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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红色家族，绕不开我的祖父，虽说我的祖父是战争的幸存者，但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一点都不少。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采取“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耳闻日寇的残酷暴行，祖父怒火中烧。1937年10月，祖父忿然从大连辞职回家，一心要加入共产党，与日寇血战到底。祖父历经了抗战的考验，到了第二年10月份，老家乔家村和窝洛子、正涧、七里河、朱家井、桃源洞、寨子、荆家等村发展了16名党员，祖父成为第一批党员。1939年8月，平度县委在我老家北山“石胡同”的山洞中，秘密成立了“中共平度县委第一区委员会”，祖父被任命为区委书记。 祖父临危受命，出生入死，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组织抗日，他担任一区区委书记，责任重大，不仅要动员群众加入党组织，组织一个区的党员参加抗战，还要保护组织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护县委、南海地委领导的安全。那时，县委几乎所有的抗战会议都在一区所在地的村庄、山洞里召开，祖父就带领党员、游击队员舍命保会议召开。不止是这些，南海地委领导也经常到一区所在地，向县委领导传达上级抗战指示精神，并常驻在一区，这更要舍命保护，这些时刻都命悬一线，枪子可不长眼，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祖父曾跟我说过：“在危急关头，宁肯自己这条小命不要了，也要保住大领导的生命。”祖父那阵子白天提心吊胆，晚上也睡不安稳，他担忧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区委、县委和地委的安全。现在想来，祖父抗战时真不容易啊，他后来的一切都是用命换来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县委、区委大都在深山的山坳里开会，有时还在山洞里，洞外站岗放哨，十分保密，并且开会时间、地点也不固定，遇到紧急情况，常常夜间躲到山里秘密开会，老家的山上有个叫“先生地”的山坳，就是祖父他们经常秘密召开会议的地方，在这里研究抗战策略。有时带足干粮在“石胡同”的两个大山洞里住上几天几夜，与日、伪军周旋，有利的地形也就成了战争的必争之地，时间久了也不安全。曾听祖父说过：一次在“先生地”正在开会，被叛徒告密，又马上撤退，翻山越岭转移到山后上回村的一个山坳里，可正开着会，日、伪军又追上来了，把祖父他们从四面紧紧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突围也是死，不突围更是死，反正一个死，豁出去了，他们在当地民兵、群众的掩护下，好不容易才突围出去，只造成了少数伤亡。我祖父就是在这次突围中腿部受了伤，肿得老粗。过去，祖母常常提起祖父受伤的事。 还有一次，祖父和平度抗日武装负责人乔天华、罗竹风等正在村里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日寇的突然袭击，结果日、伪军就真来了个突然袭击。怎么办？危急关头，祖父安排一名党员随乔天华的警卫员小陶往西山跑，把日、伪军引开，祖父保护着乔天华等迅速向老家的北山撤，撤到半路时，就听到小陶他们在西山方向打了几枪，听到枪声，急追的日、伪军调头就往西西山方向追去，祖父他们这才躲过了大难一场，又捡了一条命。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内战时期，区委书记、区长都是日、伪军捕捉、枪杀的重点目标，曾有郑典荣、乔乐农等许多区委书记、区长惨死在敌人的枪口、屠刀之下，面对九死一生的严峻考验，祖父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冲出了日、伪军的一个个包围圈。1940年2月，县委在一区所在地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又被日、伪军包围，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安全转移。 也许是在战争风雨中经受的多了，祖父在讲这些惊心动魄故事的时候，镇定自若，感到很平常，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而我这个听故事的孙子却听得心惊胆战，我不由得对祖父更肃然起敬起来，打心眼里佩服祖父这种英勇抗战的精神。 我这个红色家族里，堂祖父是最“红”的一个，他也是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的。抗战时期，祖父和堂祖父同住在村子有名的大胡同里，是墙东邻西的，这么集中的两位区委书记更易引起日、伪军的重视，日、伪军对他俩恨之入骨，摸清了底细就想来狠毒的，瞅准时机把他俩一窝端。叫嚣着：抓着就杀，抓不着就烧房子。疯狂地采取了偷袭、暗杀行动，先后几次偷袭到大胡同口，都被胡同口那两扇巨大的门阻挡住，吃了“闭门羹”。等到撬开大门，他俩已跑得无影无踪，派人几次暗杀都未得逞。气急败坏的日、伪军恨得咬牙切齿，气极了就烧房子，把我家和堂祖父家的房子烧过两次。祖父和堂祖父所幸逃过了一难又一难，堂祖父却在后来的一次参加紧急会议的路上遭遇了不幸。 1944年的一天，堂祖父突然接到县委紧急通知，说让他火速参加反日寇扫荡会议，情况非常危急。因当时日寇在往西去的北台村设了据点，戒备森严，很难通过，沿着往南的小路走，虽没设据点，却在一溜公沙村层层设了暗哨，秘密盯防。这可怎么办？危急关头，容不得自己过多的考虑，性急的堂祖父豁出去了。他化妆成一个拾粪的，撅着粪篓子往外走，走出村子是安全的，因村子是抗战根据地，大多群众都是“保护伞”。可出了村子的境况就不同了，刚走到东公沙村的时候，就被三个日、伪兵盯上了，可能怀疑哪有这么早出门拾粪的？就追了上来，堂祖父一看情况不妙，丢下粪篓子拔腿就跑，但他怎奈三个日、伪兵追堵，跑着跑着就没劲了，跑到一个叫沙窝村的地方，就拔不动腿了，被日、伪兵抓住，盘问他是不是八路、地下党？大清早出来是不是开会、送情报？堂祖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态度坚决，拒不回答。日、伪兵一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刺刀威逼，堂祖父还是不从，日、伪兵气愤至极，当场就用刺刀挑开了堂祖父的胸膛，直到临死也没泄露组织的一点秘密，被杀害时年仅39岁，为抗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敬仰堂祖父大义凛然的不屈精神。 我在和父亲、弟弟交谈时惋惜地说：“如果再等一年，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堂祖父就会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看到日本侵略者举手投降的狼狈嘴脸；假若再等5年，全国就解放了，堂祖父就会看到新中国胜利的曙光，那时的堂爷爷就不会是一名烈士，也许会是一位威武雄壮的共和国骄将。”在一次从老家返回小城时，我特意绕路走在堂祖父被害的路上，我在寻觅、思索日、伪军的罪恶行径；我在顺着堂祖父行走的脚印，探寻他为抗日救国所走过的道路，探寻他为党、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探寻他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探寻这条洒下堂祖父鲜血的路，缅怀这位可敬、可爱的英雄先辈。 在这个红色家族里，我参加抗战牺牲的两个堂伯都在一个家庭里，每每想起来，我都感到心在绞，一个家庭里出了两位烈士，谁听了都会感到悲惨。我的二堂伯最悲惨，他在与敌人血肉相搏的拼杀中，不幸被敌人捅开了腹腔，流出了肠子，还继续战斗。直到把敌人杀了，他才吃力地走着、爬着、用手往肚子里掖着肠子往家门口赶，想临死也要赶进家门。快到家时，有人见他在那里艰难地爬行，就叫着他的小名问道：“堂，你这是怎么了？”这时，他已说不出话来了，那人急忙上去扶起他，可往前走了几步，就不行了，没能迈进家门，倒在血泊中。 我的大堂伯牺牲时已辨不清模样，在烈士陵园里连名字也没有。前些年，堂兄托我到民政局打听一下，他牺牲的这个叔叔在《平度县志》上有记载，怎么在平度烈士陵园里没有墓碑？我找了许多人，费了许多周折，也没能问出个名堂来，我心里顿感到悲凉。 在我这个红色家族里，还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儿，因此刻悲伤的心已让我不愿再往下写了，让它驻留在心，化为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 乔显德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