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甘肃和陕西北部的子午岭是一道弯弯曲曲的山梁。梁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山下静卧着人文始祖“登天的仙台”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行宫“玉华宫”。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田。有了这煤田便有了焦坪煤矿，有了煤矿便诞生了焦坪矿中。

那是一所完全中学，鼎盛时期在校学生近两千人。当时的矿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文革后期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到“基层去，到矿山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因此焦坪矿中的教师队伍中有一批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陕师大等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他们为这所学校带去了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所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技能多样的矿区子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每当矿区有重大活动时，作为矿上的最高学府，便会组织百人的鼓乐队出来助兴。鼓乐队由两部分组成，走在最前面的是队鼓，以圆号，长号拉管，单簧管，双簧管，小号组成的铜管乐队在后面。鼓声和雄壮的军乐声让整个矿区沸腾了。有的人一路伴随，有的人站在山坡处驻足张望。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非常壮观。时至今日都很难想象，一所矿区学校是怎样成就这番事业的。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一重大事件在焦坪矿中也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浪。

在学工学农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校，老师和学生，要适应新的教育模式，转型的压力是空前的。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教师成了“热门”，绝大多数外来的老师纷纷调回原籍。这对焦坪矿中来说是“伤筋动骨”的痛。薄弱的文化基础，师资短缺，实验仪器稀少这些都是要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天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要调我去矿中高中部任教。这让我即兴奋又有点顾虑。兴奋的是从事教育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顾虑的是在业余职工大学所教的内容与高考所要求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组织的信任加上我的自信与热爱，我去了矿中，走上了备战高考的讲台。

经过几年备战高考的历练，一九八一年学校让我挑起高考重点班的担子。那时矿上的孩子要走出大山考学是唯一的出路。学生埋头苦读的劲头，家长期盼未来的眼神让我不敢懈怠。十里矿区虽说不大，但面对高考的学生来说，每天能节省出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也是非常宝贵的。我建议学校腾几间房做为学生宿舍，让部分路程较远且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入住，以保证他们有一定的休息时间。这种想法得到校长的支持，很快就有了结果。经过协调学校腾出几间八平方米的小房子，每间安排3名学生。条件是艰苦些，在当时学校已经是尽了最大的能力。

落实了学生宿舍，工作的重点便转到调动学生积极性上面来。那时班里的口号是“人生能有几回搏”。学生是勤奋的，也是刻苦努力的。天没有亮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晚上三层的教学楼唯有我们班的灯是最后熄灭。看着学生离开教室，我才松了一口气。走下楼来到学生宿舍，他们已经进入梦乡。我把被子轻轻的拉到他们身上，他们全然不知。他们太累了。

为了多送走几个学生去上大学上中专，协调其他学科老师通力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老师的协调工作并不顺畅。有的想调走而现实是教得越好越不让走；有的对学校领导有意见，不想给他们脸上“贴金”。好在大家良心都在，和学生的感情还在。加之我也是要调走的人，其他几位老师也是尽其所能。为了学生，为了他们能走出大山，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那年高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班里17名学生中有14人被录取。另外几名学生按高考成绩也被其它国企单位招走了。

我有一个文件包，里面放着30年多前与学生分别后的封封来信。是它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些学生；是它定格了一段段美好的时光；是它让我把在焦坪矿中从教的经历变成永恒的记忆。

王为民在信中写到“在您身边时，我对我的不论学习还是生活，都没有那么多地考虑。可是，离开您后，我现在确实感到自学能力的不够，生活自持力的不够。”

何开文是这样写的“我喜欢我们古老的学校（西北大学）喜欢新结识的朋友，喜欢我那具有广大发展前途的专业。”

姚琴和杨宝玲说“您已走了好几天了，我们很想念您。不知您的病情怎样啦？希望您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来当我们的班主任。”

在焦坪矿中从教的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八年是我精力旺盛，青春怒放的大好时光。

前苏联的英雄保尔柯察金有句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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