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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很爱国。虽然我们的祖国在发展壮大中存在着瑕疵，但她给了我和人民富足的生活，她有她悠久的历史和美好的未来，所以爱她，毋庸置疑。 我在一个非常爱国的早晨醒来，睡眼惺忪，右手习惯摸到床头的手机，看新闻和天气，尤其关心我们这里肆虐的洪水。然后打开微信朋友圈，或者公众号，看一些文章。习惯，很可怕的东西！ 在我的心里一直屏蔽心灵鸡汤和视频之类的东西，但看到雪小禅的《另一个自己》，还是没放过。文章里提到杜拉斯如何如何说，正好最近下载了软件听了王小波若干篇小说，也提到过杜拉斯，而且这个人丑笔不丑的王二还流露出由衷地敬佩之情。 杜拉斯，和她的《情人》，一直都知道，但根本没打算去找她的《情人》。不是不喜欢，而是我有很多的本土书，还躺在书橱里，床头柜上，手机的书架里。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压迫着我，没有心事去“涉外”。 而今晨，《情人》一直在心中，驱之不散。于是，我改变初衷，去拜见杜拉斯，和她的情人。 好在“情人”是中篇，不长，当天就啃完了。我不说杜拉斯的风流漂亮，不说她的先锋和传奇，更不说她以惊人地坦率写的那些性爱，今天单说她在这篇小说里描写的中国。 因为我从她的小说里看到了另一个中国，如同看到了“另一个那么可怕的自己”，而且那个“另一个”，是她在1984年她70岁时，回忆50年前的事用冷酷的笔写下来，如同一道看不见的刀锋，滋啦啦地割着现在中国人的喉咙。 （二） 杜拉斯是法国人，可是出生在越南，一个法国的殖民地，那时世界大战正在残酷进行中。她和她情人的故事背景就是战乱时期的越南小镇——沙沥。她才十五岁半，而她那个瘦弱颀长又很富有的中国情人比她大十几岁。这个富可敌国的中国情人，曾在法国留学，因母亲病逝，刚回来。 我们把画面定格在这里：在湄公河的渡船上，相遇，钟情。然后她走出画面，坐上他的黑色“里摩辛”轿车，成了他的情人。在他们独立欢爱的房子里，外面一直很吵杂。在那么众多的吵杂声中，她竟能分辨出中国话。 你看，“那些木屐的哒哒的响声令人头昏脑胀，人们的说话声尖锐刺耳，中国话本身就是一种叫嚷的语言，就象我一直所想象的一样，是一种沙漠里的语言，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奇怪的语言。” 这是杜拉斯笔下的中国话，当时看了骨鲠在喉，有种想撇断她手中笔的冲动。 我们一直都认为中国话是字正腔圆、韵味十足的语言，试问全世界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天天都在如沙漠的风卷着黄沙一样叫嚷吗？沙漠里的语言又是什么语言呢？有专属沙漠的语言吗？沙漠里能唱出京剧？沙漠里能卷着舌头说标准的普通话？沙漠里能嗲声嗲气说出柔美的台湾话？沙漠里能说出有九个声调和两个变调的粤语？沙漠里能说出小桥流水似的江南话？ 醉里吴音相媚好，或是把酒问月语豪迈，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语言，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情调、文化涵养的生动体现，那么多民族，那么多语言体系，岂是一个“叫嚷”能诋毁的？ 中国话，相比于印欧语系，确实音节简单。它的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素，而发音最响亮的元音又占绝对优势，所以发出的声音就是响亮，这是语言音素决定的。不是沙漠决定的，也不是杜拉斯决定的。 都说爱屋及乌，她的情人就是中国人，不说中国话吗？她在70岁时挖掘当时的初恋，竟然对外面的声音描写那么多，而且特意重笔墨谈到“中国话是一种难于置信的奇怪的语言”，都说她写小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她片面地描写一个国家的语言，这样“惊人”，实在不爽。 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肯定不爽。如果她这样描写越南话，越南人也会不爽。但她不说，也不说她的法语。我想他们那间房子外面，肯定有越南人，有柬埔寨人，还有法国人，也许还有更多国家的人。 （三） 人群，或者更多的人在某个地方流动，我们中国话叫“接踵而至”、“熙熙攘攘”，或者用李煜的一句词“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多么美妙而又热闹的人群，情意充沛，人间烟火味十足。 李煜的词不懂没关系，中国的文化不懂没关系，但要懂得“尊重”。 下面这段描写中国人的人群，在杜拉斯笔下就是这个样子：“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再看到她这样描写中国的人和人群，我觉得不只是诋毁，简直就是侮辱。她不仅说战乱时期的中国人群像“惹人讨厌的狗”、“漫无目的的叫花子”，还说“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也就说，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人，都被她一棍子打死。 战乱中，到处流浪逃亡的岂止是中国难民？她却以侵略者的姿态这样评价战争的逃亡人群，真是不能容忍，这次不止想撇断她的笔，还想有更暴力的行为。 这几年，从中东的、南非的，大批的移民和难民逃往欧洲各国，沿途的景象，杜拉斯也会这样形容吗？ 中国，明显地被杜拉斯贴上了标签，当然也被国外很多人贴上标签。虽然杜拉斯也赤裸裸地描写她糟糕的家和她绝望的爱情，尽情暴露人性的丑恶，但这是她个人范畴，而诋毁一个国家的语言和人，是集体范畴，这是她个人狭隘且尖锐的偏见。 不可否认，中国人身上存在着陋习，而且颇为壮大。从我们拎着的旅行箱中，从我们的言谈举止中，把这些陋习不以为然地带到全世界，比如管不住自己的大嗓门，说话声音很大；比如不排队，比如在景区到处留字涂鸦，比如不够友善、不够环保、不够守信等等，然后让外国朋友们鄙视，加以诟病。 可是，他们只是中国这个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这一滴水能映射出整个大海的模样吗？ 再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完美的，都会有瑕疵。我们能包容你们，而你们为什么不能？西方国家不是把中国人看做是会流动的ATM机吗？你们取了中国人的钱，不心存感激反而来指三道四，我又想使用暴力，而且肯定不止我一个。 反省，是我们中国人必须做的。但也是地球人都要做的。“人不容我，是我无能；我不容人，是我无量。”，我们不仅会反省自己，更会强大自己。 杜拉斯说：“在文字中，我延伸着我的暴力，让爱情窒息到无处可躲，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 此时，我想循环播放一支优美的曲子，给杜拉斯听，也给我听。因为，刘瑜说：“每次听到动听的音乐时，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丑恶都可以原谅。” 暴力也是丑恶的。我想原谅我的暴力，同时也原谅她的暴力。 2016.7.10 赞 (散文编辑：可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