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搞修补的皮鞋匠。他老人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如今看见父亲曾用过的那根扁担，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不便，赶场靠走路。父亲每天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挑子赶遛遛场，就是临近的场一个接一个的天天赶，春夏秋冬，周而复始，那根扁担伴着父亲度过快乐的一生。
　　
　　别看父亲不识多少文化，恰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父亲小时只读过几年私塾，他才思敏捷，记忆力强，又善于交谈，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显得很有文化。父亲喜欢川戏，川剧里好多唱腔和锣牌都熟悉。很多看过的古戏和后来的样板戏都能把台词背下来。
　　
　　父亲没有进过戏班，川剧的唱腔是父亲自己旁听学来的。说来还有一段奇缘。父亲年轻的时候到省城打工，住在大孃家。大孃家距省川剧院很近，父亲每次上茅厕都要到川剧院的公厕去。清早起来，川剧院的老师都要学生唱，什么腔该怎么唱，老师讲完又教唱，父亲在厕所的当儿就跟着学，天长日久，父亲逐渐的也会唱了。高兴的时候，父亲也学着哼上一段，声音洪亮，字正腔圆，被川剧院的老师发现，说他们教的学生都没有唱得这样好的，循声问到大孃家来，非要收父亲为徒弟不可。父亲写信回家问祖父，祖父回信说了十个字：“有儿不唱戏，有女不扮灯。”父亲是个大孝子，看了祖父的回信后，放弃了端铁饭碗的机会。
　　
　　川剧锣鼓拜师学过，会司鼓，两支签字弹得滚圆，纯熟老练。钵、锣样样会。在农村，他算个会唱会打的艺人。
　　
　　文革期间，文化娱乐缺乏，父亲把爱唱戏的特点转化为编戏。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父亲主动要求到宣传队里排演节目。他常用白天赶场的机会编戏。赶场的路上，他一边想一边写，还一边唱，想好了，挑子也不放，拿出纸笔在扁担上记下来，然后又唱，又修改。赶一个场有的要走三四十里路，路上休息的时候，坐在扁担上快速的把想好的记录下来，一边唱一边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唱到不合适的立马修改。修补活少的时候也不忘写他的剧本。父亲常常是白天搞修补，编戏，晚上到大队里同宣传队队友们一起排练，尽管很累，可他仍觉得很充实、快活。
　　
　　最初，父亲编了一个独幕川剧《一背鸡屎灰》，讲的是一个社员抛掉私心，不顾小家顾大家，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背鸡屎灰送到生产队里做肥料。父亲既是导演，又是教唱的老师，每个动作，每句台词都要教，特别是唱腔更要一句一句地教唱。那些演员是从生产队里抽出来的，川剧的唱腔他们都不懂。花了十多个晚上的功夫，戏排出来了，利用晚上轮流到各生产队去表演，练熟悉了，然后才到公社去汇演，得到领导和群众的称赞，被推荐代表区到县的参加全县调演。演出非常成功，编剧和表演双双获得第一名。
　　
　　《一背鸡屎灰》的成功，父亲创作的兴致更浓了，紧接着又编了独幕川剧《吃猪肉》。后来编剧的隐越来越大，他根据焦裕禄的事迹编写了大型现代川剧《焦裕禄》。戏编出来，父亲同样每天晚上坚持亲自指导排练，套锣鼓，一词一句一板一眼的教。整整一个冬，父亲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大型现代川剧《焦裕禄》终于排练出来了。先是轮回到区里五个公社巡回演出。各地的农民从“文革”开始已几年没看过戏了，听说有川戏看，高兴得蹦起来，如久旱逢甘霖，相隔十多里纷纷打着火把赶来观看。戏台很简易，用农民家中的大桌子搭建的。乡村没有电，灯光设计困难，就在戏台前边用竹筒装满石油照明，用马灯作简易的灯光布置。我曾跟父亲一起看他们的演出，剧中情景历历在目，有的唱词和台词现在也没忘记。父亲和《焦裕禄》剧组全体人员还把戏送到相邻的区去，很受欢迎。
　　
　　扁担是父亲的写字台、工作室，是为村民们生产精神食粮的车间。父亲还写了好多剧本，都是在扁担上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
　　
　　父亲的扁担给人们带来了欢乐，活跃了山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几分情趣色彩。

【主编：可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