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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小游戏让六岁的我第一次听说了电话的名字，也听说了电话是用来打的。懵懂的我指着半个药盒盖问大嫂，“电话就是这个摸样吗？要怎么打它啊？”我这个幼稚的问题让大嫂一时无语，她冲着我们笑了笑，面对不谙世事的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可以让我明白。 后来，等我长到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中午跟着父亲去他单位里。极为巧合的是，父亲和我刚走到单位门口，门卫师傅就喊父亲，“老马，你的电话！”听到了电话俩字，我立刻眼前一亮，想到了大嫂曾经教过我们的那支儿歌，也就自然想到了要看看梦想中的电话模样，看看父亲是怎么打的电话，弄清楚他是用啥打的。跟在父亲身后，走进了门卫。父亲抓起了放在桌子上一个黑色的东西，他将一头贴在耳朵旁，一头对着嘴的位置，“喂，是我啊，哦，老张啊……”父亲撂下了电话。我问他，“爸爸，没看到你打它啊。”父亲看着满脸疑问的我，笑了笑说，“打了，已经打完了。”“啥？打完了？”我遗憾的看着父亲。父亲重复了一句，“是的，是打完了。”“哦，这就是打电话啊。”我不明就里，似懂非懂。但电话的模样我总算认得出了，机座上有一个圆盘，上面有好多的圆孔，要用手指去拨通，上面带着黑绳的弯腰的东西能说话。好奇的我想学着父亲的样子拿起电话打一下它，父亲急忙将我的手拉回，他对我说，“孩子，这电话可动不得，电话费很贵的哦。” 一九七六年我作为知青下了乡，大队部里放着的那部电话可与父亲单位里的电话不一样。我看到，打一次电话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打电话的人要一只手按住电话机，另一只手要快速摇动摇把，先要摇通了公社电话局的总机，等公社的总机接线员再帮着要通对方电话后才可以开始正式通话。因为话费昂贵，那部电话也显得身价很高，始终用一把锁锁着，很少见到老百姓使用，只有大队领导们有紧要情况时才会动用它。 为了能在家里安上一部电话，八十年代初，我走了个后门，托了人，送了烟，人家才帮着我研究，在距离我家很远的电线杆子上接过来一根铁丝电话线，再挂在别人家的电话线上。不管有多麻烦，我也算赶了把时髦，有了自己家的电话，跻身于有住宅电话之列，那本电话簿上赫然印着我的名字——马福春，不觉有些飘飘然了。可电话刚刚安装完不久，烦恼随之也跟着来了。有时候电话铃声一响，兴奋的我忙拿起电话话筒，“喂，啊？啊！打错了又。”我不得不神情沮丧的放下电话，“又串线了。”我无奈的摇了摇头，打了个咳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子母机，大哥大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年代曾流行过这么几句顺口溜，说是“腰别BP机，到处吹牛皮”、“手拿大哥大，到处找电话”。牛皮我倒是没吹过，“到处找电话”这种事情还真的就在我身上发生过。一九九六年我和法院的同志去满洲里市给单位办事，临走时没忘记带上我最先进的通讯工具——“诺基亚“手机，觉得这样一定会方便许多，可以随时随地与家里领导沟通情况。然而到了满洲里市，当我炫耀着从手机包里掏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时，却始终无法拨通。看到同行的人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感到浑身燥热，很是尴尬。后来问了一下当地人，人家的回答令我瞠目结舌。原来，我出差前没有为自己的手机办理漫游，因为手机还有A、B网之分，我的手机与人家当地的网络对不上，所以带来的手机就成为了摆设。无奈，我只好回到旅店，用座机向公司领导汇报了所办事情的进展情况。 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更多种电话走进了我们寻常百姓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不是梦想。电线杆上看不到铁丝电话线，再也听不到寒冬季节北风呼号时电话线发出的“嗡嗡”声，光纤取代了它，藏身于地下。座机用户越来越少，手机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手机通话是最基本的功能，手机短信、照相、上网、炒股、网购、微信……更多的功能，更新颖的款式，弄的我这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眼花缭乱。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有个《全球华人说辽宁》微散文大赛通知，不知深浅的我也想着要小试牛刀。仔细一看，人家报名的方式要求扫描二维码，这下可难坏了我。因为我还没玩过微信，也不知道如何扫描二维码，再者说，我的手机上压根也没有这个功能。好在我的“孩子们”都挺我，支持我。咬了咬牙，狠了狠心，我索性再撵把形式，跟回潮流，买了部新手机。“孩子们”不厌其烦的热心教我，夸我这个老头“聪明”，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还别说，“有志者，事竟成”，我还真就给这个微信琢磨明白了，及时报上了名，发出了二篇微散文，搭上了微文大赛这波末班车。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从儿时第一次听到“电话”二字直至今天，电话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认识，不一样的感受，它曾传递给了我们温馨与幸福，也成了我们须臾离不开的工具，它陪伴着我们一步步走进了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