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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和家人一起在农村生活过几年。其间经历过的一些事，认识过的一些人，始终在脑海里翻腾，几十年过去了，总是挥之不去！尤其是那些朴实憨厚、勤劳善良的伙伴们，奎儿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和我同岁，比我稍大，自幼丧母，没上过学。因同住一个院子，且朝夕相见，更重要的是常常在一起劳动，和她相处的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有几件事却是那样的铭心刻骨，终身难忘的。 我出生在长江上游之滨的一个水乡城市，本应和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夜之间，我的父亲由把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家产全部拿去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干部而变成了右派分子，沦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其结果就是全家下方农村劳动改造。就这样，我们就去到了四川省石柱县临溪公社团结大队第二生产队“安家落户”了。在那个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亲人、朋友都被迫“选边站队”，与我们划清界限。否则，就会殃及自身。可是，奎儿就不怕，并和我以姐弟相称，不论什么场合，她都管我叫“老弟”。因她家成分好，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也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又是一个小女孩，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终归没有砸到她身上去。真是侥幸！ 我从小就喜欢听爸爸、妈妈、哥哥讲故事。我觉得他们很神，天上知道一半，地下全知道。后来才明白，他们所讲的都是从各类书籍中读来的。于是我也就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那时家里有“很多”的书，涉及古今中外。但有很多都看不懂，于是我就萌生了到学校去读书的念头，那时候贴在我身上的标签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人想去学校读书简直是一种奢侈的想法。可为了求知，我还是在家长的支持下，厚着脸皮，忘掉尊严，在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和白眼中混到了初中毕业。 回乡后就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那时候正值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挑堰塘、造梯田、开沟渠等。各社各队都成立了“基建队”，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和奎儿都是队里的成员。这时的她，已不再是扎着羊角小辫的少女，而是活脱脱的一个大姑娘了。开始以生产队（组）为单位，后晋升为大队（村）为单位，再后来就以公社（乡、镇）为单位。我和奎在一起劳动主要就是组、村为单位的时段。具体的工作就是挑泥巴、打石头、抬石头，砌堡坎等，样样都是重体力劳动。为了劳动效率，往往要分工（定额）到人，尤其是挑夯土，各人须完成自己的那一份任务才行，而且人人平等。这对其他队员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可对我这个“秀才”（之前读书、个子瘦小、体力微薄）而言，就有些勉为其难了。每次的任务都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最后完成，其中奎儿帮我的最多。因为我俩在一个院子住，晚上放工回家一同走在乡村蜿蜒的小道上，我问她为什么要帮我，她说“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的眼睛有些许的模糊，看着道旁的映山红，不由地哼起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975年，上级派人到我家调查父亲什么时间，因何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原单位，工资级别什么的，并说事情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等等。我从中嗅出了一点点气味，于是就在一张废烟盒纸上写下了几行“诗句”。主要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也没在意，随手就扔在用几块板板搁成的书案上。可谁知道，在“抓纲治国”那会儿，公社派了几个持枪民兵到我家来到处搜查。这样的搜查之前进行过多次了，把该拿走的都拿走了，诸如我前面提到的“很多”书。现在家里只剩下四本《毛泽东选集》，两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再就是我的初中课本些了。可这些他们都不要，只把我写的那几行“诗”给拿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后来持枪民兵来把我从工地上押走才知道，说你写的那几句话，经乡中学语文老师鉴定属于反诗。要我交代是谁指使的，邓小平是不是我姑爷，是不是想替我父亲翻案等等。这样，我就被关进了“法纪学习班”而失去了自由。 整天关在学习班里，除了写“交代”以外，就没其他事情可做。幸好我在妈妈的影响下，喜欢唱歌，且学会了乐理知识，懂得了识谱，只要有歌单，就能歌唱。在当时除了《战地新歌》本子上的创作歌曲以外就是“样板戏”了。八个样板戏里的名段我基本上都会。每天写完“交代”以后，我就放声歌唱革命现代京剧。专案组人员见我如此“猖狂”，就罚我写“十行纸”。说实话，我的硬笔书法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哈哈哈，有失便有得嘛！这就是辩证法。过了几天，有个“警卫”过来告诉我，说有人来看你了，我当时就想是谁呢？爸妈都受到监视，是哥，是姐？甭管是谁，先看看吧！结果都不是，是奎儿。她，目光迷离，双手微颤，递过来一个饭钵和一个布袋。我微笑着接过，当着她打开饭钵，狼吞虎咽起来，只见她蹲下身呜咽起来——，“警卫”也背过身去。 在学习班里，我白天写十行纸，晚上“过堂”。就是捆绑，挨揍。说是触及灵魂，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总之，让你每天都不会“寂寞”。 一个月以后，见我也没什么新奇的东西可提供，确实也没有。就在一次全乡“斗敌批资大会”以后，将我“无罪释放”。出来后，我第一时间就到医院疗伤（我手腕上的血口子，绳印渗着血渍），医生见状，不无恻隐地问，你犯了什么事？我不知怎么说，只说“你上药吧，钱照付！”这位医生真是天使，她居然不要钱，叫我自己走。回家后，奎儿把我叫到竹林里坐下，拿着我的手端详了半天，泪眼朦胧，半晌没说一句话，我也无语。就这样默默地坐着，直到深夜！这一次，就是我和她最后的告别，但不是永别。 后来，我就到乡基建连去了，活动范围就宽了。到他乡去筑过公路，修过水库，架过桥梁。再后来，父亲落实政策，全家回到城里，我又读高中去了。她，依然留在村里。听说嫁给了一个他乡的复员军人，之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愿上帝保佑她一生平安，幸福永远！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