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家人》观后

　　前些日子，连续几天观看了《温州一家人》电视剧，深深地被剧中的情节所感动。这部励志剧，以温州一户普通人家的奋斗纪实,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转型变化的大历史交汇,呈现出一代创业者的智慧、意志和情怀。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瑞安古树村农民周万顺一家生活十分艰难，为了改变命运，大胆的周万顺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老宅卖掉，送女儿周阿雨去意大利读书，自己带着妻子赵银花和儿子周麦狗背井离乡到温州去谋生。由此，一家四口人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写。
　　刚进城，一家人就住在温州城郊临时搭盖的一个破旧木房里。周万顺夫妇从拾荒做起，生活过得很艰难。但不久，周万顺从一经销商那里拿到代销皮鞋，他摆地摊卖起皮鞋，后又到外省到处推销皮鞋、电开关，中间不乏有被工商管理人员“追杀”四处逃窜的经历。由于他勤劳，赚了不少钱办起了皮鞋厂，但最后为了赚大钱，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陕北开采油井上……。
　　周万顺的妻子赵银花勤劳勇敢，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一开始她与丈夫一起捡破烂，接着她从代销纽扣做起，逐渐做到批发纽扣生意。后来她开起了自己的纽扣厂，但为了支持周万顺石油事业，她也把钮扣厂卖了……。
　　儿子周麦狗到东北去闯荡，他从当店员做起，后来自己开眼镜连锁店，但不幸的是：父亲去他那里，修的电开关引起了短路，眼镜店被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他只好回到了穷陕北。他在农村的小学教书，认识了漂亮清秀的女孩禾禾并与她结婚，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知足平淡的生活。
　　女儿周阿雨14岁被送到意大利读书，她听父亲的话决心不混出个名堂绝不回国。她半工半读，她在餐馆勤劳打工，在校读书刻苦，毕业后，她开过餐馆、做过纺织女工、卖过女装。她在做服装生意时被犹太人巨商塞萨尔陷害，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她没有被击倒，她团结那里的温州人，用她的智慧与塞萨尔智斗并最终获得了胜利。她开服装超市赚了大钱，她寄钱给父亲，让他继续开采第六口油井，这次开出的是个高产油井，这使穷困潦倒的父亲得以“咸鱼翻身”。
　　周万顺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到前五次油田的开采，但都出不了油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已山穷水尽。电视剧里有个情节令人感慨：在饭店里，周万顺看到吃饭的人刚走，他就疾步上前，抓起桌上剩下的饭菜就往嘴里塞，店老板追了过来，喊着“你败坏了我的生意！”赶他出门。一个当过温州鞋厂厂长的人竟然会落到当乞丐的地步，这真是令人感到辛酸。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歌儿唱到“心若在梦就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实际真正做起来可就没那么那么潇洒了！剧中有个叫“四眼”的同村人就因为开采了几口不出油的油井欠了一屁股债，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了。
　　周万顺的创业之路从破釜沉舟——卖掉老宅开始，一路走来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可他从不言败，每次失败之后斗志更加昂扬。他始终坚信：只要能吃大苦就能赚大钱，他的那种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闯劲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但话说回来，周万顺冒险行为还真让人为他捏一把汗！倘若不是得到他女儿的帮助，还不知结局会如何；真不如他老婆的创业模式来得稳妥。赵银花做事留有余地，稳扎稳打，她办的钮扣厂虽说不及丈夫的油田钞票“滚滚来”，但也是财源不断，重要的是不必担太大的风险。按理说，周万顺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创业办厂而不是像电视剧说的那样各自为战，这才符合大多数温州人经商常规。
　　说“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剩下一个还是准老板。”谈起温州，留给人们最初印象是温州质量低劣的皮鞋，谈起温州人，会让人想到风靡全国的温州炒房团，而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温州商人的足迹，温州人被世人喻为东方的犹太人。
　　温州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地方。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改革开放前，交通不畅（三面环水、背靠大山），若想走出去只有水路一条（温州方言中“水”“死”同音，在文革末期温州老百姓戏称温州只有死〈水〉路一条）。恶劣的自然环境，逼着温州人只能走出去寻找生路。温州人的成功毫无疑问是逼出来的、闯出来的、干出来的。
　　温州人的成功总会有人羡慕，可我们是否想过：我们能像温州人一样吃大苦吗？就我们老三届知青这一代人来说，我们下乡也吃过不少苦，但比起温州人还是逊色的多。80年后，我们刚从农村调回到城市，大多数人为能努力争取到一个“固定工”已“热泪盈眶”了，如果不是碰到企业改革要“下岗”，谁会主动去“下海”？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铁饭碗”上；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安于现状，惰于改变现状，缺乏温州人的奋斗精神。
　　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的观念也应该改变：现在已没有什么“国营企业”、“铁饭碗”了（进事业单位、当公务员毕竟是少数），现在的企业基本上都已私有化了，你不自己创业只能替别人打工；想过好日子、想赚大钱就只能走创业这条路。
　　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人凭着勇敢、勤劳、机智去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真是令人折服，温州人这种敢于挑战命运的勇气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2013年4月15日
　　本文发表在《厦门知青艺术报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