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有一年春天，七八岁的二弟上楼去玩，将那台机子搬倒，砸断了腿。请医问药的，治了三个月，才慢慢恢复。父母因此恨那机子，才将它拆了，丢在山墙边。

　　我们村有九个生产队，其中一至五队集中在窝子。窝子这地方，处在远离河谷的山中。其名之所得，据说这个地方在有人居住之前，是一片枇杷林，也是果子狸的乐园。由于果子狸吃枇杷果，那苞谷子大小的内核不能消化，排泄出来还是老模样。所以，窝子的歇后语就叫：“果子狸吃枇杷”。
　　
　　村的西南是一匹四五十米高的岭和山岭让出来的一生谷地田野，也是村中可远眺数里的开阔地。东南是一座高数百米的佛塔状的大山，因上有古堡，我们叫它屯上，近村山腰以下有葱郁林木。西北是一座飞凤形的山丘，人称包包上。山丘从下到上，错落地摆着瓦房、石板房、草房。站在屯上看，装如旗帜。东北是一座叫沙坡的山。从寨中看，山如象身，不算高大，却显得宽厚结实。中间有高十来米的梯地，而上下的梯地呈长条形，并且地埂不过米把两米高。三十年前，山腰上有一大片刺竹。而今，连刺竹地都变成了一栋栋的楼房了。
　　
　　记忆深处，这刺竹虽然不过两米左右高，但却显得实心，强健，有如我常年劳作在这里的父老乡亲。这刺竹好做面棍。将它砍来后，削掉每一竹节处的一圈的刺，就显得光滑无比。面条做出来，用这刺笔面棍接来搭齐，一挂、一挂地放在不足半米宽的木架上，阴干后切成八寸长的面条，并用报纸之类包成一把、一把的，算是加工结束，可结账了。
　　
　　那时，在六枝大用煤矿工作的叔叔，花四十块钱买了一台手动的磨面机（制面条机）送给我家，希望父母通过为村里人加工面条，能增加些收入，多少改善一下难苦的生活。机子买来后，父亲请人做了个厚重的木架子，将机子安装上去。还在木架的后头放上一击剑大条石，以为平衡。父亲为因此还请木匠做了个大木盆，将村人送来的麦面分次称好后放入盆中，再按量兑好的硷水，和面、揉面。通过机子，反复压成薄而长的小布一样用木轴卷成简状的长长的面皮，再按加工的人家要求，安上宽刀或二刀的碾轮，以制作面条。
　　
　　这之前，父母先将自家的麦面进行试验，做出来的面条薄厚恰当，口感不错后，便以此在左邻右舍中宣传，以便帮人加工，赚点加工费。
　　
　　记得那时的加工费是伍角钱十斤麦面。农闲的时候，一天能赚几块钱的加工费，满身灰面，花眉花眼，汗流浃背的父母，劳累之中，常常会露出欣慰的微笑。而时还教十几岁的我也帮忙做。农忙时，父母除了农活与家务事外，晚上点上煤油灯，为村里人加工面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里有人买了用紫油机带动的磨面机和制面机，我家那台从六枝退休后再花钱请来的手动制面机不情愿地闲了下来。由于不用，那块平衡石也下岗了。这台无用的机子，因为没有拆，也就在原位沉默着。
　　
　　没想到的是，有一年春天，七八岁的二弟上楼去玩，将那台机子搬倒，砸断了腿。请医问药的，治了三个月，才慢慢恢复。父母因此恨那机子，才将它拆了，丢在山墙边。
　　
　　其实，机子是无辜的。它在那儿，谁也没招惹。如果二弟不去搬动它，它永远都不会伤到什么的。但是，看到二弟被砸成昏死过去的惨象，父母就将过错推到了那台面机上。
　　
　　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位收破铜烂漫铁的中年汉子，收走了那台锈头麻哈（锈得厉害）的面机。　　
　　其实，那台面机，是叔叔与父亲弟兄感情的见证。　
　　六十年代初，年已十八岁的父亲就到贵阳矿山机械厂参加了工作。
　　
　　聪明的叔叔，在“粮食关”的时候，为了生存，借四爷爷管仓库，仓库设在我家小楼上的机会，学会配钥匙，夜里蚕食集体的苞谷面，从而让母子俩度过困难时期。父亲也节药粮票和钱寄回家来补贴。
　　
　　叔叔十七岁那年，初中一年级都未读完的他，在招工的动员中，很想出去工作。但二十八岁孀居的祖母，小脚细手的，难以干重体力活，就连挑水吃都困难。靠劳力吃饭的穷山村，没有一个能出力的男子，是难以度日的。所以，父与叔，必须有一人留在家中。父亲选择留下，把工作的机会让给了叔叔。有了工作，也有了家室的叔叔将家属转非随迁后，看到父亲依然在农村口朝黄土背朝天地艰难度日，就想到要帮帮父亲。如何帮呢？当他无意中打听到有人淘汰了一台手动面条机，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送给父亲。要知道，那时的叔叔，工资仅三十多块钱，花四十块钱买台旧式面机，是何等的心情。
　　
　　那台面机，如今想来，它的命运虽然令人可叹，但它退休后又被重新启用的历史，却见证的父亲与叔叔之间的骨肉深情。

【责任编辑：怡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