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就是母亲。这就是走过了80年人生之路，从未离开过农家小院的一步的农村妇女的胸怀。在她的心目中，一直想的是别人，想的是别人的困难。唯独没有她自己。人们总是把祖国比做母亲。你的，我的，大家的母亲无愧于这样的比喻。               

         

  　　母亲今年80岁，按村里的乡俗，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又逢百年一遇，举国欢庆的“奥运”年，母亲的心情格外的兴奋。鼠年的春节刚过，就张罗上过寿的事了。母亲的生日是农历的腊月十四日，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母亲说：“不要在那天过了，那么冷的天气，客人会受不了的。”过了不多久，母亲又说：“我看就选在国庆节过吧！那时的天气不冷不热，国家又放长假，在外上学上班的都能回来。”眼看国庆节临近了，正赶上孙子，外甥选好日子要结婚。母亲颇踌躇了几天，最后还是说：“过寿的事再推一段时间吧，两个孩子结婚，你们花项都挺大的。”
　　
　　这就是母亲。这就是走过了80年人生之路，从未离开过农家小院的一步的农村妇女的胸怀。在她的心目中，一直想的是别人，想的是别人的困难。唯独没有她自己。人们总是把祖国比做母亲。你的，我的，大家的母亲无愧于这样的比喻。因为她们在苦难中搏斗，在逆境中不屈，用她们的辛劳哺育了我们整个民族。记得一首歌中这样唱到：辽阔的草原那是母亲宽广的胸怀。这是多么形象而又美好的比喻呀！像养育了孟子.岳飞这样的无数大圣人.大英雄的母亲是这样。而我们这些普普通通老百姓的母亲也是这样！
　　
　　一　　
　　母亲出生在一个祖辈务农的家庭里。所在的村子叫“牧庄”，离我们家七`八里地。姥爷家姓“甄”。母亲是家中的长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姥姥家的情形。村子外面是高高的堡墙，村门是阴森森的窑洞，旁边住着一个古怪的老头。姥爷家在村中央一条小巷子的尽头，院子是一所典型的小四合院。院子座南朝北，对着巷子的墙壁嵌着漂亮的影壁。院门开在西南角。走进院子，门口放着一口鱼缸，里边养着一条游来游去的大鱼。别的事都忘记了，只记得我那天把缸里的鱼给弄死了。当大人们发现的时候，鱼的肚子已经朝了天。站在鱼缸旁的我，浑身湿淋淋的，手里还拿着根木棍，这是儿时的我在姥爷家惟一的一次闯祸。当我再去姥姥家的时候，姥姥姥爷已经离开了人间，舅舅们也被赶到了后边的三间烂窑洞里了。
　　
　　甄姓家族是村里是大家族。在农村，家族大也是一种优势。姥爷又是村里的精明能干的人，他争强好胜，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在村里特别有威信。所以多年主持村里的村事，深得街坊邻居的信任。也正是这些原因，姥爷特别爱管闲事。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历来就是管闲事惹不是。自然会在村里得罪一些人。土改后头几年，是姥爷最春风得意的日子。他庄稼种得好自然收成就好，收入年年都在村里拔尖。除了种自己的地外，还省吃俭用置了一部分别人不愿意耕种的土地。那时候，勤劳致富的农民总是愿意把多余的财力投资在土地上，总想做更多土地的主人。在他的心目中，觉得自己是村里有面子的人物，事事都爱带头，对上边布置的工作总是要想方设法地完成。而村里的好多事情必然会涉及到个人利益。比如交公粮，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等等。因此在姥爷春风得意的背后，不知不觉地树起了好多对立面。在二次土改的时候，这些人总算有了报复的机会。再加上村里外省来的移民户也很多，他们也急于在村里占有一席位置。于是土改的矛头直指我姥爷。最荒唐的罪状竟然是指责姥爷交公粮的时候，交的是扇车龙口下边的粮食，也就是碾场打下的粮食过扇车扇后，粮堆靠扇车的那部分。扇车是北方农村打场用的工具。它利用风轮转动吹的风力，吹干净粮食中的杂质。但凡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粮食通过扇车的风口后，肯定是越不饱满的籽粒吹得越远，饱满的籽粒就会落在近处。当时的土改工作队也许是为了“抓住漏网大鱼”，认定姥爷是“以次充好，欺骗政府”。可见历史上“指鹿为马”的事，在现代社会也会发生，而且就发生在我的姥爷身上。这样姥爷家的阶级成份就由原来定的“中农”，一步登天上升为“地主”。作为惩罚，全家人扫地出门，被赶出了祖辈居住的四合院。大舅也被从县司法科退回了村里。姥爷一气之下，大病不起，不久便含冤离开了人世。
　　
　　姥爷家发生这些变故的时候，母亲已经嫁给了父亲。新婚不久的母亲，不时听到娘家那边传来令人发指的坏消息，自己又不能替父母分担半点儿忧愁，心里的滋味实在是难以形容的。真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婆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母亲是家里的长女，父亲是家里的老小，而且又是独苗。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在北京住字号学生意。家里只有新婚的母亲守着风烛残年的爷爷奶奶。当时家乡虽然解放，但外边还是战乱不断，时局很不稳定。父亲的消息时断时续。先是听说父亲为生计当了傅作义的兵，爷爷奶奶老来得子，父亲是两个老人的全部希望，当兵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一家人愁得整天以泪洗面，有时间奶奶就跪在观音像前，烧香磕头，企求神灵保佑。后来又听说北京和平解放了。父亲随部队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父亲所在的部队打太原`解放大西北`，母亲在家里惟一能做的，就是盼望千里之外的父亲能平平安安地早日团聚。除此之外，母亲的日子还不仅仅是一个“望眼欲穿”所能包含了的。按说我们家在村里也算是大家族，然而从我爷爷开始，就因势单力薄成为家族里的弱势。从地里的春种到秋收，从家里的担水到劈柴，家里不论干什么事都得求人。其中的酸甜苦辣不敢说是謦竹难书也是一言难尽。要不爷爷为什么生了六个女儿，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呢？母亲嫁过来后，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用自己柔弱的臂膀支撑着这个家。
　　
　　母亲的新婚生活，就是在这种既有对娘家身处逆境的无比忧心，又要承担婆家极度艰难的生活重担。双重的压力像两座沉重的大山，一齐压在母亲的身上——这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弱女子。
　　
　　二　　
　　父亲的归来，改变了年青的母亲扛着家中两个年迈人苦熬日子的境遇。父亲很快在地方上参加了教育工作。家里的日子变得好了起来。社会进入火红的年代。合作化的新农村一片新面貌。摆脱家庭重负的母亲，以十分高涨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带头参加劳动，扫除文盲，除四害讲卫生，母亲样样工作都走在村里妇女的前头。靠自己的努力，母亲还当过几年的妇女队长。儿女的相继来到人间，更给辛勤劳动的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那时的母亲有了双重身份，在家是上要孝敬公婆下要照顾儿女的当家女人，在外是带领全队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的队长。对这两个角色，母亲扮演的是相当称职的。
　　
　　我们那个地方的女人，过去没有到地里干活的习惯，整天只是围着锅台转。现在“集体化”的东风来了，要彻底改变几千年的这种旧习惯，把妇女从锅台前解放出来，重任责无旁贷地就落在了老一辈人的身上。从最初动员妇女到地里和男人一样“受苦”，在当时可以说是“赶着鸭子上架”，到“妇女顶起半边天”的这个过程，母亲可以说是经历了磨练，也承担其中的那份社会责任，因为她就是那段时间当的妇女队长。这场“革命”对于上边的干部来说，可能只是几句话的事。但对于身在最低层像母亲这样的普通人来说，责任和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的。有一部片名叫《李双双》的老电影，讲得就是合作化时一位农村妇女干部的故事。我觉得，母亲就是当时活跃在农村第一线千千万万“李双双”们中的一个。母亲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光辉业绩，是一个可以省略不计的普通人，但她那善良宽容的品德，多少年来一直滋润着我们做儿女的心田，让我们受惠终生。
　　
　　记得是在“四清运动”中，复议我们家的家庭成份的时候，当时把握村里大权的人，想乘机对我们这个处于弱势的人家实施淫威，以显示他的威风，硬要把土改时所定的“中农”提升为“上中农”。在这个事关一家人命运前途的问题上，就连担任贫协委员的本家伯父都不肯说一句公道话，而敢于站出来主持正义的，在贫协会上公开提反对意见的，竟然是和我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外姓人。他说：“这不符合复议成份‘就低不就高’的政策，再说也够不上‘上中农’的条件！”虽然他的话最终没有发生效果，但在逆境中能听到这样的声音，那真是暖透人心终生难忘。事后我才知道，是母亲在担任妇女队长的时候，用她的善良换来的良心的回报。要知道，在那种是非颠倒的非常时期，说真话是会引火烧身的。
　　
　　原来，这里包含着一段看来平常，但充满人与人之间最朴素最有人情味的的经历。那位替说话的贫协委员的妻子，既长得丑又不精明，属于那种干啥啥不行的低能之人。村里的男人女人都看不起她，更不愿意和她交往。集体化后，村里的人都成了合作社的社员。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年龄在劳力的范围内，都得到地里参加集体劳动。所以像她这样的人也不例外。但真正能让她走出家门拿起劳动工具，当时还是村里的一大新闻。人是到地里了，最犯愁的人是母亲，因为她是直接领着干活的人。刚开始，那位妇女堆里的“特殊人物”，对地里的活计是一窍不通，不是干不好就是完不成任务，而且锄庄稼把苗锄掉留下草的事经常发生。在队里工分挣得最低，还常常遭人的斥责，看别人的白眼。她别的本事不行，在外边受了委曲，回到家里就会拿她的男人出气。因为出勤的事，她还闹了一段神经病，整天神神叨叨的，吓得孩子们见了她就躲。凡是分组干活，全队十几个妇女谁也不愿意和她分到一组。母亲是妇女队长，手把手的教她干农活，帮助她完成劳动任务，那是经常的事。遇到分组干活的农活，母亲总是和她一个组。时间长了，她对母亲有了一种依赖性。假如母亲今天请假不出去劳动，她到了地里也会装病回家。土地下户后，她们一家人随嫁到外地的女儿去女婿家定居。临走的前一天，已经年过半百的她还专门向母亲告辞。母亲预感到这可能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送她出门后，母亲流了泪。
　　
　　对于母亲的做法,队里好多人都不理解。有的当面劝母亲：说你这是何苦呢,对她这样的人再好,你能得到什么。每逢这个时候，母亲总是笑笑，不说什么。其实，与人为善是母亲为人的根本。不管是家有“飞鸽车子游泳表”的在外工作人员的尊贵夫人，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女人，母亲和她们相处的都很好。本来女人堆里就是个是非摊子。可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听说过母亲和别人闹过意见红过脸。也没有听母亲在背后说过其他人只言片语的闲话。母亲常对儿女们说：“与人相处要多想别人的好处；遇到事情要往好的方面着想，好心一定会有好报。”
　　
　　母亲就是靠着她的这份纯朴善良和难得的宽容，赢得了村里妇女的尊重。几十年过去了，和母亲一块劳动过的妇女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健在的也都到了“太奶太姥”的辈上。虽然这么多年人与人的关系也受到过“阶级斗争”的影响，但母亲那一代人之间的那种亲情是年青一代羡慕不已的。如今，母亲住的老房子已经成了她们的活动中心。只要一有时间，老姐妹都要来和母亲拉拉家常。近年来，母亲的耳朵虽然越快越沉，但信息一点儿也不闭塞。因为她的那一帮老姐妹们的耳朵就是她的耳朵。别人会把听到的一切告诉她的。如果知道到谁的身体不舒服了，母亲就会招呼上其他老姐妹们，拿一点儿小小的礼物，那怕是几块饼干几个水果，前去看一看，用她们特有的方式表达慰问，其效果决不亚于“吃药打针”。
　　
　　母亲当妇女队长的那段火热的岁月，当然不可能重现了。岁月可以改变人们的外表，但不能改变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沐浴在绚丽夕阳下的母亲正尽情享受着人间最美好的温馨。当然这种温馨不仅仅是儿女们给的。
　　
　　三　　
　　命运的不公，就在于给像母亲这样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承担着巨大的生活艰辛，靠勤劳度日子的人们无端的施加磨难。六十年代初搞的“四清”到后来的“文革”，母亲做为最普通的农村妇女，虽然并不担任什么要职，也不是什么权威名人，但照样难逃一劫。母亲在厄运面前展现出的那种坚强和宽容，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先是“四清”运动把我家的成份抬高为“上中农”。再加上主要的社会关系：舅舅家的成份是“地主”。处于这样政治背景下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会有什么地位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取消了接待工作队员“派饭”的资格。这件事对母亲来说，是对心灵的一次沉重打击。因为意味着全家被打入“另册”。后来是父亲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两次关牛棚住学习班。一次是全县教师集中搞运动。父亲做为运动对象，一关就是72天。第二次是住公社教革组办的“学习班”，从天寒地冻的严冬住到春暖花开。
　　
　　在父亲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母亲既要承担起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担，又要为父亲的命运担惊受怕。要知道，我家当时是八口人的大家庭，虽然我和弟妹可以多少为母亲分担一点忧愁，但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到每天的“柴米油盐”都得母亲一人去操持。在温饱都难解决的年月，八张口每天要吃饭，实在是件不可避开的大事，尤其到了青黄不接的春三二月。至今我的脑海里都清晰地刻着母亲求生产队长借粮时的情景。那天的太阳白渗渗的。好多天都不落一滴雨，地上干得直冒烟。周围的人心里都是惶惶的。早晨，母亲清理了家里所有放米面的家什，勉强做了一锅填肚皮的饭打发了早饭。到晌午了，邻居家地里劳动的，学校上学的都相继回到了家里。随即各家各户的烟囱里都冒起了青烟，动作麻利的很快就端出了饭碗。那天中午，只有我们家例外。母亲不在家里，我们兄妹几个像离群的羊羔，没精打采地等着母亲的归来。只有“饭紧郎”二弟开始还围着锅台乱转，后来索性坐在地上耍起赖来。一直盼到太阳开始偏西，母亲才背着半面袋粮食回来。我偷偷地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的脸色和外边的太阳一样，也是白惨惨的。母亲是从来不把委曲和艰辛告诉别人的。在儿女的心目中,别人家的母亲肩上挑的是一百斤的担子，而母亲肩上挑得则是二百斤的重担。正如那天中午的饭，吃得真沉重。
　　
　　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盼回了父亲。但在那种沉重的政治压力下，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生活中再大的困难母亲也能克服，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涉及儿女人生命运的事，那怕儿女身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母亲的眼里也是重大的事。母亲像一只精心照料小鸡雏的老母鸡，不分昼夜地呵护着我们。在那个人性被严重扭曲的年代里，就连世代居住的大宅院里，也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吹来阵阵冷风，有时还很刺骨的。
　　
　　院子里住着三户人家，都是本家。爷爷在那一辈人中排行最小，父亲是独子，按乡俗住在西边的房子里。东边是我二爷爷的，半正窑和三间差房里分别住着我的两个伯父。他两人是亲兄弟，但性格完全不同。大伯过去是村里的私塾先生，从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或多或少有政治上的瑕玼，因此运动来了总有“辫子”被揪。三伯解放前参加了地方部队，后又抗美援朝到了朝鲜。虽然三伯生性软弱，不是那种敢打敢杀的硬汉，但也没有什么弯弯肠子，一口行军锅从中国的吕梁山一直背到朝鲜的金刚山。后来的各种名目的运动把三伯捧成了"红人”。职务也由生产队的饲养员调到大队办公室管理了宣传阵地。工具就是高音喇叭和冷冰冰的几份报纸。位置变了，三伯的“革命觉悟”更高了。村里人都喊他是“老三篇”。但“革命觉悟”不能当饭吃。本来三伯家的日子过得就很紧巴，向母亲借三块两块的事是常有的。而母亲从来也没想过要三伯还。至从离开饲养员岗位到了大队办公室，日子过得更是雪上加霜，有时连称盐打醋的钱都没有。每逢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因此，三伯对母亲的态度要比对大伯的态度好得多。当然这里边除了经济的原因以外，还有政治的原因。
　　
　　家庭的厄运必然会殃及到儿女。后来我的小队会计也因路线问题被撤职了。本来我的遭遇已经够倒霉的了，三伯的举动更让我伤透了心。我当小队会计以后，看报纸就成了我唯一的爱好。每天不吃饭可以，如果看不到今天的报纸，就像少了魂似的，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那时候，队里的报纸都是先送到三伯家的。所以给了我看报极大的方便。而三伯也总是每次报纸来了，都放在我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在我不当会计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三伯的态度不像以前了。收到的也报纸不在像过去那样，而是直接拿回家里藏起来，这样我看报纸就得向他讨要。更明显的是脸部的表情也变了，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好像我在看什么不该看的“机密文件”。为了满足看报的欲望，这些我都忍了。后来干脆让邮递员直接送到办公室，彻底断绝了我看报的机会。没有报纸的日子，心里真比掏了块肉还空荡荡的。这一切，母亲全都看在眼里。
　　
　　那是一天的傍晚，母亲见三伯回到家里，随及便跟了进去。那时我已结婚分家另过。房子的窗户正对着三伯家的窗户，所以三伯家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只见母亲靠着炕沿坐下，仰面对三伯说话。三伯的个子挺高。母亲灰白的头发也仰得挺高。说着说着有几句话像针刺一般钻进我的耳朵。母亲的声音颤抖着：“他三伯，你就把报纸拿回来吧，让孩子看看。他已经够难过的了。”停了一会儿，母亲又说：“就算我替他父亲求求你了。孩子看看报能影响了你什么”母亲的话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就被一股苦涩的泪水所淹没。
　　
　　后来，社会又恢复了正常。三伯的“革命事业”也悄然没有了阵地。日子虽然比以前过得好多了，但仍然属于村里的“贫困户”。尤其是到了晚年，三个儿子就有两个意外事故伤亡，留下的一个还是人们所说的“憨汉”，至今还是光棍一条。母亲常对我们说，你三伯过得很牺惶。不要计较过去的事，有些事也不能全怪他。人老了，你们弟兄们要多照顾点儿。我们也责无旁贷的把三伯当作自己的父亲，在土地下户后挑起了照顾他家的责任，从春种到秋收，样样活儿都离不开侄儿们的操持。前年老人去世后，又主持操办了后事，体体面面地送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四　　
　　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养育了我们兄妹九人。几十年来，母亲为我们付出的心血，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在我们儿女的影响中，母亲的形象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忙碌”。一年365天，那一天不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忙完吃的忙穿的；忙完家里的忙院里的。记得前几年报纸上发表过一幅漫画，标题是《我的一家》。画面上用属相代表每一个家庭成员。母亲是属牛的，那头牛差不多占据了整个画面。在牛背上爬着一群动物，有兔，有蛇，有马......第一眼我就觉得形象极了,它就是我家的真实反映。母亲就是那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没日没夜的为儿女们操劳着，忙碌着。
　　
　　我家住在村子的西街，出院门就是西门口，那里是村子的议事中心，每天红火热闹极了。可从没见母亲的身影在那儿出现过。有时忙的几天都不出院门一步。最不能忘记的是母亲为我们兄妹几个纳鞋底做新鞋。在我们长大成人的漫长岁月里，究竟穿破了多少双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布鞋，谁也说不清。但都记得母亲坐在灯下纳鞋底的情景。最早映入眼帘的是母亲坐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纳，后来长大一点儿，是看着母亲坐在昏暗的15瓦的电灯下纳，再后来换了大一点儿的灯泡，母亲依然是在纳鞋底。一个又一个的冬天的晚上，母亲总是一手拿鞋底，一手拿针线，在这一扎一拉的简单动作中，“呲呲”的声音把我们送入梦乡。母亲纳在一双双鞋底上的美丽的绳脚，就像母亲吻在儿女脸上的一个个印记，既甜蜜又温馨。过大年是儿女们最高兴的日子。年三十的晚上，等到把过年的所有事情都准备就绪后，母亲才会从炕柜里把一个冬天给我们兄妹赶做出来的新鞋，一双双地拿出来，摆到每个人的枕头前边。这些有大有小的新鞋，都是经过母亲精心整修过的。鞋做好后，首先是楦板型。即把新鞋用水喷湿，然后打进选好的鞋楦头。放一晚上鞋就定型了。鞋的样式好看不好看，鞋楦头是关键。我们兄妹多，需要的鞋楦头就多。那时的鞋楦头一般一家只准备一副，但可以全村流通的。为了借到合适的鞋楦头，母亲会不厌其烦地借了一家又一家，直到满意为止。鞋楦好后，母亲还要用漂白粉把鞋底边涂一圈白。所以母亲做的鞋与从商店里买回来的差不多。这是最值得自豪的。而我们早已把两只小脚洗得干干净净，准备大年的早上穿母亲做的新鞋，到街上热闹的地方去夸耀一番。
　　
　　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尤其是做鞋的手工，在左邻右舍中更是出了名的。母亲做的鞋不仅结实耐穿，美观漂亮，而且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做出流行的样式来。在我的记忆中，穿过母亲做的：方口鞋，刺眼鞋，松紧口鞋......品种不下十几种，最后穿的是“老山鞋”。每一双鞋都凝聚着母亲对儿女的无限深情；每一双鞋都要穿到不能再补的程度，才会脱下来当废品卖掉。我常想，假如把这些穿破的鞋积累起来，完全可以办一个以“母爱”为主题的展览会。它不仅是母亲用全部心血哺育儿女成长的真实写照，而且是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最好见证。每当耳边响起“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正走得稳踏踏实实闯天下”，优美旋律的时候，一股暖流就会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升起。因为它唱出了天下每个当儿女的最想表达的心声。最能告慰母亲的就是踏踏实实闯天下。
　　
　　五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所有女人应该充担的角色，母亲都经历过，从女儿到媳妇，从媳妇到婆婆，母亲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十分称职的。假如时光可以倒退，长眠在九泉之下的奶奶一定会为有母亲这样的儿媳妇而感到欣慰和满足的。
　　
　　从打我记事起，就没有也不可能对奶奶产生过任何的想法，毫不怀疑地认为：奶奶一定是我的亲奶奶。直到奶奶去世好长时间以后，我才无意中得知，奶奶是父亲的继母。也就是说，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初听到这个消息，我还真有点不相信，因为从母亲的口中，没有流露出任何这方面的情绪和言行。我们一家人和所有三代人共同生活的家庭一样，婆媳和睦，（爷爷在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已经过世）祖孙亲密。特别是作为家庭长孙的我，更是奶奶的掌上明珠。我是衔着奶奶没有奶水的乳头长大的。直到我十二岁那年，奶奶因病去世。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没有和奶奶红过一次脸，更没有吵过一次架。
　　
　　奶奶曾有过一个心愿：等我长大了，坐上我——她的亲孙子骑的自行车，带着她到十几里外的“庄子村”去走亲戚，看望她兵荒马乱中无奈嫁到那里的亲侄女。那儿是山区，条件很差。奶奶活着的时候，常常为她侄女的不幸遭遇所叹息。为此，母亲在我刚满十一岁的时候就让我学骑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在农村还是紧缺物品，仅有几家条件较好的有。父亲是一名在外教书的老师，所以有一辆绿色的轻便自行车。每逢星期日父亲回到家里，母亲就让我推出父亲的自行车去练习。我身子小，跨不过车子的横梁，只能斜着身子掏过脚蹬半圈。当时我学骑自行车的积极性很高，父亲回家刚撒开手把，我就接过来往外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照例从父亲手中接过自行车到队里的打麦场上去练习。为躲一同骑车的小伙伴，一头撞到了篮球架上，头上撞起了一个包。回来后，奶奶心疼的不让我再练习了。母亲看着我笑了笑，反而鼓励我继续出去练习。因为我身上所寄托的，不仅仅是奶奶的终生心愿，同时还有母亲的一片孝心。是婆媳两代水乳相容的象征。可惜奶奶没有等到了却心愿的那一天。原因是万恶的病魔过早的夺去了生命。
　　
　　奶奶一生没有生育。在奶奶生病的日子里，母亲除了像亲女儿一样精心侍侯奶奶外，还和父亲一起，千方百计地为奶奶治病。奶奶得的是癌症，尽管想尽了当时能够想的所有办法，但仍然阻挡不了病情的不断恶化。无奈之下，又请来县城一位有名的针灸大夫。那位大夫用的是“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针刺“哑门”穴的时候，一针下去，就再也没有拔出来。那是一个春日的晌午，下学后我去地里检茬子。忽然听到村口有人叫我。回到家里，与我朝夕相处的奶奶正躺倒在母亲的怀里，看样子已经离开了人世。怀抱奶奶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事情发生后，村里有人建议不要放过那位大夫。父母亲商量后没有听从。事后母亲对人说：“这不能怪人家大夫，是他奶奶的病根本没法治了。人，不能昧着良心办事。”
　　
　　这就是母亲，一个充满爱心又宽宏大量的普通农村女性！
　　
　　六　　
　　村里人听说今年是母亲的八十岁生日，纷纷提意：给母亲唱一台大戏吧！她老人家承受的起！
　　
　　的确，母亲是精神财富的富有者，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最让村里人敬佩的，是她呕心沥血营造的一个人人称道的“和谐”大家庭。在人类繁衍生息的进程中，先后有5位异性家庭的女人走进了这个家庭，成为母亲的儿媳妇；有4名男子娶了母亲的女儿为妻，成为这个家庭的半个儿。如今，母亲是有近40人大家庭的精神中心。母亲的思想品行和行为准则深深地植根于儿女们的心中。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也不管社会风气刮什么潮流，“和谐”始终是这个大家庭的主旋律。多少年来，兄弟姊妹之间相亲相爱，妯娌之间相敬如宾。如今更是儿孙满堂，母亲身边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好家庭。在母亲面前，“前世的仇人转生兄弟，冤家变妯娌”的千古传言早已没有了市场。其实，母亲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她是用一片善良的母爱，滋润了这块肥沃的土地，让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母亲的恩情是我们作儿女的永远也报答不了的。是啊，不要说唱一台大戏，就是唱九九八十一台，也表达不了儿女对母亲的感恩之情。然而母亲说话了：我过生日的时候，不要动响器，一家人能高高兴兴在一起就行了。面对这样的母亲，做儿女的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浅蓝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