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jm:
　　
　　你来信中叫我分析下"道"和"势"的区别,我想你真是问到点上了,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曾全方位的对我调查研究过?因为十多年前我对此命题曾与大学的老师交流探讨.十多年前,你在哪里?嘿嘿.....
　　
　　我也许神经质了,不管你的原由,还是认真回答吧。　　
　　古人云：“士志于道。”　　
　　“道”者，天理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是何等真正的浩然之气！几千年来，一代代儒家理想主义者如孟子、屈原、范仲淹、海瑞……皆是凭借对“道”的信念，与昏庸之“势”作近乎悲壮的抗争，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历史剧中最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幕。
　　
　　然而令人悲哀的现实是，“道”尊于“势”这一命题除却那些绝望的抗争外，结局往往是“道”屈从于“势”，泯灭于“势”。
　　
　　从信念上的“道”尊于“势”，到实际中的“道”屈从于“势”，这一令人悲哀的现实是如何转化的？
　　
　　我想最初的原因归于知识分子的“无根”上。
　　
　　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社会身份是游士，他们犹如一叶浮萍，尽管有了其精神依托“道”．却匮乏于物质的保障，因而常常是穷困潦倒，只得游说四方，托庇私门，靠君主的承认赏识，以求温饱，----这就意味着“道”欲实现其自身，就不得不投身于“势”，既投身于“势”，那“道”还敢尊于“势”吗？端人碗，受人管，既然为君主所养，那么不为君主做喉舌做智囊，说得过去么？而现实社会是“道统”者少，“政统”者多。
　　
　　在君主制的条件下，在政统之中，体现的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因此需要的是工具、是机器、是听话的奴才，故而知识分子的异化已成必然。
　　
　　这不由远使我想起张仪、苏秦、李斯、韩非……近想起郭沫若、周扬之流。“中国文化因此一直是两套语码并行。一套是所谓道德仁义礼智信，这套语码一直薄弱无力，虽经无数代儒生殉力殉身，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一套语码是法术势谋诈刑兵。两套语码一虚一实，一弱一强，一假一真，常常讲的是前一套，行的是后一套。这就形成了一脉相贯几千年的传统。聪明人一上场就径奔后一套而去，自谓为识时务者，也就是执意从势。一部分厚道书生常自期为求道者，乐于亲近前一套语码，然而不久便感到从道乏力，犹豫彷徨，焦灼转悠，不断自问：道乎？势乎？”（摩罗语）。
　　
　　在“道”与“势”的冲突之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便形成了几道景观：一种是海瑞的抗“势”殉道，这是儒家理想主义者悲壮的缩影；一种是退而专注心性修养或娱乐于自然山水，这是隐者的人生道路；另一种是“道”屈从于“势”，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势”消解了“道”，吞噬了“道”，以至认为“势”就是“道”，从而完全丧失了自我，与君主的立场合二为一，由价值功能彻底地转向了工具功能，这是俗儒、犬儒的最后归宿。
　　
　　而另外还有一种，他们既不敢以“道”抗“势”，亦不甘屈从于“势”，于是在“道”与“势”、仕”与“隐”、“兼善”与“独善”之间徘徊，竭力寻求“外圆内方”的微妙平衡，这种角色非一般人莫能为。
　　
　　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道”的追求已不完全依从于“势”了，“道”已从独木桥上走向了一个宽阔的境界，这是吾辈之幸也！
　　
　　亲爱的jm,我以上的分析你还满意吗?很喜欢你的这种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长此以住下去,我们也许真会火星撞金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