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常听到朋友的一些抱怨，认为自己工作不顺心、得不到重用，或者生活不顺心，家境不佳等等。反正都是身处逆境当中的意思，还常常流露出自暴自弃或消极懈怠的情绪。其实，逆境又何尝不是上苍赐予的一种财富，是历练人、磨练人不断超越自我的契机？
　　
　　我的学生时代和刚毕业参加工作那两年，都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正当我们天真快乐地生活在求知的校园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动乱，对于一般孩子和家庭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我这个父亲在旧社会做过旧职员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孩子来说，那可就如同从山顶一下子坠入万丈深渊一样。“文革”前，我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文革”开始后，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进了“牛棚”，我自然受到了牵连，昨天还是小朋友追捧的对象，今天就变成了“坏孩子”，少先队员和职务自然就不存在了。此时，向我投来的都是白眼，平时很要好的小朋友，见到我都向躲避瘟疫一样，唯恐避之而不及。更让我感到屈辱的是，每天我还要拎着饭盒去“牛棚”给父亲送饭，走在路上见人都不敢抬头，也没人跟我说一句话。一次给父亲送枕头，被看管的人员给当场拆开检查，说是看看有没有藏电台？当时顿觉屈辱和恐惧笼罩了全身，忍不住偷偷流着眼泪跑回家去。
　　
　　那一年的中秋节，几个小伙伴玩儿起了《红灯记》里李玉和手提红灯发信号的游戏，我们用红领巾把手电筒罩上，互相摇晃着，哪曾想却引来了大祸。几个民兵背着枪来到我家搜查抓特务，说有特务发信号，把我们家的所有箱柜都翻了个遍，吓得我蜷缩在母亲怀里不敢出声。民兵们没搜到什么，临走还不忘警告我们。我的性格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了，原来天真活泼的外向性格，变成了内向。
　　
　　要说来自这些外界打压还可以理解的话，毕竟是那个时代扭曲了人的灵魂，可是来自亲人的白眼就更让人伤心和不理解。那时，我叔家的堂弟，跟我一个班级读书，因为加入不了“红卫兵”，那时用“红卫兵”取代了少先队，我的叔叔和婶婶便在我父母前抱怨，说是影响了他们家孩子的前途。我的父母也不敢说什么，听到这些我打心里不服气。本来快要颓废的心被点燃了一把火，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活出个样来，证明给他们看看。我拼命地努力，由于我的表现优秀，不久便加入了“红卫兵”，我的堂弟到最后也没有加入得了，这下我的叔婶再也不提这个嗑了。
　　
　　上中学时，那时在学校入团那可算是凤毛麟角的事了，政审是最大难关。这个时候我的叔婶又因孩子入不了团而抱怨了，而我经过努力，在快毕业那年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外因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内因。
　　
　　毕业后，我抱着一腔幻想和浪漫回到了家乡务农，本想在广阔天地里好好锻炼自己。可事与愿违，仍然没有摆脱打压和被轻视。那一年，生产队里忙着学小靳庄，搞大批判。我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对我的使用是即离不开又控制使用。因为村里组织编排文艺节目、组织农民学习、出版报、写报道，以及执笔帮着写“大字报”等都离不开我。其他的还好说，我也乐意干，唯独执笔写“大字报”我是越来越有气，看到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某个干部身上，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次生产队长强令我替他写一张“大字报”，我一气之下把笔和墨盘子都仍向屋外。这下可炸了窝，工作队找我谈话，生产队里要开的我批斗会，我当时真想跟他们做对到底来的，后来看到母亲含泪祈求我的样子，我还是接受了批判。在批判会上，平时跟我最好的“哥们儿”首先向我开了炮，跟我划清了界限。过后为了用我，工作队还得好言劝我。
　　
　　从农民到当老师，也纯属是为了证明自己。说实话，那时的理想不是当老师，是想做个“无冕之王”。毕业后镇里和村里的学校知道我在学校学习不错，就想让我当老师，建议提到村党支部，当时的领导却说：“不能让他当老师，他要是当老师都得把孩子们培养成资产阶级子弟”。就这样，我劳动了三年，研究我当老师的事就研究了五次，每次都是这个腔调。我这人生性好强，越说我不行，我偏要做出来让人看看，因此，就在粉碎“四人帮”那年，镇里招考老师，我报了名并被顺利录取。之后，我拼命地工作，研究业务，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我干脆把行李卷搬到了学校跟打更老头一起住。那时，我的表哥也是老师，为了入党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政审没通过，也对我父亲有抱怨之情。而我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上的成绩，几年后提了干、入了党。后来又调到是镇上工作，做起了管理干部和党建的组织工作。
　　
　　说了这些，其实我要说的是，逆境并不可怕，每个困境都有其存在的正面价值，只要你愿意，每一个障碍，都会成为你超越自我的契机。有朋友说我的生活经历丰富，其实这些也都应该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些逆境，正因如此，我才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