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文/袁平银

一九六0年的秋天。七岁半的我，应该上学了。

　　但家里越发穷了。不是饥寒交迫的穷，也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而是深入骨髓的穷，是在死亡的边缘上苦苦地挣扎的穷。穷得连我自己都不敢说去上学了。

　　但我仍然要去上学。因为我记住了父亲叫母亲和大哥多送我念点儿书的嘱咐。我那时虽然还不懂得什么叫临终遗嘱，但父亲临死时说的那些话，却成了我坚决要求上学的理由。

　　但家里任何人都不理我，母亲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唉声叹气，一脸的无可奈何。大哥似乎处处躲避着我，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他的面。即使见了面也是一脸的凶相，根本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但我仍然要去念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人生的命运就像下象棋，一步走错就会满盘皆输，甚至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和无穷的悔恨。我等不及了，也不想等了，与生俱来的倔强和不甘屈服于命运摆布的坚强性格使我打听到了准确的报名日期，然后就一连数日一言不发，在心里暗暗地打着自己的主意。

　　报名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乘家里人都还没有起床，就把母亲的一件破褂子穿了，偷偷地向学校跑去。

　　我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无边无沿的黑暗还覆盖着世界。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山路就像一条黑色的带子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

　　可怕的不是山路，而是树林。山路两旁的树林到处都是黑黝黝的，就像一张张黑色的大口随时都有可能把我吞噬。树林里这里也有响动，那里也有响动，好象有无数只野兽都在那里等着吃人。我在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目不斜视地跑着，毫无顾忌地向着我的既定目标进发。我的脚板被石头棱子划了一道道的血口子，汗水打湿了我身上的破褂子，但我仍然跑着。似乎不这样跑，家里人就会把我揪回去或者消失在这个黑暗的早晨。在天亮的时候，我终于跑到了学校。

　　我到学校报名的时候天才亮，整个校园都是寂静无声。我大约等了两个小时，才见熊老师和陈老师一只手抬着条桌一只手提着椅子出现在学校门口，等着学生来报名。

　　熊老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得又矮又粗，坐下后，就叼着一杆旱烟袋抽起烟来。

　　陈老师是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长得又高又细。坐下后，就倒一缸子白开水慢慢地喝着。

　　我怯怯地走到条桌旁站定，面对两个老师鼓足勇气说：“老师，我要念书。”

　　熊老师和蔼地问：“你叫啥名字？今年几岁了？”

　　我大胆地回答说“我叫袁平银，已经七岁半了。”

　　熊老师又问：“你的家是不是住在大黑沟里？你的父亲是不是叫袁太华？你的大哥是不是叫袁平和？”

　　我肯定地点点头，算是回答了熊老师的问话。

　　熊老师又问：“那么远的路，你咋一个人来了？你大哥咋不送你来报名啊？你带钱了吗？”

　　我一听，急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念书还要钱。我目瞪口呆地痴立在熊老师和陈老师的面前，眼泪水竟“刷”地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熊老师慈父一般抚摸着我的头，轻言细语地说：“别哭别哭，爱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跟老师说，你是不是没带钱？”

　　我抬起脏兮兮的手擦干眼泪，抽抽嗒嗒地说：“我家里穷，我是偷偷地跑到学校里来的！”

　　熊老师愣了一下，就轻声地责备我说：“你这个孩子的胆子也太大了，没有经过家里大人的同意咋就跑到学校里来了呢？你这不是胡闹吗？”

　　熊老师说完这话就不理我了，又把旱烟袋塞进嘴里抽起烟来。一团一团的烟雾从熊老师的嘴里吐出来，霎时间就在空中消散了。我见上学的希望马上就要象烟雾一般地散发掉，就壮了壮胆子，“扑通”一声跪在了熊老师和陈老师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说：“老师，钱我先欠着，我以后去打了野苎麻和五味子再还给你们，你们就收下我吧！”

　　熊老师忙绕过条桌来拉我，一边拉一边说：“你这个孩子，跪个啥嘛？快起来，快起来！”

　　我左右拧着身子，倔强地说：“我不嘛！不嘛！你们不收我我就不起来。”

　　熊老师取掉嘴里的烟袋叹了一口气，磕掉已经熄灭了的烟灰，跟陈老师说了一点什么，很仔细地从条桌上拿起一本又一本的新书，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一双手捧着，十分庄重、十分诚恳地递给我说：“拿着吧，孩子！这书是我和陈老师送给你的，不要钱；学杂费学校也给你免了。你明天就可以来上学了。”

　　我接过崭新的课本，只觉得鼻子发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毅然跪倒在地，给熊老师和陈老师磕了几个头。

　　熊老师也不看我，很快就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叫我交给我大哥。

　　回到家里，大哥赌气似地接过熊老师写的纸条，脸一下子就黑成了锅底。不过他没有责备我，一转身就点亮了家里唯一的一盏桐油灯看了起来。

　　除了婆躺在床上之外，其余的人都在如豆的桐油灯下坐了下来。大哥看完纸条后首先看了我从学校捧回来的新书，其他几个哥哥姐姐也都轮流地看了我的新书，就连婆也把新书要过去拿在手里抚摸了片刻。实际上，一家人都目不识丁，他们传看我的新书，无非是一种好奇、一种羡慕，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儿嫉妒罢了。

　　我念书的事终于提到了成了全家人的议事日程。既然老师给了书，学校又免了杂费，如果再不让我去念书，似乎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了。但事情也是明摆着的，如果让我去念书，那书包怎么办？铅笔怎么办？作业本怎么办？还有衣服怎么办？裤子怎么办？鞋子怎么办？在家里可以精身子、光屁股、打赤脚，但到学校去念书总得有块遮羞布吧？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面面相视，都不说话，好象是重大战役之前的那一种沉重的宁静，又象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一种浑浊地沉寂。

　　我十分珍惜地把新书抱在怀里，揣揣不安地一会儿看看母亲的脸色，一会儿又看看大哥的脸色，就象一个犯人坐在被告席上等待宣判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沉默有倾，还是母亲先说了话。母亲对大哥说：“平和，这件事还是你决定，你是当家人，如果你能叫银娃子去念点儿书呢就叫他去念点儿书，如果你不能叫他去念点儿书呢就叫他去把书给老师退了。反正我老了，身体又不好，又挣不来钱，银娃子念书是给你这个当大哥的增加负担，你看着办吧！”

　　大哥阴着脸，眉头打着结，没有立即说话，沉默着。

　　我心里十分着急，也十分害怕。我知道，大哥点头或者摇头都将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屋里寂静极了，寂静得油灯火焰的闪动声都能听得见。

　　大哥思索了很长时间，终于说：“银娃子要念书，我从心底里是赞成的。一是我们袁家祖祖辈辈都没个读书人，现在赶上了新社会，理应出个把读书人；二是银娃子的体子弱，根本就不是干农活儿的料子，不叫他念书咋办呢？三是银娃子聪明，可能还是个人才，如果不让他念书，就把他这个人才给埋没了；四是父亲临死时有过交代，叫我们想办法送银娃子多念点儿书，我们不能违背了父亲的遗愿；五是熊老师给了书，还写来了信，叫我们一定要送银娃子念书，我们应该承熊老师的这份儿人情。所以，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送银娃子去念书。至于困难嘛，我认为是暂时的，度过这一段困难时期，也许慢慢地就会好起来的。

　　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大哥做出这个决定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