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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接到母亲的电话去车站接的父亲，他从老家带来了两大袋子的野菊花，他说在家称了约有一百多斤，我帮他搬到车上，拉到了县城唯一的收购点。在一处低矮狭窄的房间里找到了满脸油污的老板娘，她望着电视挪动肥胖的身子下了床，趿拉着脏兮兮的拖鞋来到门前的磅秤旁，胡乱称了一下，打开袋子，不耐烦的说：“这花都揉碎了，这样的一斤三元，带的花干太长，我们只收花朵。”我看着他们早先晾晒在对面公园里的也差不多，理论了几句，“要么就弄，要么拉走。”她拉下满脸横肉的脸，一副不屑的表情。我要走，父亲一边赔不是一边拦住了我，他麻利地倒出了已经失去光泽的野菊花，照胖女人的要求摘起花来，旁边还有两个女人戴着手套也在重新分拣她们拿来的不多的野菊花，她们看着父亲说：“拣吧，县城就这一家收的，她这是不想出牌子上写的价钱，再说摘这个真不容易，你还能倒掉啊？”我真想拉去倒掉，可这是父亲花了一个多星期跑了几个山头摘的，他一个人在家既要干农活，做饭，还要弄这些赚零花钱，真的不容易，我哪有抱怨和处置的权利，也帮父亲一朵一朵摘起来，那失去水分的菊花干子依旧保留着它那傲霜斗雪的韧劲，扎得我手疼。父亲说他几下就会摘好的，让我先回家。他乐呵呵地一边和身旁几个卖花的说着摘花的不易一边熟练的摘着，菊花干子在他满是老茧和沟壑的手下温顺了。和我相比，父亲面对这些小生意人的白眼和刁难从容了许多。 十几年前，每到开学的季节，天刚亮，父亲便喊起正在梦乡中的我，草草吃完早饭，他收拾停当满载六七袋麦子的架子车，套上牛，我牵着牛，他拉着车，去街道卖麦子给我换学费，来回三十多里路，一趟不够，一天得跑两三趟。第一趟还好，到了后面两趟，太阳升高了，只觉得路上的热气顺着裤管往上窜，额上的汗珠往下流，牛脖子里爬满了苍蝇、牛虻，牛也不听话了，不断摆动着头驱赶着蚊蝇，缰绳随着牛头的摆动拽得胳膊酸疼，这样来回走几趟，就是为了节省那等同于一两袋子麦子的运费。到了粮站，那验粮人提着一根半米来长的空心带孔的铁棒，狠狠地捅进袋子，又快速地拉出来，那管子空处便多了几粒麦子，他扔进嘴里意味深长地咬着，我想这都是父母精心晾晒了好多天的麦子，顶多过过风车就行了，我看看父亲，他用满怀期待的目光望着验粮人，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不行，到那块地再晒晒。”他便向下一个排队等待的车子走去了。父亲也不争辩，也不擦去额头的汗珠，就把车子拉到了人家指定的地点，又像抱动一个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的把麦子搬下车，晾晒起来。粮站院子很大，粮仓檐底早已挤满了晒粮人，他们有的抽着卷烟，说着闲话，有的光膀子躺着，脸上盖着草帽呼呼大睡，我们摊开麦子，用钉耙拉匀称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麦子在场上晒太阳，我和父亲盯着它晒太阳，过一段时间父亲就去用钉耙拉一圈，看着一行行整齐的耙印，我不断地问父亲：“什么时候才能晒好呢？”父亲说：“下午吧，你先去外婆家歇着去”。到了下午，那验粮人说谁家的晒干了，谁就可以先装袋子去过风车。过风车得有亲戚和庄里人帮忙了。那风车是一个用青砖砌成的方形台子，父亲和来帮忙的亲戚顺着台子旁边的台阶把一袋袋麦子扛上风车顶，顺着进粮口一点点灌下去，接近地面的出粮口就会淌出被风扇带走了尘土和麦衣的干净麦子，看着麦子躺进半个铁皮油桶做成的叫做斗子的东西里被大人们抬着跑向粮仓，我就会高兴起来，终于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了。 果然，在众人的挥汗如雨下不长时间麦子便胜利地躺进粮仓了，父亲告别了帮忙的亲戚，揣着麦子换来的钱，踏着暮色，快步向家里走去，“今天卖的钱刚够你们的学费，孩子，要好好读书，农民真的不容易。”我点点头，算是回答了父亲。其实，每当我拽起牛缰绳时就暗下决心要考上好大学，走出农门，让父母不再操劳。 而如今，菊花年年开，麦子年年黄。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