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依然是老屋，木的午门上是一横的长条木牌，褪色的白底红字“光荣烈属”四个字，让我心底依稀留有一个影子，那是二叔，我未曾谋面的一个至亲。
　　
　　正屋的北墙上一直挂有两副镜框，约有十六开纸大，一个的里面镶着“光荣烈属”的证书，另一个是部队发来的通知，竖写的字，印刷的表格，用很规范的毛笔楷书填写的。抬头是爷爷的名字——虽然爷爷的名字被错写成“王逮柱”（实名为王道仁）——某旅某连某排战士王明早同志在梅河口战役中光荣牺牲……
　　这就是我的二叔。
　　
　　二叔是烈士。他在庄河第一次解放时就跟随部队参军走了，后来在攻打梅河口战役中牺牲。
　　从打我懵懂记事起，就见到我们家午门旁挂有一个“光荣烈属”的牌子，什么时候取下的已经记不得了。还在念小学时（70年代吧），每到春节我们班级的同学会用“班费”为我送一张年画，而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也经常派他到王家岛驻军、二三七部队医院等单位搞房屋维修，这似乎与“政治上可靠”挂点边。
　　由于父亲的故去，使我已难以知晓二叔的年龄以及他参军和牺牲时的年龄了，只是隐约听父亲叨咕过，二叔报名当兵了，父亲不同意，去村上（当时我们还归民主大队管辖）他们集中的地方去找，二叔当然不肯回来，几天后就跟着部队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二叔当兵及牺牲时有没有二十岁呢？我不知道，父亲也一直缄口不语，他可能再也不愿触及那一生也难以愈合的、难以忘却的伤痛。
　　没有多久，村上就接到了部队发来的阵亡通知书，但却把爷爷和二叔的名字都写错了，虽然通知书被退了回去，爷爷却听到有人阵亡的消息，他已经有了预感，就问父亲，“还能是你二兄弟？”父亲当然也不知道，但他们忧郁的心情完全体会得到，尤其是爷爷，就在那样痛楚的煎熬和无尽的焦虑里病逝了，终于在天国相会了他的二儿子——我的二叔。
　　当部队再一次将准确的二叔阵亡书寄来后，就一直挂在父亲家的北墙上。
　　二叔牺牲了，无声无息的消失了，王家没有他的棺椁，没有他的骨灰，甚至没有他的坟墓。像一阵风，像一片云，无声无息的。父亲所面对的，只有北墙上挂着的那一纸通知书，那通知书上的三个字——王明早和那张“光荣烈属”的证书。难怪八一年我的二弟报名当兵的时候，父亲哭了，他说，“你二叔当兵再也没回来，你又要走……”若干年了，他依然没有挣脱出失去二弟的痛苦。
　　也是八几年吧，当时庄河镇的民政温助理将我们家的“烈士家属”证书收去，返还回来时被盖上了一行红戳——“留作纪念”。他告诉父亲，若烈士的父亲活着可享受烈属待遇，哥哥就不享受了。
　　其实我们家享受过什么呢？除了见过几张“年画”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多挣工资，没有任何救济（即使父亲一人养活一家七口人时也没得到过一次哪怕10元的救济），子女也没有任何照顾。所谓的“烈属”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但父亲却上了大火。
　　父亲本是口讷的人，见不得领导，又口吃，家里再困难也不会去请求照顾些什么，但为了这件事他却一次次去镇政府理论，以至于多少日子他的声带都坏掉，说话都发不出声音了。
　　年轻人的思维却截然相反，当时的我根本不屑于什么烈属不烈属的，甚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上那么大的火。以至于我丝毫没有珍惜当时还健在的父亲，询问一下二叔的生辰及其他轶闻。当我到了今天，到了父亲当初的年龄，才似乎略微明白一点父亲的心理——二叔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了呢？没有，什么也没有，他有的恐怕只是苦涩的童年了。而在父亲的心里，却忘不掉这个一奶同胞，永远也不会忘掉的。那些证件就是他的寄托，面对着它，便面对着亲兄弟；拥有着它，也就拥有了温情、亲情和兄弟之情。他要的不是“待遇”，他要的只是“烈属”，烈士亲属，因为他们是永远也不能割舍的一奶同胞！
　　老屋还在，已经空闲在了那里，那张烈士证书以及部队的通知，已不知被父亲遗失到了哪里，二叔也已成了我记忆里遥远的影子了。我未曾谋面的二叔，天堂里，你跟父亲和爷爷团聚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