羑河纪事二六七

敬畏经典，思想方能承继有本

文生

老文在村里闲走，看到小谷院的老房子，心想先辈在这里进行文字考古，寻求先哲的准确思想，虽寂寂无名，却也表明了敬畏经典、求真务实的心态。

老文没什么文化，凭一时感悟解释了“民”，自认是偶然间的文字考据一得。“民”的古义应该是商朝的贵族元老，至少是破落贵族且身份自由的人，是目光远大的智者，不是什么被刺目的被俘者，不然《尚书》中的《盘庚》也不会出现商王招集他们开会，又是请教又是商议又是恫吓的言语。三星堆出土的眼睛突出的人，就是指民这样的人，也说明民与蜀关，“商”的甲骨文异字中有一对眼睛甚至两对眼睛，也证明三星堆文明与商文明相关，但两者关系还需进一步考证。再说被俘者是“民”的话，怎能成为“邦本”？上古的“民”应该是指身份自由人，这个意思于今未变。

老文对“民”的解释自豪，也就关注《尚书》，因为《尚书》是百经之首，是训诂考据的重点，其他经书是考校文字的音义异同训读，《尚书》此外还要考据真假。老文在网上查资料，对《尚书》进行一番整理，也不负小谷院之后。

《尚书》最早见于《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 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论及先秦，离不开《尚书》，《尚书》诸经之首。

《尚书》，又称为《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尚书》又因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又称为《书经》。

《尚书》在先秦就有了定本，因为先秦多种书籍常常引用《尚书》，提到具体篇名的约40多篇，其中的30多篇不见于今存《尚书》。这说明先秦《尚书》篇目是超过58篇的，具体篇名是多少，今已难于考定。 

流传至今的《尚书》大多为伪作，较为可靠的是其中汉代伏生所传的28篇。28篇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虞书》4篇，记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保存了不少有关尧舜时代的传说。

《夏书》2篇，《禹贡》记载了禹治水以后华夏的地理面貌，学者们普遍把它作为战国晚期的地理文献看待。《甘誓》记载禹的儿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的誓师辞。

《商书》7篇，除第一篇《汤誓》记载商汤伐桀的事件外，其余6篇都是商朝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三篇记载盘庚迁都时告谕臣民的讲话。 

《周书》20篇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从《牧誓》到《立政》，叙述了周朝灭殷（商朝）以及周人如何巩固统治等情况，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为中心人物。后一部分是周朝中央王室及鲁国和秦国的档案文献，其中《洪范》记载箕子对答武王的谈话，说明五行学说起源很早并确定。  

《尚书》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主要是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

典：就是常法、常典，主要是以先王的政绩作为常法尊奉，如《尧典》、《舜典》就是记载尧帝、舜帝的言行善政。

谟：就是谋略、计划。君有典，臣有谋，就是施政的方针计划。如《皋陶谟》就是大禹、皋陶、伯益等大臣向舜帝所献言的善策。

训：说教、训诫一类的言辞，一般指的是贤良之臣训诫君主的话。如《尹训》、《太甲》等。

诰：即告知，使人晓谕，有告诫、慰勉之意。诰可以对民众、神袛、君王，也可以是同官相诰，如：汤诰、《大诰》等。

誓：即条约、誓文，用以告诫民众、将士，也可警告约束敌人。如《甘誓》、《汤誓》等。

命：即命令，指君王对属下发出的命令。如《微子之命》、《顾命》（成王将崩时，留下的遗命）。

正因为如此，《尚书》与《诗经》一样，在先秦文章中常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源。

没有那一本经书象《尚书》那样，多次遭到劫难。

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具体说来：

秦始皇 “焚书坑儒”，毁尽天下诗书，还禁止民间私藏，许多书籍轻则残缺，重则失传，原本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

西汉初年，汉文帝听说山东有个九十多岁的老头，名叫伏生，私授《尚书》于齐鲁大地，遂派大夫晁错向伏生请教。伏生在秦始皇焚书禁令下达后，把《尚书》藏于家里的墙壁之中。他的弟子用隶书将他所授的“尚书”整理并流传下来，共29篇，也就是后来的《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在拆除孔子旧宅的一段墙壁时，发现“古文”经书数十篇，请来孔子十世孙孔安国整理这些书籍。孔安国整理后的《尚书》有45篇，比《今文尚书》多了16篇。由于“古文”经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艰涩难懂，故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以《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刘歆还想将《古文尚书》立为博士，引起“五经博士”的反对，双方展开争辩，这就是“今古文之争”。今文派讲微言大义，解说繁琐，“思以其道易天下”。古文派看重的则是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今古文之争，都是在解决经典残缺以及传解不一同王朝大一统意识之间的矛盾问题。刘向歆父子补充和重新校订了经文，试图以此为基础整理出新的经典文本与统一的传解，这也是王朝需要“大一统”解释经典的必然要求。

西晋初年，汲郡发现了《汲冢周书》、《汲冢周志》，记录周代历史，据此又编辑了一部《尚书》，被称为“晚书”，编写者重视并利用《汲冢周书》、《汲冢周志》中的史料，还援引先秦经、史、诸子的《尚书》引文，现已考明出处的约有一百多条。 

西晋“永嘉之乱”爆发，《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又全都散失了。

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古文尚书》25篇 。现今《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版《尚书》所编修。

历代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代表性作品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唐太宗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采用古、今文混合的方式，以《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把《孔传》作为正注，博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书》说作为疏，成为唐以前《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南宋蔡沈，改变汉唐以来繁琐考据之法，力求简明易学。《书集传》为宋代《尚书》注释的代表作，元、明、清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影响广泛。

宋儒兴理学，重视《孔传古文尚书》，因为它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赓续起来，一脉相承，可以作为“道学”（理学）的出发点，从而建立起“理学”，借以与佛、道在思想理论上抗衡，重建儒学的主导地位。故朱熹一方面考证古文《尚书》之伪，另一方面又借用《尚书》来建立“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的理学道统。 

明朝，有学者考据《尚书》的真伪。梅鷟撰《尚书考异》，从汉人记载有关古文《尚书》的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来源等方面比较论证，指出孔传古文《尚书》、晚书是伪作。

清代研究《尚书》的角度多样。

阎若璩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潜心研究二十多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列出“孔传古文《尚书》”作伪的128条证据（29条有目无文，实有99条），条理清晰，辩证详备，理论确切。

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着重解决《尚书》的文字、句读等问题。

王引之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用因声求义和句法比较的方法解说《尚书》中许多疑难问题。

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搜罗历代有关《尚书》的所有书面材料，删繁就简，去非存是，是清代《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至此，“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晚书”是伪作成为定案。

近现代学者研究《尚书》，注意采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王国维《观堂集林》运用古文字和古器物考订《尚书》的文字和史事，创见甚多。虽有疑古派大行其道，但疑古者后来多转向信古。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约2500枚，整理出60余篇文献，其中《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九篇文献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清华简中还有性质类于《尚书》的前人未见的文献，其中《保训》讲述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提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

古文《尚书》有《尹诰》篇，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尹诰》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以判断现存的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其它完全不同，证明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是后人编造的。

清华简《程寤》篇非常完整，详细记述周文王“受命”（称王代商）的传说，对于了解“文王受命”有重大帮助，弥补了千年来的遗憾。

清华简表明，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表明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

清华简结论：《今文尚书》中的《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的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是春秋的真实史料。

相传《尚书》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编定。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编校的《尚书》自然会体现了儒家的思想。    

《尚书》开篇体现了以“仁政”治国的主张，《尧典》载：尧在位已七十年了，想选择贤能之人以便禅位。当时舜以孝闻名天下，被物色为天子的继承人，这合了儒家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尚书》表现了汤、武革命，树立两个忠国的典型，即商汤的伊尹、周初的周公。尤其是周公，孔子对他很崇拜，奉为后世忠臣的楷模。

《尚书》反映了先秦时期孕育的民本思想 。《五子之歌》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泰誓》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体现了“敬天保民”的思想。

《尚书》蕴涵了“中庸、诚信（孚）、礼治、德育、修身、孝悌、民本、无为、法治、法先王”等思想，以及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与朴素辩证法思想等，主体部分成为儒家的基本思想。 

思想是不能伪造的。《尚书》所反映的思想，是两千年前的思想，所记载的唐尧、虞舜、夏禹及皋陶、益稷等圣贤君臣的言行举止，成为中华民族品德文明的重要来源，为后世人们修身、行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言行典范，回应了先秦时代之问，这是《尚书》历经磨难而最终传下来的价值所在。

老文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的观念是对儒家经典全盘否定，一律批倒批臭，导致很多人现在对经典还有不正确的认识，跟不上时代思潮，真是一场悲剧。今日应该对经典有所敬畏，学习经典，思考经典，传承经典，然后扬弃经典，革故鼎新。敬畏经典，思想方能承继有本，发展有据，回应时代之问。

羑河纪事均为原创

202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