源，撰写《与山巨源诀别书》一文，得罪了当权者，司马昭为扫清其帝王之路的障碍，“以淳民风”。临刑当日，三千太学生在刑场上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太学生们的“无理要求”遭拒后，面对围观的众人，嵇康惟一的要求就是要过一架琴，奏毕一曲《广陵散》之后，时年三十九岁的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戳。包括三千太学生在内的围观者，无助地看着嵇康从容地面对死亡，也看到了一种闪亮的人格魅力。
　　
　　提到唐代的颜真卿，今人都会习惯地联想到“颜体”，提及颜真卿盖世的书法，却很少有人知道颜真卿“死而不挠”地面对过上千人的威逼。唐代安史之乱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人举兵反唐，攻陷汝州，年逾七旬的颜真卿奉唐德宗之命前往汝州“招安”。颜真卿见到李希烈后，遭到李希烈部将和养子等一千余人包围，这些人手持兵刃，叫嚣“将食其肉”，颜真卿没有屈服。多次利诱威逼失败之后，李希烈派人点燃淋了油的木柴，“不能屈节，当自焚”，颜真卿毫不犹豫地准备投火自焚。最终，颜真卿在大骂声中被缢杀。大胆地猜测，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李希烈打算先是“诱胁”，再让他的部将与养子围观颜真卿变节，更加死心塌地地更随其“共成大业”。但是，李希烈拨错了如意算盘，他的残忍行径，愈加映衬出颜真卿的“义烈”。颜真卿被后世之人誉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
　　
　　同样是围观里的人和事，同样是炎黄子孙。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嵇康，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颜真卿，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时老照片里面和不在照片里的人，我真的无法估量他们的距离究竟有多远。这不是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而是人性与道德的距离。笔者已经过了“愤青”的年龄，也没有研究历史的责任与义务，但依然可以保留愤怒的权利。
　　
　　（三）
　　
　　心里学上讲，围观归属于感知事物的过程。近代史上，通过围观中国国情，“最真切”地感知到国人人性弱点的，居然是一个日本人。
　　
　　就在在那张老照片诞生后不久，历史由清末至民初。一个日本人悄悄进入中国，打着参与支持辛亥革命的旗帜，围观国内局势。错！其实他的无耻行径，是称不上围观的，应该是一种不坏好意的窥探。他就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战犯，“9.18”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
　　
　　近年，国内某媒体言：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注：此段文字为原文）
　　
　　果真是“失望”了么？姑且不论“失望”一词用在此处，究竟是褒义贬义；我们也无法再去穷原竟委，质问战犯石原莞尔当时究竟是“失望”还是“窃喜”。封建思想意识占据社会主流，武装军阀明争暗斗时局动荡，可谓“国家多难，民不聊生”。石原莞尔等人看到了民国与民国国人的“短板”，嗅到了“契机”，萌生发动侵华战争妄想。
　　
　　回头看看，这段历史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当清楚，石原莞尔提出了一个“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的论断；我们当清楚，石原莞尔成为“满洲国建国之父”；我们更当刻骨铭心，石原莞尔策划“9.18”事变，成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9.18”被确定为“国耻日”。抗战胜利后，被列为战犯的石原莞尔，侥幸逃脱人类正义的审判，却还是在五十九岁死于疾病。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关于历史上的人和事，是不能轻易下论断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借口，忘却石原莞尔等不怀好意的那次围观，忘却那场战争中被剥夺同胞的生命与被掠夺的资源。
　　
　　（四）
　　
　　围观这东西，是不是归属于人的天性？围观这东西，究竟源自哪里？围观这东西，究竟是“善根”，还是“孽根”？古今中外的先哲，没有一个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我们更是无法拿出准确或恰当的答案。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在历史上确有真实版本，也是至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史上最血淋淋的一场围观。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名将袁崇焕因莫须有的“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之罪，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京城百姓因深信“袁崇焕通敌，引来清兵”，“愤而围观”。明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记载下这一场面：“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袁崇焕是英雄，一个真的英雄。他生前曾言，不惧怕死于战场，而惧怕死于流言，结果真的被流言击中。流言的确很有号召力与煽动性，以至于袁崇焕被凌迟，甚至被京城百姓“生啖其肉”。
　　
　　仅就袁崇焕之死来看，肯定不少人会认为围观“本恶”。其实，对于人的天性究竟“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古人一直就有纷争。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人性的定位，流传至今，最富盛名的还是告子的主张：食、色，性也。
　　
　　界定围观，必须持续地看待围观中和围观后，客观、全面、准确地分析当事人的心态、语言和行为。我们在生存与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一些教育，受到了一些影响，养成了一些习惯，增添了一些欲求。这些东西，汇聚成一股力量，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人性使然”，控制着人的大脑，支配着人的思想，左右着人的行为。养成是可以决定性格的，也许，围观只是后天养成的一种具体表现。
　　
　　围观的问题，越是深究越糊涂，是不是应验了西方现代哲学开创者尼采说的一句话：人的情况和树相同，它愈想开向高处和明亮处，它的根愈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处，向深处------向恶。尼采的话，信不信由你。他的生命只有五十六年，四十五岁之后，出现精神分裂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