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寻根之旅
　　
　　一、缘起
　　
　　196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在宋村旁通往公社的大路上出现了一座用翠绿的柏树枝搭建而成的大门。这座高大宏伟的柏树门屹立在此一下子就成了这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早晨的阳光穿过大门似乎也比平时亮好多，到了黄昏时分晚霞洒在翠绿的柏叶上竟闪烁着一种朦胧的金黄。那时我有四岁，每天就在这座门旁和小伙伴玩耍。一天我正玩的起劲时，遇见了嫁到邻村的一位姨表姐，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大一个门，她说是公社为了庆祝“九大”，还说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四岁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九大”，也不知道林彪是谁，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也姓林，这个要接毛主席班的人和我一个姓，而在我们这个拥有百户人家的村子里还没有第二家姓林的。
　　
　　然而，1971年9月的一个深夜，当生产队长的爸爸突然被公社叫去开会，第二天爸爸说林彪摔死了。因为他要害死毛主席，而且从此那个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就开始了，这个叫林彪的人天天被人批着骂着，没有人知道我小小的心灵在这种骂声中感到的恐慌，忧伤和愤怒。因为就在不久前大姐糊窗户时，无意中把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贴倒了，结果我们全家被那些积极分子揪上了村中那个土台子上批斗。当生产队长的爸爸也因此而成了“四不清”干部，我们家院内外糊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坏脾气的爷爷气得大喊“我家该不是死人了，你们这样！”
　　
　　1972年我上学了，学校中的运动气氛更浓，为了掩饰我的忧惧，我比任何人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我用刚认的汉字写儿歌和大字报，由于天生对文字的敏感，我的批判文章在所有同学当中脱颖而出，我成了语文老师的宠儿，然而有一次班上排座位我的心灵又一次陷入了愤怒和恐慌，因为这个同学他竟然姓孔。哎呀，我姓林，他姓孔，又是林又是孔，如果哪位同学突然发现这个有趣的状况，然后拿我们的姓“恶作剧”怎么办？于是我拒绝和这个同学坐，老师问为什么，我只能低头不语，后来老师说是不是嫌他是个男同学呀，我点了一下头，老师却说，咱班的座位一直都是男女混排的，就这样吧。好在老师没有再继续过问这件事，但我依然提心吊胆，生怕哪个“灵性”同学用我的姓说事让我下不来台，所以在小学的五年当中我一直是一个表情严峻，眼神冷漠，拒人千里之外的小女孩，我用冷漠与严峻紧紧地包裹着我，以期得到一种保护和安全。
　　
　　整个小学阶段我对自己的姓充满了仇恨，我为什么要姓林，有时又恨为什么林彪要姓林，为什么他要害毛主席，为什么要做那么丢人的事情，让我这个林姓的人都脸上无光。好在爸爸的“四不清”已洗清，重新被选为生产队长还兼大队的贫协主任，他经常在我们村学校主席台上讲话，我这个贫协主任的女儿也就成了同学眼中红人，但我有时常想爸爸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有这种来自于“姓”困扰，为什么全村那么多人就让他一个外来户当这个贫协主任，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似乎比别人更要积极一些，但我从来没敢问过爸爸这个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带着我回了一次老家。
　　
　　在我的整个童年里，老家是一个神秘的所在，这都源于每天晚上母亲的讲述。70年代的农村，人们过着集体农业合作社的生活，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还得抽空做家务，那个时代的农村女人个个都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本事，单说穿衣，从种棉花到把籽棉搓成花捻子再把花捻子纺成线，然后，分线，挂线上织布机又织成布，再把布染成各种自己喜欢的颜色，再裁剪做成衣服，总之，棉纺织工业的每一个工种，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些妈妈们一双手完成。这些女人既是纺织工又是大厨师，而且一切衣食住行所需的东西都是从最原始的材料开始加工，直到做成精致的成品，一年四季里我们这些孩子的眼前晃动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不像现在勤一点的人卖半成品，忙或懒一点的人就吃饭馆了，闲暇的时间人们就休闲娱乐，惹事生非。妈妈那时每天晚上都纺线，那时的农村没有电，每家都有一个装煤油的瓶子，隔几天我们一帮小孩三五成群的去供销社帮家里灌煤油，一盏油灯是农家夜晚的唯一的光明，妈妈纺线的影子映在房间的墙上，起起落落，忽大忽小，睡在她旁边的我在这时就会听到她讲山里的故事，那里的密林和野果，山泉和峻岭在她娓娓的讲述中，在我睡意朦胧的聆听中，在那墙上忽暗忽明的灯影里充满了神秘，忧伤和一种淡淡的暖意。我忽然意识到，在那遥远的地方还生活着我好多好多亲戚，他们是我的姑伯叔侄，外公舅姨，兄弟姐妹。其实我也和村里的小伙伴一样有叔大姨舅，兄姐弟妹。我家也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家族，那是多么热闹和快活啊！但那个老家离我太遥远了，遥远的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在很长时间里我又似乎只把它当做妈妈讲的故事去听。在妈妈纺车的嗡嗡声中，那故乡变成了演绎传奇的所在。而越是演绎，那种“孤悬”远方的孤独感却越强。
　　
　　二初寻
　　
　　故乡的真实存在，便源于我八岁那年和妈妈一起回老家的经历。
　　
　　那是1974年深秋，妈妈要带我回老家，给外公过三周年忌。那时我刚在村小那个教学点的复式班上小学一年级，九月份上学，十月份妈妈就将我带走了，等我回来时学校已经放假了，等于一学期都没上学，那时的家长根本不在乎上学这种事。
　　
　　7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每天震颤着每一个人的脑神经，村子人家的外墙上书写着各种内容的标语，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个时候的爸爸每天都非常忙，经常开会，三干会，三赛会，学毛选积极分子会，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汇报会，忆苦思甜会，四类分子批斗会等等。这次回老家他只把我和妈妈送到西安，然后让我们娘俩自个乘长途汽车回老家，他自己就又回去开会了。出西安火车站时童年的我被一种可怕的景象吓呆了，从车站候车室大门外开始，在出站的旅客两边如夹道欢迎似的坐着长长两行乞丐，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全都做着一个动作，就是把手伸向这些出站的旅客，嘴里不住的喊着：行行好，给点吃的，全都是“犀利哥”的样子。而在这两行乞丐之外有好多好多乞丐群成群结队地在我的眼前晃悠，几乎俯拾皆是，摩肩接踵，那种污浊的场面之大，乞丐的面目之狰狞直到今天还偶尔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和妈妈惊恐地快步走出车站，长出一口气。
　　
　　乞丐群是70年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经常出现的景观，在关中道上常年行走着这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中有相当多的竟然是我的故乡商州人，我也才知道妈妈那时为什么对“要饭的”那么大方。
　　
　　出了车站我们来到我的一个在西安仪表厂当传达的五外公处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乘坐去商洛的长途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从小生活在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上的我第一次看见了山，公路两边那灰褐色山石被我认作腐朽了的木头，因为它和那种树根经长年雨淋腐蚀后的样子太像了。然后我也第一次看见了路两边山坡上干活的山民那小小的身影。也明白了那种“小”是因为他们的高和远所造成的视觉差异。
　　
　　汽车在一个叫赵湾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一个姨夫接住了我们，他是赵湾车站的厨师。这时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们横穿过公路后便登上对面山上一条羊肠小路，这条路再一次颠覆了我对山路的想象，我原以为山路和跑汽车的公路一样宽阔，没成想竟然如此之窄，有时竟然无路可走。走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前面来了一个男人，高大白净，行色匆匆，原来他竟是我的舅舅，原来爸爸把我们送到西安后就立即给他发了接人的电报，他是收到我爸爸的电报后，专程来接我们的。直到此刻我才知道山外面三原县独李乡的那个舅舅是我的堂舅，而这个舅舅才是我的亲舅舅。舅舅怕我走不了山路要背着我走，而我一点也没觉出累，这弯弯的山道，茂密的山林，婉转的鸟鸣和潺潺的溪流都是以往我在大平原上没有见过的景致，我欢快地在山路上跑着，疲劳早被这奇异的景观冲淡了，那天，阳光非常鲜亮的照耀着漫山遍野的树木花草，让人沉浸在一种深秋的辉煌之中，一会儿我站在了高高的山梁上，一会又下到了深深的谷底，那尺把宽的山路以迂回婉转的绵延让我的眼前充满了无穷的惊讶和欣喜。不知走了多久，天渐渐黑了，深山峡谷，近树远山都陷入渐浓的暮色里，突然我看见了月亮，它像一盏灯似的挂在远处的山尖上，而我眼前的山石和树木在月光下显出了白天没有的神秘，我开始有一些恐惧，但怕表现出来被刚认识的舅舅笑话，于是我只有静静的低头走路。这时一条河挡住了眼前去路。
　　
　　月光下，河面不宽，河水清浅，水流淙淙，外公的家在河对岸，我们须过河才能到，这时舅舅不容分说地背起了我，踩着河里的一溜垫脚石很快地过了河，八岁的我被陌生的舅舅抱着心里却生出了一股遥远的温暖。
　　
　　过了河舅舅仍背着我朝前走，前面隐约有了灯光，我们走近那灯光，这竟就是外公的家，一个面山向河的独屋之所。迎出来的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和一个年轻的女子，妈妈让我把老的叫外婆，年轻的叫姨，我忽然明白了这个我叫姨的姑娘是我妈妈的妹妹，因为她们说话的声音非常像，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有三个姨妈，一个在三原县独李公社，一个在西安草滩的未央宫公社，一个在商洛的上济川（音），没想到还有一个如此年轻的小姨，昏黄的油灯下，小姨忙前忙后为我们做饭，她已经结婚了，听说我们要回来，特意翻一道岭赶过来的，她说话轻声细语，满含欢喜，一会她端来了一碗红糖水，在物质极度贫乏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老百姓家里，糖，无论是白的或红的那绝对是奢侈和金贵的，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尊贵的感觉，小姨摸着我的头和妈妈说着话。那是一个奇异的夜晚，我被妈妈带进一个充满着陌生和温暖的神秘的所在，见到了我梦中想象的很多人，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在我的幼小的心田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在以后的近四十年岁月中历久弥新。
　　
　　外公家住在一个叫竹园沟的地方，当地人把这几个人字的音发成：走羊沟（音）。没来之前，我一直以为这里漫山遍野总跑着洁白的羊群，那是一种多美的景象啊！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河谷较宽的地带，令我惊异的是在这个宽阔的河谷出口处竟只住了外公一户人家，外公家门前，一座陡峭突兀的山峰，树木茂密，一眼望不透的墨绿，屋后则是一面长满针叶松的山坡，舅舅的儿子那年也就十一岁，白皮肤，大眼睛，个子挺高的，在我的眼里就像潘冬子一样勇敢（那一年中国大地上正在上演一部名为《闪闪的红星》的电影，里面那个少年英雄潘冬子是我们那时小孩的偶像），表哥拿一把弯镰砍刀要上山砍柴，那把砍刀和潘冬子杀胡汉三的那把砍刀一摸一样，我也要去，他不让我去，但我非要去，他吓唬我说山上有大蟒蛇会吃小孩，还有大老虎，我被吓哭了，他又哄我。我们砍了好多松树枝，表哥把它叫松树毛子，别看松叶还是绿的，但拿回家可以马上烧饭用，因为松树身上有油。舅舅还有一个女儿名叫采莲，长得特别漂亮，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脸，白白净净，爱说爱笑，声音像铃铛一样，我们常一起围着炕火烤火晶柿子吃，小小的堂屋中经常弥漫着一股柿子烤焦了的香甜气息。妈妈说舅舅是一个苦命的人，因为他曾经娶过两个媳妇，第一个留了一个儿子得病死了，那个儿子就是我那个小表哥，第二个媳妇生下一个女儿后也得病死了，那个女儿就是采莲。我们回去的这一年舅舅还是单身一人，拉扯着一儿一女。舅舅既当爹又当娘，他常爱做的饭食叫杂和面，用黄豆粉，黑豆粉，玉米粉，荞麦粉再加很少的一点麦子粉，和成面团，擀成面片，但由于粗粮太多没有粘性，常常擀着擀着面片就裂开了。我曾经看舅舅擀面，面片一裂开，舅舅就叹气。说实话这种面口感特差，吃着就像嚼一口一口的沙子一样，难以下咽。好在山里的各种山味野果很多，核桃，毛栗子，柿子，柿饼，可以冲谈这种难受。妈妈曾说她吃过一种用树叶做成的凉粉，但那是春夏间的树叶，秋冬的树叶太老了，我有些遗憾。顶好吃的是用土豆做的糍粑，粘爽劲道，再就是商州热豆腐，和关中的油泼面一样香。有一种漆树，其籽实榨出的油，冷却后凝结成块，像蜡一样，老家人管它叫它漆蜡油，舅舅每次做饭的锅里都要放这种油。
　　
　　这期间妈妈领着我还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三叔家，一个是我大姑家，一个是我二姨妈家。这三个地方距我外公家其实也不是很远，但崎岖的山路及我当年年纪的幼小，使我记忆中的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了一种遥远和惊悚。
　　
　　出了竹园沟沿着一条名为康河的河流朝前走，河的两岸散落着不少人家，一边走一边听妈妈说这叫玉皇沟，那叫花园沟，但我的眼前看到的只是高高的山，远远的峰。后来她说“到了”，我问啥地方到了，她说咱老家到了，林家老庄子到了。我的心脏突然快速地跳了起来，这是我们林家的人的老家吗？这里的人都姓林吗？我急切地问妈妈，妈妈竟然肯定地点点头，然而我仍旧不太相信，跟在她身后，先走进了被我叫三奶奶的家，她家孩子特别多，他的儿子我叫三叔，三叔共有六个孩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林子英，林福英，林凤英等等，总之我终于知道他们和我一个姓，我不再是渭北平原上宋村里孤独的林家小姑娘，我竟然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然而贫穷却让我触目惊心，那天晚上我和妈妈三奶奶还有他的三个孙子就睡在那个小小的土炕上，炕上铺的是一张破烂不堪的竹席，稍不小心就会扎了屁股，五个人同盖一条破成一堆烂布絮的被子。第二天又去看望我的四奶奶，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可怜的四奶奶睡觉的炕上还不如我的三奶奶，连一片破布都没有，她就衣衫褴褛的坐在炕上的一堆麦草里，怀中还抱着她的一个孙子，儿子正在坡上学大寨造梯田呢，而那时已近深冬。记得后来回到高陵，见到四奶奶的外孙女说到她外婆境遇时，我的这位表姐哭的像泪人一样，直到那时我才明白爸爸把我们家搬到渭北是多么正确而豪壮的一个决定。
　　
　　在三奶家住了一晚之后，年幼不懂事的我无论如何也不在她家睡觉了，没办法，妈妈只好领我去大姑家里。太阳已落到山的背后，远山近树已笼上一层暮色，弯弯的山路上只有我和妈妈，空山寂静，天色渐暗，妈妈拉着我的手，边走边唠叨，说我太任性，不听话，三奶都不高兴了，其实我一上路就已经开始有些后悔和害怕了，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前面山路有一个几乎九十度的转弯，这时河谷也变得越来越窄，两边的山似乎变成一只巨大的狮子，张开口要将那一条窄窄的山路吞下肚去，巨大的山影和暮色合谋，让前行的路途变得诡谲叵测，我拉紧了妈妈的手，这时迎面来了一群担木炭的人，他们竟然向我们问路，而妈妈又确实无法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因为妈妈离开老家时间太长，自己也搞不清这里有些路怎么走），于是他们似乎有些生气，口中骂骂咧咧，嫌我们不告诉他们，那是几个高大粗壮的男人，而我和妈妈，妇女儿童啊！我们也不敢反击他们的谰言秽语，假装镇静的快步离开他们。那些人走了好久，我们回头看他们时，他们竟然也回头看我们，一瞬间的遥远对视，差点没吓死我们。我几乎以为他们要追上来抢劫我们，这荒山野洼，暮色弥漫之际。敏感的我神经绷得紧紧的，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在山路的又一个转弯之后，眼前一下子又变得开阔起来了，狭长河道两岸那耸起的大山突然好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向两边推了开去，天似乎也比刚才亮了许多，我和妈妈都不约而同地长出一口气，相视而笑。很快妈妈就说大姑家到了，我朝她指的方向望去，在一个较高的山坡上有一座房子，房前站着一个人。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般家庭都是兄弟姐妹一大帮，我的那些小伙伴经常在一起总说叨他的叔啊，伯啊，大姑二姑，大姨二姨的，唯有我们家亲戚很少，尤其是爸爸，没兄没弟，我又太小，妈妈所讲的老家的事只被我当故事听，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姑姑和我们同村，对这山里的大姑很是陌生。此刻大姑已出现在我的眼前。她满脸笑容，把我和妈妈接进家门。姑姑的家是我这次回老家所走的亲戚里感觉最好的一家，屋里屋外，各种东西摆放得很整齐，炕上铺的盖的虽然很旧，但一应俱全，不像三奶四奶家那么破烂和贫穷。这时我看见一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小男孩，他脸上到处是刚结痂的伤，大眼睛，圆脸庞，虎头虎脑，姑姑说他叫建民，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昨天上楼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脸擦伤了，山里人家房子的顶棚都是用厚厚的木板搭建而成，故名为“楼”，上面可以放各种杂物。后来这个小男孩就不见了，不知又野到哪去了。在姑姑家住了一晚上后，见到姑父，他在三岔河公社的信用社工作。这个姑父高高的身材，白净面皮，能说会道，那时他也就不到40岁的样子，总是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的样子。姑姑的村子叫倪家台子，姑姑说原先她家住在台子上，现在搬下来了，我朝她指的方向看去，在她家屋后大约百米高的山坡上有个较为平坦的台阶地，上面住着几户人家，后来我和妈妈还到那几户人家家里去玩，妈说那是姑姑家的自己人。在姑姑家住了几天以后，我和妈妈又要回到外婆家里。那天一大早我和妈妈就告别了姑姑一家往回返，也许由于不再陌生，也就不再恐惧。当走到一个叫玉皇沟的地方，远远地一个人连喊带叫，连滚带爬的从远处山坡上向我们跑过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跑过来的是一个女人，大约五十多岁，身材瘦高，手里拿着一把镢头。原来她认识妈妈，她把妈妈和我硬拽到她家里，然后给我们做了两碗醪糟泡馍让我们吃，还拿出他们家里的火晶柿子让我们吃。我们实在吃不下了，但她非得让我们吃，那种热情，诚恳几乎到了固执的程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的女儿也嫁到了渭北，和我们是一个村的。她想从妈妈的口中知道一些她远嫁的女儿的情况。
　　
　　这次回老家最后走访的是我的二姨妈家。
　　
　　二姨妈住在一个叫上济川（音）的河谷地带，她家的房子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之上，屋后则是一面阔大的松林坡。旁近没有其他人家，在她家的对面，隔着宽宽的河谷住着好多户人家，还有一个小学校。二姨妈有七个孩子，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二姨妈身材瘦高，性情温和，妈妈说她三岁丧母，无人照看，都是这个二姐照顾她吃喝穿戴。二姨妈看见我们来了，总觉得我们吃不惯山里的饭食，她就特意为我烙一个饼子，藏在一口面缸里，怕那个比我大三岁的小表哥知道后也要吃。那个时候山里人从来不吃馍，说是不饿。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山里缺粮，没有人用白白的麦面粉蒸成馍，烙成饼，那得用去多少面啊！而且又是那么不经吃，若让那些正长身体的半大小子去吃，三两口就吃完了，我想那个小表哥那时一定特嫉妒我吧！因为一次我和他去屋后的山坡上玩，他上山上得很快，我撵不上他，差点摔倒，我赶紧抓住一棵松树干才没滚下山坡，而他竟在一旁哈哈大笑。
　　
　　终于到了告别老家的时候了，我已经在老家呆了将近两个月，从金黄的晚秋到飘开雪花的初冬，为了赶车妈妈舅舅和我凌晨3点就起来了，我们翻山越岭，往赵湾车站赶，这一路全是在黑暗当中行走，到赵湾车站时天还没有全亮，这时我们遇见了舅舅的一个熟人在车站卖热豆腐，他非常热情的让我们吃他的热豆腐，那是一碗后来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热豆腐，香辣劲道，温暖爽口，那不尽的滋味从那个初冬的早晨出发，陪伴了我近四十年的岁月，我对故乡的眷恋奇怪地和这碗热豆腐紧紧连在一起。回返的路却不是那么顺利，虽然我们赶了个早，却没有车，还好有一辆带棚子大卡车要去西安，我们就坐上了这样一趟汽车。
　　
　　上得车来，人很多，很挤，站也难受，坐也难受，就是这样狭小的空间竟还抬上来了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病人，似乎得了很重的病，要去西安看。大家只好给他让出空间，于是就更挤了。我只记得舅舅用糜子杆给我们做的一把笤帚，等下车时已被车上的人挤得只剩个把了，坚挺硬脆的扫帚头被拥挤的乘客挤得掉成了秃头。气得舅舅咳声叹气，直喊可惜。
　　
　　
　　
　　三再寻
　　
　　故乡就这样渐渐的离我远去，我又回到了一马平川的渭北，我的学生时代也正式开始了。这回我不再拒绝我那位姓孔的同桌了，我想在我的故乡还有那么多与我同姓的亲人，总不能把这些林姓人都拉到批斗台子上吧！然而村人偶尔的一句关于林姓的调侃仍让我胆战心惊。我仍然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中度日，整个小学阶段我表现的特别优秀，几乎每个学期我都是“三夏红旗手”，“三秋红旗手”，“五好学生”，“养猪能手”，“学雷锋标兵”，每天早上我几乎总是第一个到校，然后拿起笤帚打扫操场，等同学陆续来时我几乎快扫完了，上三年级时，开始学习写作文，那时的作文基本上是大批判文章，我那些懵懂的同学抓耳挠腮难以完成，而敏于文字的我却下笔如有神似的，后来老师又让我们写大字报，而天生喜欢线条组合的我毛笔字再一次在我们班拔得头筹，我的大字报一篇一篇的被老师张贴在校园的墙壁上供大家观看。我的优秀表现加上内向不喜言语的性格为我赢来了极大的人气，于是老师选我当班长，同学们异口同声地选我当先进，可在我的心里却怕极了这种被关注，我不愿意任何人把眼光投向我，我只想安安宁宁地，一个人自自在在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需要任何人和我讲话。尽管如此我仍一度成了同学们话题的中心，老师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儿子，也在我们班上学，老师对我的宠爱最后变成了我和他的绯闻，这是一个小女孩与小男孩之间的绯闻，如今想起来是那么好玩，但那时对严肃的我和那个严肃的时代而言不啻为一声惊雷，只是它只在我敏感的内心炸开，炸得我心血淋漓，形容憔悴，使我更加寡言少语，那些调皮的男同学把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用粉笔写在村巷的墙上，见了我就喊他的名字。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冷眼相向，怒目以对，却从未有和他们对骂的勇气，我怕一旦战争爆发我会成为众矢之的。那时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直到“打倒四人帮”，然后又是“抓纲治国”。我们小学校经常是村批斗会的会场，那些村民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就被拉上去批斗一番。有一次，我们村一个老头偷了生产队的苜蓿让民兵连长发现后就开始批斗他，那天批斗会正开着，天竟下起了雨，那场雨大极了，倾盆而下，雨流如注，但那个民兵连长站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地历数着这个老头的罪行，高呼口号，当时全场群众的激愤之情甚至高过了咆哮的雷声和肆虐的雨声。人人扯开嗓子的神情就像比赛谁的声音大似的，那个威风凛凛的民兵连长现在已是我们乡上的治保主任，那天我看见他仍是那么器宇轩昂的在街上走着。
　　
　　我最放松的时候是每天的放学路上，偶尔和几个女同学走在一起，我就给他们讲我的老家，那时候这些家在本地的同学从小到大几乎无一例外，很少有人走出过我们这个乡或县。他们没坐过汽车，火车，没进过大城市，更不知道在距我们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一种叫“山”的地貌，而我又一次成为他们眼中的见多识广之人。我的故乡几乎成了我的同学们的故乡，他们是那样的神往。而故乡也在我的再一次的讲述中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每次讲到三奶和四奶的境遇时一种忧伤就会从我的心底涌出，三奶家那摇摇欲坠的房子和那床已成一把烂布絮的被子就在我的脑海中晃动，我不明白我的故乡为什么会如此贫穷，印象中我的三奶是一个热情、泼辣、能干的女人。然而一年到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整个林家老庄子就像一个乞丐部落。即便如此山坡上依然插满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人们仍然饥肠辘辘的在山上修梯田。于是我那经常叹气的舅舅，多子的姑姑和二姨妈，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因了他们的境遇我讲述中的故乡渐渐地变成笼罩着一层寒冷之气的所在。有一段时期我甚至不想再去碰触我的“故乡”，我把它深深埋进我敏感的心灵深处。
　　
　　故乡的再一次被提起缘于老师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为忆苦思甜会写一篇家史。我对故乡的所有感知都缘于妈妈的讲述和那次老家之行的记忆。但却从未听父亲讲过关于家乡的只言半语，为了写家史我拿着本子去找父亲。没想到一篇家史却让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的眼泪。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虽严肃但不乏温和，尤其是每次出门回来总会给我带一个好吃的，有一次他去公社开三干会，午饭是蒸肉，他就把我带去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那天我和父亲坐在家中那张八仙桌前，父亲开始给我讲，在父亲的回忆中故乡竟然没有一丝温暖，有的只是寒冷，饥饿，贫困，灾荒。他十六岁结婚，又是独子，兄妹三个，全家共五口人，但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似乎永远都没有吃饱过。为了吃饱他和爷爷对土地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然而社会的黑暗使他们一年到头的劳作也无法满足肚腹的需要。爷爷一生都渴望有自己的土地，他对土地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狂热，他的庄稼是我们族里种得最好的，特别是玉米，枝叶长得黑油油，穗子长得又大又壮实，然而一夜之间却被土匪偷去了一半。为了寻租更好的山坡地，他从米汤河搬到康河边上的刘家沟，刘家沟，沟深岭高，阳坡地宽展，但出入却特别不方便，没有人有勇气进到里面去种地，然而爷爷领着全家走进沟里，在坡地上盖上房子守着自己的庄稼，就这样一年下来，各种苛捐杂税交完也所剩无几。我是第一次听说“苛捐杂税”这个词，因为那时才上三年级，还不会写，就是父亲这次叙说家史教会了我这个词的写法。爸爸只上过一年学，就被爷爷叫回去开始放牛，那时也就七岁。父亲喜欢上学，在放牛的间隙常偷偷溜到学堂外听老师讲课，然后回去自己在农闲时练习，母亲是十三岁进父亲家里当童养媳的，在她的印象中，这个小他一岁的她的未来的丈夫，每天都要爬到木板楼上用毛笔去抄一种被称作“戏本”的书，而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戏本”就是父亲的“课本”，父亲称这种学习叫“淘字”。父亲后来成了他们那个小山村里文化最高的人，在解放前夕他曾经为本村与邻村之间的纠纷而写联名状子并打赢了官司。然而吃不饱肚子仍是父亲最大的忧虑，于是在1947年夏天只有15岁的父亲和几个年长的同族人一起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了渭北当麦客挣钱贴补家用，那时正是关中平原的麦收季节，从未出过山的父亲，被渭北平原一马平川，麦浪滚滚的景象震撼了，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庄稼啊！这得打多少粮食啊！他想起了自己的刘家沟，那高山峻岭，那一担一担的往山上给庄稼担粪的辛苦，父亲不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有些文弱的人，但上帝不会因为你的身板不结实就会怜惜你，从少年时期开始父亲就干的是牛马的活，他的青春就是在沉重的劳作中度过的。从夏天一直到冬天父亲就一直在渭北的土地上流连，当完麦客，又给地主种玉米，种棉花，踏花车子（一种使籽棉脱籽的工作），尤其是深秋时节，当一朵一朵的棉花在田野里开放时，父亲对这片土地的的羡慕和内心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就一同滋生了。过年时他回到了山里的家中，和他一同回来的还有他用还不太结实的肩膀担回来的一担棉花，秦岭大山里山坡地是不长棉花的，当奶奶看见儿子担回来的这白生生的棉花时高兴地直掉眼泪。这个一辈子也没走出过这茫茫秦岭大山的小脚老人，对于儿子讲的山外的事情犹如听传说一样充满了惊讶和不可思议。但真的要出山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爷爷也只把这当成儿子的一种梦话去听。可是父亲却已暗暗下了决心，他要攒钱，要在那片平川地上拥有自己的土地。十六岁这也正是一个人放飞梦想的年龄，父亲挺起自己并不厚实的胸膛开始了梦想的奋斗。在那刘家沟高高的坡地上父亲把自己的汗水摔成十瓣，用十二分的心去伺候并不肥沃的土地，晨曦微露，夕阳西下，父亲瘦削的身影总在弯弯的山路上跋涉。1948年冬天，父亲仍是每天一担柴的去黑龙口集市卖，他感到在冬天里卖柴攒钱是最好的挣钱之道。这天雪很大，又陡又滑的山路特别难走，他好容易翻山越岭赶到集市上，还立足未稳，两个国民党兵就一把一担柴抢了去。我能想象父亲的愤怒和无奈。到了夏秋季节他就出山打工，一双脚走遍了渭水两岸，泾河四周。他开始有了一点积蓄，可在1949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一群蒙面的土匪围住了爷爷的家，逼着爷爷交出钱，扬言不交出钱就要把他唯一的儿子拉出去活埋，后来他们又把父亲吊在房梁上，脚下架起一堆干柴说要把父亲烧死。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圆房（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已经出生，那天晚上两个年幼的姑姑与抱着姐姐的母亲吓得缩在火炕的一角，浑身瑟缩着一声也不敢吭，屋外父亲惨烈的叫声在刘家沟空旷的上空回荡。记得父亲叙述到此时声音开始了哽咽。那时父亲其实只有十七岁，但艰辛的生活使他过早的承受着人生的负荷，他几乎是从少年时代一步跨过青春岁月而背负起全家养家糊口的重担，他曾经说过他似乎从没有年轻过。上世纪四十代的中国到处是灾荒，到处是战争，到处是土匪，哪怕是身居大山也未能幸免，为了躲土匪，奶奶每天在屋外那块高高的石崖上去瞭望，为此落下严重的眼疾，一旦发现有土匪来了，就赶紧回家报信，家里人有时把炉中的火都来不及去灭，年轻的母亲赶紧抱起孩子，全家人就往山上跑。在父亲的叙述中故乡竟成了一个永远动荡不安，贫苦交加的所在。父亲渴望出山的梦想也便在这种动荡中愈加强烈。从1947年开始到1954年新中国土地改革之前他终于攒了一些钱，在渭北买到了属于自己的2亩地，并在这2亩地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子.
　　
　　1954年春天，二十二岁的父亲背扛肩挑，携妇挈乳，走出了商洛三岔河的刘家沟，越过高高的秦岭，走向他的乐土。看着渐行渐远的故乡，父亲没有丝毫的留恋，尽管春寒料峭，刚刚一岁的二姐在寒风中不住的啼哭着，在商县的街头还差点走丢了哥哥，但他依然义无反顾，而从未出过山的母亲更是把这次搬家路途的新鲜经历说得就像一次浪漫的旅游。他们整整走了三天，把高高的秦岭终于甩在身后，甩在了再也看不见的遥远的天边，而迎接他们的则是那一眼望不边的渭北大平原。
　　
　　无疑我的那篇家史也再一次镇住了我们全班。而我也因了那一次作文对父亲有了一种深深的敬仰。
　　
　　我常想父亲来到渭北这个小村子时只有二十二岁，然而却很快被这里的村民选举当上生产队长，其主要原因一定是他对这片土地的近乎虔诚的热爱。今天想起来，父亲简直是一个优秀的农民，父亲种地常用一个词“伺候”，每一料庄稼在下种之前，土地必须用铁锨深翻，然后用一种长把木槌（陕西人把它叫“胡萁鼓都”）打细，他不允许有一点硬土坷垃挤压影响了种子的发芽。施肥，浇水从不误时。刚搬到村里时，还是包产到户时期，他的庄稼就成了这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小村庄里种得最好的。在我们家的庄前屋后，梨树桃树，苹果树常常果实累累，门前菜地里土豆长得就像娃娃头那么大，豆角结得压弯了豆角架。直到今天八十岁的老母亲说起这些脸上总挂着一种自豪。我们家门前永远都有一个修理得四四方方的农家粪堆，攒粪，沤肥是父亲的日常工作，而屋后院子里，永远都有一个用玉米秸围起来的柴堆，里面放着父亲劈好晒干的硬柴。我的父母用全部的热情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农业合作社开始了，先是互助组，后是生产队，直至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土地完全收归集体所有后，他也从小队长做到了大队长。他是那样喜欢他的土地，我后来开玩笑说爸爸一生都想当地主啊！但说这话时时间已到了1982年，这一年中国农村的又一次土地改革即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这时我刚上高中，也就是这一次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却彻底改变了我对土地和农民的看法，我对它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我们家原本兄弟姐妹六人，但在我的上面一个姐姐和哥哥长到七八岁时相继夭折，于是我上面的两姐一哥都比我大到十岁以上，大姐比我大了整整十七岁。当我十六岁时，他们已相继成家，去过他们的小日子了。一个哥哥还在外面工作，家中就只剩我一个肩扛不了，手提不动的女孩子，而父母已进入了老年，父亲瘦削的身体更加瘦削，母亲由于长年的省吃俭用，营养不良，进入更年期后常常心慌气短，地里的活计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实在是干不动啊！那时农村中学每年三夏三秋都放假，每每这时我就熬煎。割麦，拉麦，脱麦，那种紧张，几天几夜都不能睡觉，汗水就像倾盆大雨从头上往下浇。尤其是脱麦，过去生产队用的那种特大号的脱粒机，一旦工作起来至少得有20个人才能满足它的工作速度，而我们家只有三口人（即便有时兄姐也来帮忙）仍然不满足，为此，村里人就互相换工，但我去给人家换工时，那些男娃多的人家总不高兴，觉得我这个女孩子干活没力气，他们家吃亏，为了不让人家说我没力气，我常常拼命的干活，每一次麦子收完我的身体就会虚脱一次。收秋比起收麦其艰苦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渭北平原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每到七八九月收秋时就下雨，长长的，绵绵的秋雨使熟透的玉米声势浩大地站在灰茫茫的田野里无法收回，为了赶上冬小麦的播种期，各家各户只能冒雨或踩着泥泞的土地去收玉米，一个一个的玉米棒掰下来装进口袋然后又用肩把它扛回家，脚下稀泥缠脚，肩上重荷压身，我常常累得想哭。收完玉米棒子，还有一地的玉米杆躺在地里，必须尽快把它清理出田地，不然麦子无法下种。收回的玉米还要尽快把壳剥掉，挂起来否则玉米堆发烧，玉米就会霉变烂掉。我的两个家在农村的姐姐也不可避免的重复着我的农民父母的生活。1984年的秋天，刚结婚三年的二姐和婆婆分家另过，婆家只分给了她一间房子和一个小小的厨房，绵绵的淋雨使二姐那些掰回来的玉米棒没处放，她只好放进卧室，那堆起来像小山一样的玉米棒放进卧室里，房间里除了那张炕，到处都是玉米棒，堆起来的玉米棒几乎和炕沿一样高，根本没有人走路的地方。我和母亲去给她帮忙剥玉米壳，剥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分，我走出院子，雨还在不停的下着，她那间虽刚分给她却早已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在十月的秋雨中似乎摇摇欲坠，这时突然一种无法控制的恼恨从我心头滋生，为什么我们年年都得如此生活，离开土地离开农村，不去干这种累死人要人命的活不行吗？于是从那个阴雨绵绵的黎明开始我暗自下定决心把土地和农村甩到我的身后，把这种又苦又累又脏的生活抛进太平洋里去。
　　
　　我对城市的渴望也就从那时开始了。
　　
　　城市对于世代务农的农家子弟来说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父亲在晚年时常说，当年出山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知道进城做个小买卖，尤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里，那些在我们村插队的知青，支援三夏的城里学生和他谈论自己的父辈只不过是当年河南山东逃难上来的难民时，父亲就后悔，说自己当年为什么要累死累活的挣钱在渭北买地，为什么就不会也呆在西安的城墙根底下，城门洞下面当乞丐，因为这些难民乞丐后来都被新中国收容成了今天的工人。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有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父亲就又说城市还是不稳当，地还是稳当。尽管这时他已经是风烛残年，但守着绿油油的麦田他仍喜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然而我对土地的厌恶却无法遏制地驱使着我的身心在一天天地逃离这块土地。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基本上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从我们住的村子到村小学是我们当时方圆十几里最宽的一条大路，这是一条沙石土路，但沙石少土多，一下雨稀泥缠脚，行走艰难，六岁时我和邻家的姐姐去过一趟县城，第一次见柏油路，平整宽阔，那种光滑，似乎脚一伸就能滑到县城似的。八岁时和妈妈回老家，第一次坐火车和汽车，那种轻便和快速更使我兴奋得大叫，十岁时我就会骑我们家那辆又破又旧又高大的自行车，经常趁父亲不注意就把它骑上县道和伙伴们去飙车，在宽阔的马路上疾驰的时候，我常常就会产生一种飞翔的感觉，而县城里那高大的水泥房子，百货商店里琳琅满目的货物和那个有着很多很多小人书的新华书店更是让我垂涎欲滴，而我的农村的家里，房屋低矮，屋内永远都是昏暗的，尤其是整个村子都找不出一本可读的书。所以整个小学阶段和初中时期，我几乎每一星期都会到距我们村十里远的一个镇上去，因为那里有一个新华书店和一个小火车站，我没有钱买书但可以不断地在书店看书，看完书就去看火车，尤其是那种坐满人的客车，在这里下车的人较少，我常常会从候车室里往外看这种长长的墨绿色的客车，车厢内走动着的坐着的人，那陌生的模糊面孔让我生出对远方和城市的无限遐想，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旅客，他们从一个乡村的小小的火车站呼啸而过，驰向远方，那个远方全会被我想象成繁华的大都市，高楼，汽车，商店和川流不息的，摩肩接踵的陌生的面孔。火车站的旁边是一个小商店和货物寄存处，商店内常会买一些乡村不常见食品——沙琪玛，桃酥之类，甚至还有面包。上小学六年级时一个远房姐姐来看我母亲，我到火车站去接她，下车后她在这里给我买了一个面包，那种松软和香甜至今让我回味。那个有火车站的小镇留下了一个农村女孩多少梦想和美好记忆啊！
　　
　　但梦想总归是梦想，回到家中我依然和父亲在田里劳作，收秋种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十岁的我仅仅是田野上一棵柔弱的小苗，这小苗是草本的还是木本的，将长成灌木还是乔木我自己也无法知道。
　　
　　八十年代初期我进入了县中初中部，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了。这个中学在一个镇上，它的东隔壁是中国地质总局第二综合物探大队的办公地和家属居住区，我第一次见单元楼，那楼房一排排的、高高的、最低也有四层高，从这里出进的人们脚穿一种翻毛皮鞋和银灰色的工作服，他们皮肤光洁，步履轻盈，目不斜视，行色匆匆，似乎在做着一种非常神圣的事情。他们的孩子也在我们这个学校上学，有上初中的，有上高中的，但无论哪个年级他们总是校园里特别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比农村娃长得漂亮。他们的皮肤无论黑白一律是细腻滋润的，眼睛是明亮的，表情是一种落落大方，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透着一种潇洒和自在，而他们的脚上也无一例外全穿着一双灰黄色的翻毛皮鞋，他们不在学校灶上吃饭，据听说他们喝一种奶粉，常吃米饭。而农村孩子无一例外都是皮肤粗糙，神情羞涩甚至猥琐，脚上一双布鞋，书包里一瓶咸菜，手上一片玉米面饼，只有在过春节时家里才做一顿米饭，那种米饭总散发出一种陈腐的味道。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种米其实就是陈米。他们就像是这个校园里的公主和王子每天在我们这些丑小鸭面前晃来晃去，扬着他们高傲的头目空一切。我不幸遇见了这样一个同桌。现在想来他其实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男孩，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有些外凸，身材长得憨憨实实，尤其是他非常聪明，各科学习成绩都很好。然而他就是喜欢欺负我这个农村同桌，要么把凳子不断的晃，要么摇桌子让写不成字，最可气的是给你起外号，胆小懦弱的我只能默默忍受，而他则常常气势汹汹，指桑骂槐，其实一切源于我是农村孩子，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便给自己下了死命令，我必须让自己这棵小草变成一棵参天大树。在此之前身体虽不堪农活劳作的辛苦，但这种肉体的痛苦远没有这种灵魂的痛苦来的深刻甚至痛彻心扉。今天想来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和狭隘。
　　
　　逃离乡村，逃离农村，成一个吃公家饭的城里人成了我整个青春期的一个固执的目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只有学习。那时路遥的《人生》正在以广播剧的形式热播，我常为高加林的命运而担心，当他最终被打回农民这个原形时，我甚至泪流满面，我那时就不明白为什作者要让如此优秀的高加林重新当回农民，高加林是多么渴望在城市这个广阔的地方发挥他的才华啊！难道作家就不明白一个农民青年的心路历程，我甚至想路遥肯定不是农民出身，直到后来我看到他的《平凡的世界》，那个孙少平的奋斗历程才使我的心里稍稍平复一些。
　　
　　考大学是中国大地之上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而对于一心想跳农门的农家子弟而言则更是一棵唯一的救命稻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棵救命稻草又是那么纤弱。那是一种百里挑一的竞争，而且是充满了无数的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不公平，从小学开始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基本上是丢下课本就拿起锄头的民办教师，我们的课桌是土坯砌的土台子，直到高中这种土坯课桌才从眼前基本消失。没有实验室图书室，更没有城市学生的所谓课外活动。记得上高中时偶然在报纸上读到浙江杭州二中有一个“桃李文学社”，我就大着胆子给他们写信，还曾渴望这个城市学校能组织一个“中国城乡中小学生通讯网”，他们非常热情地给我寄来了他们油印刊物《桃李》，但他们也委婉地回绝了我的提议说他们一个小小的中学是无法承担起这个重任的，其实那时我只不过是想知道那些城里学生他们是怎样生活和学习的，今天想来我那时实在是太过天真啊！
　　
　　那时的农村学生由于营养不良男生普遍身材瘦小，女生普遍面容憔悴，加上考学的心理压力就像一群形销骨立的苦行僧，我的一位同学上到高二觉得考学太难就当兵了，体检时因为瘦小体重不够而差点失去当兵的机会，然而仅过了两年，当我们再见他时他竟然成了一个身高超过1.8米，体形魁梧的帅气军官。而大部分同学都在苦读，我的两位同学从上高一开始，每天晚自习之后就开始点蜡烛学习到晚上12点，整整三年一天不落，高考时一个榜上有名一个名落孙山，于是那个落榜者再进补习班。高考补习是很多农村学生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我的另一个补习同学（我们是补习时认识的），他的补习经历甚至充满了悲壮意味。他高中毕业后当了三年兵，然后回来上高补班，结果足足考了八年最终年届三十才不甘而放弃，没人知道他的内心是如何想的，二十年后见到他时，他虽然已成了生意人，但仍未成家，因为他补习时间太长，又不甘找一个农村媳妇，于是就这样成了八十年代的农村剩男。
　　
　　吃不好吃不饱，宿舍的窗户没有玻璃，冬天，雪花常落一床，夏天，虱子，臭虫，蚊子，苍蝇经常围在我们身边。这是我们那时学校生活的常态。有一次午后我去宿舍取东西，在距宿舍还有50米的地方就听见“嗡嗡嗡”的蚊子叫声，因为我们宿舍的后面就是一个大的女生厕所，那种农村的土厕所常常使成千上万的蚊子喜不自胜趋之若鹜，而我们这些正在发育的青春的身体也就成了他们当然的美餐。直到今天晚上做梦的主题竟常常是考试，那种做不出题的痛苦和前途茫然的焦虑仍在潜意识里纠结。
　　
　　终于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挣脱了农网。那天当我从大队会计的手中接过那张办理农转非手续的证明信时，我感到了我头上的天空是那样的高远和清爽。我骑着自行车飞速地从那片曾经属于我的责任田旁穿过，被父亲种得果实累累的庄稼地被我远远地甩在身后，我心花怒放得如同死里逃生一般。多少年以后当我在一个农村集市上遇见我一个高考落榜回家务农的同学时，这种感觉竟愈发强烈。这个同学曾经是那样漂亮羞涩，而艰难的生活已使她变成了一位彪悍的村妇，曾经苗条的身材已发福臃肿，她用一辆破自行车带着一大筐蔬菜，嗓门粗嘎的高声叫卖着，她认出了我，而我当时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直到回家以后和其他同学聊天时才回忆起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说出她的名字时，我的眼睛突然地湿了。
　　
　　我从来都没有轻视土地和农民，不仅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是我清楚农业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的重要地位，然而在中国做一个农民付出的太多太多，那种辛苦已远远超出人的灵肉所能承受的极限，而收获的又太少太少。九十年代后期，我回村探亲时，村中的大嫂子小媳妇在邻村打工，邻村种大棚菜，他们去给人家收菜，酷暑高温之下每小时只挣一块钱，一块钱一滴汗水摔八瓣，甩一个小时才能挣到。这种辛苦劳作也仅够买油盐酱醋。我常看到毒辣的日头炙烤着他们的肌肤，他们仿佛不是一群人，只是一群知道吃喝的动物，我们村里一位和我同龄的男人，身体本来就不强壮，加之常年劳作，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三十六岁就撒手而去，家里丢下十岁的儿子和媳妇，苦挣苦扒盖起的房，也仅仅能遮风雨，里面家徒四壁。他们的表情是麻木的，言语是粗俗的，四肢因劳作而严重的变形。唯一不缺的是粮食，但粮食价格在九十年代后期急剧下跌，农民腰包也迅速的瘪了下去，而此时社会却无法阻挡的进入到了一个消费时代，口袋瘪瘪的农民依然是几千年来最贫穷的一群人。
　　
　　晚年的父亲虽对土地的热情依然不减，但也常常叹息粮食的廉价，他常常做一些小生意贴补家用，但被农活累得变形了的手和常年疼痛的腿脚已不允许他去做那种四处奔波的生意了，他的一生无可挽回的全送给了土地，此时已没有精力去做别的。四十岁时父亲望着田野眼里是那种喜悦和希望，而晚年的父亲眼中却常飘来一种无奈和忧伤。因为他的孩子们大多仍在土地里刨食。我是父亲的叛逆，我知道父亲喜欢我的叛逆，当我的同学们大多开始辍学不念时，父亲说你念到哪我供到哪。尽管求学的枯燥和孤独始终包围着我，我像父亲年轻是追逐土地梦想一样追逐着我的城市梦想。
　　
　　我固执地向前奋斗着，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书呆子，一个忘记了自己是谁的人，一个失却了纯真本性的人，直到我被丰富的物质包围。
　　
　　我是谁，我曾经苦苦追寻，童年，父亲追逐梦想的双脚把我的家搁在了渭北使我过早的感受到了家族漂泊的孤独。但这种孤独在那次故乡之行中有了些许缓解。我秉承了父亲的自强不息，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沾沾自喜，我知道那田中劳作的人里再也不会有我，我在我的乡亲面前甚至有了一种优越感，然而我为什么在深夜里常常仍会被孤独包围，一种无所适从常搅得我内心不得安宁。上初中时，学校距我的家有十里地远，12岁我就开始住校，一周回去一次，我们村像我这么大上学的就我一个，有时为了赶路我常一个人穿越庄稼地走小路，渭北的庄稼地是那种连片种植，远远看去一望无际，我时而走在田埂上，时而走在垄畦间，那些长在田埂上的小草和庄稼应和着也春种秋收，四季轮回。然而长在庄稼地里的小草就不那么幸运了，农人得统统把它们拔掉，因为他们影响庄稼的收成。看到路边堆放的被连根拔起的小草，我常不由自主打一个寒噤，虽然我不断告诫自己我不是草，我是人，我要过人的生活。浩瀚的庄稼地包围着我，每一周带的干粮都几乎吃不到星期六，一到星期六下午，常常因饥肠辘辘而归心似箭，或星期天下午因怕上晚自习迟到而健步如飞。于是空旷的庄稼地，狭窄的田埂上，松软的畦垄间，我就像一个急速突围的士兵。虽秋高气爽我常挥汗如雨，虽也春风拂面，我却忧心忡忡。
　　
　　后来当我终于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幸福的家庭时，我以为我的世界终于可以安宁和谐了，然而在城市的宇宙轮回里我却分不出白天和黑夜，春夏和秋冬，水泥森林的冷漠，城市广场的喧嚣，不安与焦躁再一次像青春期忧郁的潮汐一样一阵一阵地朝我涌来。
　　
　　城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无数聪明的脑瓜为人类营造的美丽的栖息地。是我的父亲终其一生都不曾奢望的所在。终于在这里我有了自己的一寸居所，然而寸居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它的逼仄和狭隘。为了稳固这个居所，我又一次开始劳作，而这里的劳作完全失去了青春时代追逐梦想的豪迈与神圣，因为它常常让我在挥汗如雨的时候却看到那些“拼爹族”悠闲的嘴脸，甚至我辛苦的春种会被他们在秋收时一夜掠走。我体会到一种穿越灵肉的身心疲惫。在城市的天空里我的身心不断的失衡，失重，我迷失在物欲之海，后来竟没有了生之趣味。我时而如于连般悲壮，又时而如高加林般失望。我甚至对劳作一生的父母心生怨恨，怨他们为什么不是高官，不是富翁，为什么一生只知道苦扒苦做，我甚至对“勤劳”也产生了疑问，尤其当我的敬业遭遇到“强权小人”的蔑视时，我感到我其实就是庄稼地里那棵小草，绿莹莹地和庄稼一同发芽生长却无法和他们一同走向收获的季节。于是在一个一个难眠的长夜里孤独使我周身冰凉，忧郁就像藏在衣缝里的虱子，让披着华美生活之袍的我奇痒难熬。我迷失在自己追逐的世界里。我的灵魂在城市的绿酒红灯里茫然漂泊，孤苦无依。
　　
　　直到父亲去世时，我那遥远的同族同宗的亲人们前来奔丧。那些从未见过的族人从苍苍南山奔来，在父亲的灵前倾洒一掬清泪，他们肃穆地为父亲的亡灵祈祷着，我的泪在那一刻突然不可遏制的奔涌而出，那遥远的三岔河，康河，油磨河在岁月的红尘里竟已被我遗忘已久，我望着这些外貌酷似父亲的亲人们，一种久违的温暖油然而生，奇妙的血脉亲缘虽远隔千山万水仍神秘相连。一种久违的温暖重新回到了我的心中。我忽然明白我的焦躁我的痛苦和忧郁全来自于我的自我放逐，我让自己在水泥森林里走得太久，太远，远得忘记了泥土的芳香，忘记了曾滋养了自己的亲缘血脉。只在自己的世界徜徉纠结，那是一种多么轻浮的狭隘，这狭隘几几乎让自己的陷入无边的黑暗。血缘，一种来自远祖亲情的神秘牵连，它以一种执着的基因遗传不断地提醒着他的后代，呼唤着他的后代，使他们生生不息。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当我在电话里听到二十三年未见面的大姑的声音时，我竟潸然泪下，哽咽的几乎不能说话。
　　
　　我想起了那个皮肤黑黑，眼睛酷似父亲的大姑，那个住在狭窄的秦岭山中康河川道里的大姑。当父亲携妇挈乳，奔赴渭北时，刚刚新婚的大姑却只能遥望哥哥远去的背影，她清楚哥哥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把父母也带到渭北一起生活，而已婚的她却要永远的守在这大山深处。她没有过多的忧伤，善良的她只希望父母日子能过得富足。父亲只有兄妹三人，他是兄长，为了生存他领着只有十岁的小妹来到渭北，而大妹——也就是我的大姑，由于已经嫁人只能守在山里，小时候我经常见嫁给我们同村的小姑，不知道还有一个大姑在遥远的秦岭深处，长大后当我明白了我们之间那相连的浓浓血脉时，一种难以遏制的亲缘思念就常抓住了我，她是爸爸的亲妹妹啊，却几十年大山相隔，骨肉相离，一种巨大的忧伤常常就会在这思绪显现的一瞬间攫住我，童年时回老家的一幕幕常在这时就会全涌现在我的脑际，那时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姑父在乡政府信用社工作，家里农活全是她一个人干。给山上的田里担粪，那梯田高得似能通天，而大姑就担着一担粪，沿着九曲十八弯的羊肠山路，翻山越岭去送粪，就这样累死累活一年到头仍是生产队里的超支户。一想到这些我就一阵阵的心疼，假如她也来渭北，她的兄妹父母不是可给他帮一点忙吗？然而残酷的生存生生将他们分了开来。亲情分离曾使多少家庭里父母兄妹遭遇着撕心裂肺的苦痛。一位甘南的母亲，女儿远嫁陕西，对女儿的极度思念使这个小脚女人每日竟爬上村头的大树上向远方张望，直到精神失常。这是我一个同事为我讲述的她的母亲和她的分离的故事。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南北朝鲜亲人相聚的场面，那些花白的头发的老人们泪水长流的拥抱，悲喜交加的倾诉，那应是人类最动人的场景。
　　
　　父亲的葬礼是肃穆的，但我却在肃穆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温暖，父亲安静的躺在那里，比生前更加瘦削，但表情却是那么放松和坦然。
　　
　　“这下你可以好好的歇歇了。”
　　
　　远道而来的大姑含着泪望着哥哥说。
　　
　　父亲的族人，我的亲人们站满了父亲渭北的院落的里里外外。父亲，我心里面默默的说，你的亲人们都来送你了，你安心的走吧！
　　
　　我焦躁不安的灵魂在缓缓而又忧伤的哀乐里，竟前所未有的平静下来，因为我突然收到了满屋子，满院子的亲情，这个神奇的东西如一汪清泉洗去了我满身浮尘。
　　
　　父亲走了，大姑留了下来，她想植种父亲留下的四亩庄稼地。这四亩地是父母的责任田，母亲由于多年体弱多病，早已干不了地里的活。大姑说山里的坡田既难种又难收，收成也不好，这四亩责任田与其让别人种何不让她种了。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要求，于是年过花甲的大姑开始了渭北大田的耕种，大姑对土地的那份认真和喜悦让我再次读出了她和我的父亲——他的兄长对土地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热爱。这平展展的渭北肥沃的庄稼地，她渴望了多久啊！但命运却让她守在大山深处，守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商山，她一定是想感受一下这大田耕种的畅快和幸福，想在这洒下父母兄长汗水的土地上与自己久已分离的亲人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吧！
　　
　　因为，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他们这代人一生追逐的梦啊！
　　
　　四、三十七年后的回归
　　
　　父亲安详地长眠于他一生喜爱的麦地里，我的同族亲人也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而他们给我带来的血脉温暖却从此融进了我曾冰冷的心怀。
　　
　　秦岭深处三岔河乡的山水图景在我的灵魂深处也再一次复活，三十七年前回老家的一幕幕情景清晰无比的在我的脑海展现，我不再是七岁时那种懵懂的小女孩，那是我们这个远方游离之家的真正的根。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有一种充实和幸福。这种充实和幸福使我摆脱了童年时我那渭北游离之家所感受的孤独，更摆脱了我青春时代为追逐理想而遗忘亲情的迷惘时所遭遇的痛苦，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我满心欢喜。
　　
　　我开始酝酿我的源自于心灵热望的故乡之旅。
　　
　　二0一一年五月一日，在相隔了三十七年之后，我终于踏上了我的回归旅途。我大姑的小女儿小英是此行的向导，我第一次回老家时她还没有出生呢！这是一个活泼开朗，漂亮能干的妹子，现在在西安拥有自己的公司。
　　
　　她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载着我和年已七十的我的小姑驶上了沪陕高速。和三十七年前相比如今的交通真是太发达了，过去翻越秦岭只有101省道一条路，路窄坡陡，还要翻越秦岭。那个高高的麻街岭使多少司机望而生畏啊!母亲曾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那是解放前夕，她的一个表妹从小和山里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后来表妹随父亲出山定居在了西安草滩，到了结婚的年龄，喜日子定在了正月初九，那天她随父亲一起坐着班车回山里成亲，汽车走在这条唯一的进山公路上，翻越秦岭时汽车竟一头翻到路旁的悬崖下，一场车祸生生夺去了她父亲的生命。如今从关中通往商州已有四条路，除了101省道，还有312国道，沪陕高速与宁西铁路西商段。
　　
　　小表妹的车开得很稳，很流畅，出西安，过蓝田，远处，白鹿原在五月灿烂的阳光里明媚着，近前，柔长翠绿的灞桥柳随风起舞。灞陵，葛牌，麻池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从我眼前闪过，无数的隧道我们快乐地穿越着，我知道我的故乡正和我们古老的民族一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十年来在我的耳边不断有好消息传来，2006年元月，年逾古稀的母亲在电视上看见麻街岭过火车了，兴奋的一个劲的唠叨，“哎呦，麻街岭都过火车了，小时候我常常赶麻街岭集，出山那年走麻街，翻秦岭，过峪口，那路难走的要命啊！”
　　
　　汽车已完全驶入到秦岭腹地，四周群山环绕，山峦起伏，植被茂密，苍绿逼眼。五月的阳光炽烈的照射着平整宽阔，蜿蜒逶迤的高速公路使远方的路面腾起迷离的雾汽，恍惚间高速路就像一把锐利的弯刀快速而锋利地在群山中披荆斩棘，而雄伟的秦岭则雍容灵巧地左闪右躲，于是这把弯刀所过之处山依然是山的高峻，岭仍是岭的巍峨，那一望无际的苍茫与深邃，灵秀和娇媚就那么从容地横陈在你的目前，似乎毫发未伤。回望来路，我不禁莞尔。这正是我魂牵梦绕的大气的商山，我的同族血亲繁衍生息的可爱的商山，我的相机由间断的“啪，啪”拍摄进而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无声的录影，我已不愿舍弃这眼前的所有美景。
　　
　　五月，万物正欣欣向荣地生长着，沪陕高速如一条绿色长廊在大秦岭中穿行，隧道，数不清的隧道，所有的汽车如穿山甲一样迅捷而从容地出入一座座高山的肚腹。
　　
　　中午12点30分，我们驶进了商州城。这里已是大秦岭的南坡，群山连绵，山谷相间，正午时分，阳光强烈地照耀着千山万壑，在沪陕高速的出口处我们下车第一次歇息。商州市不大，2002年被批准为地级市，像中国所有的地方一样这里也到处都在建设，远处新建的一座高塔惹人眼目，表妹说那是新建的二龙山水库风景区所在地的标志性建筑。近处我看见了那个著名的“商山四皓”的石质雕塑。这四位秦朝的博士，正以深邃而慈爱的目光穿越战国秦汉的烽烟环视着这美丽的南山。
　　
　　稍事休息后，我们继续出发，表妹有意把车开得慢了一些，让我们顺便浏览一下市区的风光。沿街商铺林立，道边花草婆娑。那个巨大的核桃雕塑为商州经济发展做着最好的注脚。这时我看见一道波光粼粼的的水面，那是丹江，表妹说，丹江？这就是丹江，我惊异而兴奋，定睛远视，这条发源于秦岭南麓凤凰山上的美丽河流，宽阔浩荡地穿城而过，沿河两岸是市民的休闲广场，绿树红花相映，健身设施齐全，黄发垂髫熙攘和乐。一个城市若有一条河流与之相伴就如山之有仙，河之藏龙，那汤汤清流会使城市红尘得以洗濯，芜杂喧嚣得以滋润。
　　
　　出了市区，车子驶上了312国道，这是继101省道后第一条跨越大秦岭的国道，曾经是七八十年代通往商洛的最繁忙的交通路线，如今由于有了沪陕高速和宁西铁路它的交通压力大大减轻，车行其上，常常如入无人之境，路两边，山里人家院舍错落，或白墙灰瓦，或高墙红门，商洛特有的中国南北文化融合性在当地民居建筑上得到典型地表现。“要过麻街岭隧道了”随着表妹的话音落地，汽车已钻进了一个长长的隧道，也就是说我们又钻进了秦岭的肚腹，想想四五十年前我们对这高高的秦岭还无可奈何，今天竟像孙悟空一般自由出入铁扇公主的肚子，时代发展的速度之快有时简直令人有些回不过神来啊！
　　
　　汽车在一个叫川口的地方西向左拐进了一条公路，这条路地图上标注名为李龙路，这是一条县道，过去是沙石路现已成为双车道平整的水泥路。是三岔河乡到商洛市的唯一一条县级公路，公路依山傍河在一个宽敞的河谷地带蜿蜒。刚进川口时，道旁基本上以高大的白杨为主夹杂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高大乔木，路两边远处群山连绵，山脚村庄田野相间；路左一条河流相伴，这就是油磨河。时而河水汤汤，时而流水淙淙。午后的阳光越过远处的山峰洒在远近山坡散落的村舍之上，使远山近树披上一层金沙，河水也安详地潋滟在这金沙里。车行至火神庙乡中学附近时，路两旁高大的白杨变成了婆娑的垂柳，粗壮的树干显示着垂柳的沧桑，但茂密的枝条，葱茏的翠绿，依然昭示着它的无限生机。这两排苍绿在午后的阳光里，在清新的山风里自在的摇曳着，路左缓缓流水之上，不时跨一座石桥，越一座木桥，车子款款地行进在这摇荡的暮春里，好一副美丽的商山春阳图啊!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车子驶进了三岔河乡，啊！我终于看见了三岔河，透过车窗我首先看见的“三岔河九年义务制中学”，这是一所新修建的中学，漂亮的门楼，高大的教学楼。此时是2011年5月1日下午2：00正，明媚的阳光使我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显得异常明亮。公路在此向西南方向转了一个弯，而油磨河在此也汇入我家乡美丽的康河，我们的车子沿着康河边上的水泥路继续向前。
　　
　　这条水泥路两车道宽，北依高山，高山在我们的头顶右上方巍然耸立，南傍康河，越过宽阔的河谷，是连片的村庄，远方则是连绵的群山。我左顾右盼着我的故乡山水，远处群峰之上，天是那样的蓝，近处河水静流，水是那样的清。这就是我八岁那年回故乡时走过的那条崎岖山路，那空旷寂静的山道上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女孩默默行走的身影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花园沟……”，
　　
　　“那是玉皇沟……”
　　
　　“这是李家院……”
　　
　　“那是林家二房……”
　　
　　“这是三岔河信用社，我小哥在这工作好多年……”表妹导游般给我讲着故乡的风物。
　　
　　车子穿过一座水泥桥，路比来时更宽一些，两边的群山似已退向了远方，公路两边则是连片的庄稼地和村庄，道旁高大的垂柳随风摇曳，远处康河上一座青砖砌成的单拱跨河长桥在河两岸的绿荫里若隐若现，那情景竟让我想起了杭州西湖上那美丽的“长桥卧波”。
　　
　　“这条路没修时，从上面下到三岔河乡政府可费劲了，尤其是下雨发大水，水从康河漫上来，我们只能凭着记忆摸着山根朝前走。”表妹也在感慨着。
　　
　　“看林家老庄子到了”小姑指着左手远处的一个傍山的小村落。我定睛远望，前面一条较为宽敞的河谷左侧依山隐隐现出一片院落人家。那是我的老家吗？表妹的车开得很慢，她说她也有好多年没进到庄子里面去了，小时候上学下学都要从这过，只听妈妈说这是舅家，自己也就毫无顾忌的在这里的所有的舅舅家随意进出，这些舅舅对她都非常好，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亲舅舅还在高陵，从那时起她就觉得高陵的舅舅亲，虽然他长到十几岁还没见过舅舅一面。
　　
　　听着表妹的话我的心头不禁一热，我知道那个神秘的血缘再一次牵动了我们的神经。
　　
　　由于此行的第一目的地姑姑家还未到，我们只沿着村旁这条水泥路缓缓穿村朝前行驶，我从车窗往外望着这个大约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母亲曾经诅咒其贫穷后又不断提起的小山村，这个曾经回荡着我的兄姐童年欢笑和祖辈父母劳作汗水和无限惆怅的小山村，如今它依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般美丽，只是没有了父辈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情景。一种甜蜜与忧伤不禁涌上心头。
　　
　　汽车驶过村头的一座小石桥后继续贴着山根朝前行驶，这里四周的群峰高大，河谷逐渐狭长，两边的山似乎不断地向河谷中心挤压着，车子贴着路右边山根裸露的岩石，沿着狭长河谷的边沿缓缓行驶，抬眼望一座山崖阻隔，去路似乎断了，我正疑惑，汽车在一个九十度转弯后眼前突然开阔了起来，哦！我脑中灵光一闪，这山，这路，这就是我八岁那年和母亲在傍晚时分走过的那段“恐怖”路，那群担木炭的人问路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唯一不同的是三十七年前的那天是暮色四合的傍晚时分，今天则是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禁不住再回望了一下来路，而来路却已消失在那座山崖之后。我知道姑姑家就在前方不远处，我的心不禁跳快了，尽管去年冬天我还见过大姑。
　　
　　去年因大姑身体不适在西安住院，出院后她坚持让她的女儿陪她去高陵看她的八十岁的老嫂子——我的母亲。去年的相见是父亲去世十五年后我第一次见她，病痛的侵袭，姑姑消瘦憔悴得让人心疼，那天是2010年入冬后最冷的一天，姑姑虽形容憔悴，但精神还不错，一起来的还有我的小姑和大姑的大女儿。晚上睡觉时，我把家里最大的床给她们铺好，大姑、小姑和大姑的大女儿已上了床，这时平时一直在另一个房间睡觉的母亲却走进来，她一改以往的大方自然竟有些扭捏的结结巴巴地说：“我也想睡在这。”我吃惊地望着她，尽管这是一张大床但睡四个大人还是太拥挤了啊！然而随即我却迅速答应了她的要求。因为我突然想起了爸爸叙说的家史，大姑、小姑和我的妈妈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啊！她们在那个叫三岔河的深山之中曾一起相依为命的度过那个兵匪猖獗，饥饿穷困的年代，更一起相互见证了各自的少女时代，她们曾经可是真正的闺蜜呢！后来为摆脱日月的穷苦才不得已四散奔波，如今他们都已年过古稀，齿疏发白，这种共卧一榻互诉衷肠的时刻还能有多少呢！出房门时我回头望了一眼她们，那真是老妪三个发白头，满脸皱纹全是笑啊！
　　
　　车子在上了一个缓坡后，一个宽阔平展的河谷地带展现在眼前，这就是大姑住的地方——倪家台子。这里四周的山不高，坡较缓，山脚下的康河四季清流不断，据小姑讲，大姑的婚事还是我父亲做的媒，那时姑父还是个在三岔河乡办的学校上学的学生，每日上下学都要从林家老庄子过，父亲和姑父年龄相仿，似乎还没有姑父大，但早已担起家庭重担的父亲已开始为自己妹妹的婚事操心了，他给爷爷说那倪家的小伙子聪明，人才好，倪家台子那地方比咱这宽展。后来爷爷去看结婚后的大姑，他望着住在那高高的，平展的台子上的女儿家也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个下雨脚都不粘泥的地方啊！
　　
　　“到家了！”随着表妹的声音，汽车也停了下来。
　　
　　这时我看见在我们行驶的方向右拐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尽头有三五户人家，老旧的土坯房，坐北向南，而在家家户户门前最惹眼的则是那个如锅状的“卫星电视接收器”。
　　
　　大姑这时已从家里走了出来，她一身灰衣灰裤，头上还戴了一顶和衣服同一质地料子的灰帽子。本来肤色就黑的她由于年迈和消瘦显得更加的苍老，但她的脸上却满是笑意，大姑说话是那种慢条斯理的，我叫她一声大姑，她喜喜地说：“呦——我娃来了！”她不是那种高喉咙大嗓子表达情感的人，这一点特像林家人的性格，内向，稍稍的拘谨，从不大声说话，且敏感，常能很快洞悉你的内心，但又绝对的真诚大气，善良厚道，任劳任怨。在和大姑说话的同时我的眼睛在向前寻视，姑父，三十七年未见面的大姑父，这时一个人出现在我眼前，黑裤灰衫，身体较瘦，身背已驼，他是姑父吗？我怀疑地问小姑。小姑肯定地答是。我惊异的叫了声姑父，却自己都不愿相信，这个驼背清瘦的山中老叟就是三十七年前我见到的那个高大白皙、儒雅热情的姑父？然而他确实是我的姑父。如今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好在他精神不错，也没啥大病。
　　
　　时隔三十七年我终于再一次走进了大姑的家，这个家已不是当年那所房子。大姑有三个儿子，像所有中国家庭一样她和姑父一生盖了至少三回房，一个儿子一栋房子，她现在住的是三儿子的房子，好在三个儿子都挺能干，除三儿子把家安在商州市外，其余都已在西安买了房。所以现在这三所房子虽仍立在山脚之下，但却常常铁将军把门，人去屋空了。
　　
　　吃过下午饭，两个姑姑，表妹和我一起到瓦窑沟去玩。从姑姑家出来，横穿门前那条水泥路，走过一座小石桥就进了瓦窑沟。凡沟必有河，走进瓦窑沟，右手一条小溪不时传出淙淙水声，这条小溪流就流进姑姑门前的康河里去了。沟的左手是一面缓缓的坡地，人们在这里开出了一片一片的田地，这里依然靠天吃饭，地里的麦子由于干旱长得瘦瘦小小的，大部分的田地刚刚种下玉米和洋芋。这是商洛山中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小姑急切地要找一种野菜——勺（音xue）叶菜,她穿过坡地向左边的山坡上攀爬，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但身手依然很敏捷，我跟在她的后面，他不断的叮咛我小心点，说我上不了山。小姑出山时已经十三岁了，她说小时候这附近的山她几乎都上过，寻菜，砍柴，放牛，采野花——。我不禁远望四野，远近群山莽莽苍苍，我的父辈们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此刻我已真实的踩在这片土地上了。
　　
　　“这儿的勺叶菜真多！”小姑拽着一根长满绿叶的藤枝向我喊到。
　　
　　这是一种藤蔓植物，叶片椭圆如勺状，有嫩黄，深绿两种颜色，小姑说小时候她常和我母亲到山上采这种菜回去吃。今天她要多采一些带回渭北让我妈妈再尝尝。
　　
　　山路两边到处是绿莹莹的五味子，这是一种藤蔓植物，五月正是它茁壮成长的季节。它潮水一样向满山遍野流溢，每一个叶片都面向阳光绽放着它的笑颜，它的根茎是一味中药，山里人常常挖了它的根茎晒干卖钱。更高的山坡上则参差地生长着叫不上名儿各类树木。表妹在前面走得很快，大姑习惯地提着一个草筐，也在寻勺叶菜。瓦窑沟有多深，多远呢？大姑说少也有十几里地，前些年听说这沟里有铜矿，村里好几家人想私自开挖，结果矿没开成却打了好几起架。她家老二也参与了，后来乡上不让私人搞，老二就出山打工去了。大姑说这些时从来都是慢慢的，脸上平静得一丝波澜都没有，尽管岁月剥蚀得她黑瘦憔悴，行动迟缓，但我却总从她的眼神中读到一种明净安详与单纯。
　　
　　天色已向晚，我们开始回转，两个姑姑竟采了半筐勺叶菜。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昨晚竟落了一场雨，难怪半夜有些凉。我走出门，沿着大姑家的老房子无目的的朝前走着，落雨使地面有些湿软，但沙石铺成的小路让夜雨润洗得已少有泥土浮尘，走在上面很是干爽。大姑所在的山村是康河的一个小小的冲积扇，这段河谷南北较为宽阔，河南是高起的的群山，河道贴着山根走，河北地势则甚是平坦，地势由低向高向北逐渐抬起，形成一个一个逐次上升的台阶，每层台阶上又较为平坦宽阔，倪氏家族的先民在漫长的生存之旅中相中了这块地方，聚族而居，故这个小山村叫倪家台子，大姑家就姓倪。姑姑的家在倪家台子的西北头，不一会我就又走上了昨日来时走的那条路。这条路和李龙路相接由东向西，又折向西南从姑姑家门前穿过，一直伸向大山深处。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这条村前公路上，慢慢浏览着这个不足百户的小山村，村中鲜有人声，间或有几声犬吠和鸡鸣，房屋八成是老旧的，很多人家房屋大门上锁，有少数人家屋里院外有人走动，场院玩耍的小孩倒是不少，三三两两，黄发垂髫。正是早饭时间，一些人家在吃饭，大多是老人，端一只老碗，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院子的石凳上，还有的站在这条村前大路上悠闲地吃着饭，置身这古朴自然地老村之中真有些恍如隔世。村人看见我好奇的眼神中满含着友好地和我打招呼。有一伙人正在修路，从每家每户的门前修一条沙石便道通向村前的水泥路。这是商州区近年来的一项惠民政策，村村通公路，家家通公路，把大山与外面的世界连起来。我现在走的李龙路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再往前继续修就与福银高速相会了。只是小山村显得太过安静，安静的甚至有些死寂，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山打工了，有的甚至在山外安营扎寨，成家立业。大姑家五个儿女现在家里就只剩下她和姑父老两口，守着三个儿子的三院房子。别的人家也大致差不多，整个小山村只剩些妇女儿童留守。雨后的清晨，空气清新，天蓝山翠，绿树四合，炊烟袅袅，鸡鸣犬吠，远处山坡上是整修的平整的梯田坡地，晃动着几个细心耕作的农人。这难道不是世外桃源吗？然而它真的不是，它真的只是一个穷乡僻壤，它让一代一代渴望美好生活的年轻人不断地逃离再逃离！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我沿着这条李龙路的支线继续往前走，路上一直没有一个行人，安静，还是安静。在一个左转弯之后，姑姑的小山村便消失在我身后的视线之外，紧接着水泥路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条正在修筑的砂石路，路面已基本整平，比水泥路宽多了，大概有三车道。康河流经此地河道开始变得狭窄起来，路两边是高大的群山，空山寂静，清泉静流，啾啾鸟鸣，音律婉啭，抑扬顿挫，我抬头仰望，只见远处群峰连绵，近处山高林密，而脚下，沙石路再一次贴紧山根，一些挡路的巨大山石有被大型机械切割的痕迹，路边还堆放着好多修路用的碎石。前面又是一个向右的大转弯，一座高山挡住来路，我很好奇，很想知道拐过这个弯后是什么景致，我疾步向前，转过这个弯后我看见远处有座石桥涵洞，路则继续朝前延伸。我不禁回望来路，我突然发现我已一个人置身于空旷寂静又陌生的大山之中，前后左右似无来路又无去路，虽然早晨的阳光明亮的照耀着山川河流，道路宽阔，景色迷人，但一种恐惧却袭上心头，死寂仍然从我的心头蹦出，我不禁自嘲起来，我多像那个“叶公”。平日里直说什么回归自然，超越世俗红尘，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此刻，当伟岸浩荡的自然横陈你的目前，你却不敢接纳，其实你狭小的胸怀何以装下这神奇的壮美的精致丰富又自在的造化风云！唉！自己以前是多么的矫情啊！
　　
　　我快速转身，疾步回走，渐渐地，我又看见大姑的小山村，我竟有重回人间之感。
　　
　　
　　午饭后，我和表妹和表弟驱车准备拜访竹园沟，林家老庄子。天空又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路边山坡上的野花和绿树在雨中显得格外鲜亮惹眼。表弟领着他可爱的小女儿——菲菲，小姑娘大约七八岁的样子，聪明伶俐，活泼好动，不停地和我说着话，一点也不岔生。车沿李龙路西北而行，大约二十分钟后转向东北，不久又转向北，进入到一个较宽的川道，刚行不到两分钟，表弟竟说到了。这是竹园沟吗？我有些疑惑，三十七年前我印象这里应是林深山高的所在啊！我记得外公的房子距乡政府很远，还隔了一条河，而且那时只有外公一家住在这里啊！怎么现在这里竟住了这么多户人家呢？但表弟曾经在乡信用联社工作了十多年，这里的山山水水，一村一院他都非常熟悉，而且据他讲他还认识我舅舅的儿子贵生，我将信将疑的从车上下来，这里的人家房子要比倪家台子的新，住户人家门口三三两两坐着几个女人和孩子，表弟指着一户人家说那家可能就是我的外公家。我循声望去，那是一栋新盖的房子，房前一个老女人也正在向我们这群陌生人张望，她是谁？我朝她走去，她问我找谁，我说找贵生，她说贵生就是他儿子，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渭北的，贵生他姑家的孩子。
　　
　　原来她竟是我的舅母，三十七年前，苦命的大舅拉扯着前两个老婆丢下的一儿一女，实在无法生活，在我和母亲从老家回去后不久又娶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还带来了四个孩子，加上他两个孩子，一共六个孩子，好在舅舅舅母都是憨厚朴实之人，苦扒苦做总算把他们都养大了，现在儿女都已成家，从这房屋的簇新可见日子也过得不错。舅母非常热情地把我们邀进家。刚才飘飘洒洒的雨滴也停住了。这时一个高个子的中年女人领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也随我们走进屋内，原来她就是贵生表哥的媳妇，领的孩子则是他们的孙女。
　　
　　“贵生表哥呢？”
　　
　　“他出去了。”
　　
　　表嫂热情的张罗着要给我们烧水做饭，看来山里人仍保持着过去那种客人来了才烧水待客的习惯。我让他们不要麻烦，然后坐下来和他们拉话。我的大舅已过世三年了，看来传到妈妈耳朵里的舅舅去世的消息是真的了。他们的六个孩子也都成家，均在山外打工，那个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柔嫩，眼睛又圆又大，黑白分明，表情羞涩的看着我，怎么问也不说话。我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哦！采莲，我忽然想起了采莲，那个我三十七年前见过的漂亮的小表妹。我忙问她如今的情况，表嫂说采莲现在在西安给儿子看孩子呢！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不是也已经人到中年了吗？山里孩子早婚，他们可不早当奶奶爷爷了吗！
　　
　　我坐在外公的堂屋，四下打量这所房子，想寻出旧时的记忆，然而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我抬头向门外望去，外公门前那座郁郁的高山似乎也没有过去那么高了，我又绕到屋后想看看那面长着大片松柏树林的山坡，没成想这栋房子的后墙竟矗立着巨大的山岩，山墙与这块岩石仅有两米不到的距离。整个房子几乎是贴山而建，小时候那阔大的山坡，茂密的森林，那长长的弯弯的伸向密林深处的山路，已没了踪影。我有些疑惑，难道三十七年的岁月真的是沧海桑田了，后来才知道这所房子并不是在过去的旧址上盖的，过去的房子在这所房子向西约50米处，也已经翻盖，现在是表哥的儿子的新家。我顺着表嫂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不远处，有一所新盖的房子，但在它的左右也已住了好多人家，再也寻不到三十七年前外公一家独居这片山坡的样子了。三十七年前的那个下午，从赵湾车站下车，沿高高的山岭，穿深深的河谷，在夜幕四合之际走进外公的家，现在想起来，像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一样，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给我喝红糖水的小姨，后来母亲说她名字叫香盈。
　　
　　“我那个小姨现在在哪？”我急忙问表嫂。
　　
　　“在秦岭铺枸岔沟。”表嫂说。
　　
　　“是吗？”我一下子兴奋了。
　　
　　“那个地方离这远吗？”
　　
　　“挺远的，还在黑龙口以西。”我望了表妹一眼，表妹笑了，说那就走吧！来一次也不容易的。表妹的善解人意让我一阵感动，于是在外公家坐了一会儿我们就和表嫂一起驱车前往秦岭铺。
　　
　　汽车出了竹园沟，驶上了李龙路，这时天空再一次下起了雨，而且愈下愈大，表嫂是一个特别健谈的人，她一路上都在叙谈她的家事，婆婆儿女，丈夫孙女，看得出来她的生活并不轻松，五十刚出头的人，头发却已大部分灰白，皮肤粗糙，肤色黄暗，但她滔滔不绝的话语却仍给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听她的家长里短，我非但不感到厌烦，反而有一种世俗的温暖。她抱着她的孙女，小女孩睁着她漂亮的圆眼睛不住的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满脸的好奇。车子的雨刷在急速的晃动着，很快我们驶出了李龙路，左转上了312国道，路两边的山被雨雾笼罩着，路上基本没有车，有一阵仿佛这路是我们一行的专用车道似的。好在表弟是个挺沉稳的人，他稳稳地匀速地让车子行驶在这空无一人的国道之上，并未让车子飞起来。
　　
　　红门河乡，大商塬村，小商塬村，黑龙口镇，而道旁伴随着312国道一路前行的就是美丽的丹江，丹江河谷宽阔，高大连绵的的群山静卧在江岸两侧，而少有车行的国道，脱去了车来车往的繁忙，使五月的商山在清凉的细雨中更显出其雍容大气和清爽妩媚。
　　
　　“前面就是秦岭铺了。”
　　
　　在一个岔路口，表嫂说这就是枸岔沟。我们的车左转进沟，说是沟，其实已不是过去年代的崎岖坎坷的石头沟了，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把这条沟和312国道紧密连在了一起。车子前行不到50米，竟已到了小姨的家门口。
　　
　　这时雨下得有点紧，表嫂下车招呼我们进屋，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院门口，表嫂说这就是我的小姨，此刻我虽不再惊异，然而内心仍然感叹岁月之无情，那个高挑个，白皮肤，大眼睛的小姨如今已是两鬓如霜的老人了，然而细细算来小姨并不是很老，还不到六十岁啊，怎么就像龙钟老人呢！
　　
　　虽然我们来之前给她已打过电话，并不算唐突造访，然我仍感到了她的手足无措，她一会儿要给我们烧水，一会儿又要给我们做饭，我拉她坐下和她拉话，她显然很拘谨，说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来看她，又问我母亲的近况，似乎有些感伤。我知道虽然她和母亲属同父异母，但姊妹七个现在只剩下了她和母亲两个还健在，母亲常常想起她这个妹妹，念叨这个妹妹，而小姨也何尝不是呢？而她们两个又都到了暮年，无法长途奔波相互探望，这真是人生一大忧伤啊！好在我今天终于见到了她，好在今天已有了电话，我把小姨家的电话认真地记了下来，我想，回到渭北，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这老姊妹俩好好互诉一下怀旧思念之情。
　　
　　小姨家的房子及房间里的陈设是我此行看到的最具现代气息的，房屋的布局仍是陕南山地民居特点，进门后是一间大堂屋，相当于客厅，左右两侧各两个房间，靠进户门左右的两个房间一般是卧室，后面两间分别是厨房和杂物间。小姨住的这间里面仍旧是一盘土炕，但另一间卧室则是装修较新的新房，天花板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拉花纸彩带，洁白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幅婚纱照，房间是一整套卧具沙发茶几之类。小姨说儿子去年结婚，这是他的新房，儿子现在在商州市工作。现在家里平时就她一个人，也没多少活干，主要是看家。她说话时，语气淡淡。我也只点头，没有深问。在回来的路上健谈的表嫂为我们讲述了小姨这些年来的生活状况。小姨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前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因丈夫得病去世而告终，这次婚姻给她留下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那时她才三十多岁。小姨的婆家和外公家住在一条沟里，只是外公家住在沟口，她家则住在沟脑（沟尾），相隔几十里崎岖陡峭的山路。丈夫去世的那些年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种地，担粪，砍柴，担水，屋里屋外轻重活计都得她一个人干，后来娘家实在看她恓惶，就给她在秦岭铺另找了个人家，这就是她的第二次婚姻，第二个丈夫是个教书的，老婆刚去世，也有两个孩子。小姨思量再三，觉得秦岭铺这个地方地方宽展，交通便利，那个男人又是公家人，有固定收入。然而和这个男人过了十几年后，这个男人也得病死了，好在孩子们也大了，能自己料理自己了。现在小姨一个人过着日月，娃们都还不错，挺孝顺的。只是小姨一个人有些太孤单了。表嫂的叙说让我们感到些许沉重，随着她的叙述小姨那满头的白发便不断地在我眼前晃动，在那晃动里我仿佛听见了命运之神狰狞的笑声。一个漂亮的山里妹子就这样变成一个身心憔悴的白发老妪。
　　
　　
　　因为“五一”只有一天假，时间挺紧，虽从祖居之地——林家老庄子的小村之外已穿越了两次，但我仍未走进她，而且在我的灵魂深处，我总觉得这里对于我似乎是不能随意走进的。我怕我唐突的脚步声惊醒了祖先安息的魂灵，更怕我陌生的脸孔无法寻觅到我想要的温暖回应。我一次一次走过她的身边，秦岭南麓，丹江之源，康河之滨，小桥之旁，白杨婆娑，榆叶沙沙，土屋座座，隐约其中。从我的父辈五十年代中期离开这里算起已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了，这长长的将近六十年的岁月，足可以让人们忘记一切，然而我却又是那样强烈地想走近她，走进我的先辈的山水，寻访我父辈的少年时光，所以我来了，我犹豫而又坚决地走进来了。
　　
　　堂弟一家接纳了我，今天恰巧是是堂叔家“箍墓”完工的日子，在山里“箍墓”是和婚丧嫁娶一样重要的事情，所以堂叔家里今天待客，我是多么幸运，因为无意间我以“回娘家的女儿”的身份，参与了这件严肃的大事也因此见到了所有林家的宗族亲戚，我再一次认识了我的一大帮叔伯婶娘，堂兄堂弟，侄子侄女，堂婶给乡亲们介绍我是“妞妞的女儿”，我兴奋极了，因为我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小名，“妞妞”，好可爱名字，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母亲，那时其实是个小女孩，就在这小山村的街前巷尾嬉闹玩耍。
　　
　　厨房里，堂弟媳，堂妹和村里同族的几个年轻媳妇在做饭，厨房光线很暗，但熙来攘往，一派繁忙。我的到来似乎成了一个话题，他们惊异的目光中夹杂着喜悦，客气中氤氲着丝丝暖意。
　　
　　距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站在堂叔的家门口，四顾我的林家老庄子，村子坐东向西，房屋由北向南依次排开，堂叔家前面还有一排人家的房子，村子也因此自然分为前街和后街，堂叔家在村子的后街，是村子的最北端，居于村子的入口处，他家背贴大山，是村子里地势较高的房屋。我走出堂叔家的院子，踩着石砌的台阶，绕过一户人家的后山墙走进了村子的前街。我的脚步不由得轻了起来，村子里大部分房子依旧是老旧的土屋，青石筑基，土坯砌墙，房顶的青瓦已被陈年的青苔锈蚀，村巷里一个人也没有，大部分人家屋门上锁，个别屋门虚掩的人家，屋里也悄无声息。我不禁疑惑，三十七年前，我和妈妈走进的那个村庄真的就是这里吗？我记得那时青石板的街巷和街巷里常有三五成群的小孩，我记得，那时这里家家门口晒的豆腐干和躺满每家木楼上的火晶柿子，我还记得那木炭火的温度和烤柿子的香甜，那袅袅的轻烟像美丽的飞天整日在小村的上空载歌载舞，而此刻我走在这村巷里，寂静，还是寂静，好在我看见了家家门口还有劈削码放的整整齐齐的柴禾，成堆的已经干得很好的松树枝和玉米秸秆，父亲曾说在农村只要那家的柴禾拾掇的又好又多，这家的日子就不会差，想到此我的心里有了些许安慰，这是我感到身后有动静，扭头一看是表弟的女儿菲菲，藏身于一盘石磨之后正在给我做鬼脸，这盘石磨显然已很多年没人用了，石碾的轴已经生锈，磨盘上也积了厚厚一层泥土。是啊，三十七年，虽不会沧海桑田，也绝对物是人非了，一切都在变，这大山深处也在变，听堂弟说，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搬迁山外或在山外打工，外面精彩的世界永远都在撩拨这一代又一代躁动的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间了，我和我的乡亲坐在一起吃着饭，屋里屋外全是人，山里的饭食虽没有城市的那种繁多的花样名目，但白蒸馍虚腾腾，红烧肉大碗盛，热豆腐大盘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派祥和景象。
　　
　　饭后，我和大家拉家常，问那个“刘家沟”在哪里？一位花白头发的瘦削老人说那沟早就进不去了，草长得把路都封了，表妹说这个老人是她的一个堂舅，比我父亲小一些，她过去常到他家玩。我看着他满头的白发，不高的个头，满脸的皱纹，那神态和我去世的父亲很有几分神似，他们是堂兄弟，更是年少时的伙伴，想着一股暖流就在我的心间荡漾。
　　
　　“叔，您能领我去看一下‘刘家沟’吗？”
　　
　　“不是刘家沟，是六家沟。你爷爷进沟之前这里曾住过六家人，后来就剩下你爷爷一家了。”
　　
　　“是吗？”
　　
　　我再一次惊叹了，多少年来只听母亲说刘家沟刘家沟，其实竟是六家沟。我想进沟探访的心理更加强烈了。
　　
　　“看可以，只能走到沟口，里面走不进去了，刚下过雨还有露水。”
　　
　　老堂叔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后面还跟着很多村里的乡党，我们一起向六家沟走去。一边走旁边一个堂弟手指右前方高高的山坡说，那两棵柿子树是你爸那年回来卖给我的，是吗？我随手指方向望去，那是一座很高的山，在半山腰处，有开垦的坡地，坡地周围长着很多树，其实我无法辨认出堂弟所指的那两棵树，然而我知道那片坡地曾是父亲劳作的地方。
　　
　　六家沟很快就到了，它就在水泥路边，沿着一条羊肠小路向上走，仅走了十米多，就被一片坡地挡住，这片地也就有三两个平方大小。但向前已没有了路，我向沟里望着，这个沟似乎呈葫芦型，沟口很小，越往里面越宽，蒿草繁盛，杂树笼罩。祖辈生活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兵匪猖獗，民不聊生，爷爷带着他一家人躲进这个易守难攻之地，开山种地，聊以糊口，不用说这是那个年代山里人的一个聪明的选择。小姑至今还记得，那时爷爷种的玉米长得黑油油的景象。只是母亲说进出的路太难走，大雪封山时就没法出门。后来母亲每每给我讲起在这个沟里度过的岁月时最后总说一句，
　　
　　“那是个鬼都不下蛋的地方，离开那，我永辈子都不想回去！”此刻我的双脚就踩踏在这条沟的土石之上，我听从了老堂叔的话没有继续往前走，但我的目光却已越过满沟里的漫漫荒草，满坡的密密树林与祖先曾劳作栖息的魂灵似乎正亲密相对，雨后的阳光已不那么强烈，故乡，安详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我知道我的灵魂在这安详里正在完成一次长长的穿越。
　　
　　
　　黄昏，我回到了我的大姑家，稍作歇息又和表妹爬上了大姑家后面的一座小山。大姑家的房子紧贴着这座小山，从屋后一条小路上山，先上到那个较为平展的大台子上面，这里至今还住着好几户人家，表妹说这都是她的本家叔伯的家，大姑刚嫁过来时就和他们一起住在这个大台子上，后来孩子多了也住不开了，就搬到台子下面另盖了房。我随表妹一起看了他的一个叔叔，这个叔叔得脑中风已瘫了好几年了，见了表妹就说：“唉！你说我啥时能死呦！”表妹安慰了他一会，叹口气，我们都有些沉默。
　　
　　出了表妹的叔叔家，我们绕到另一户人家的屋后，沿着一条较宽的山路继续朝山上走。表妹说这条路是过去生产队那会社员上山干活常走的路，担粪，担水，担从地里收的粮食都走这儿，因为走的人多，过的东西也多，所以路就被人踩得宽了些。她小时候常常在这条路上穿上穿下，打猪草，寻野菜，打野果子吃。边说边拽住路边的一棵灌木丛枝条说这的叉叉果很多，我凑过去一看，果然，一丛一丛的灌木藤条上结满了灯笼样的果子，这种果子形状很像一个“凹”字形，尤其是两边的突起呈锥形，小巧，丰满，颜色呈粉红或鲜红色，果肉极为细腻，口感酸甜，由于这种形状上的特点当地也有人把它叫做“羊奶奶果”。
　　
　　山路越往上越有些陡，路两边长着无数叫不上名字的杂草和树木，给这条路搭上了天然的凉棚，脚下落满了各种植物的叶子，厚厚的一层，显然这不是一年落下的，表妹说包产到户后，村上把地承包给社员，在这面山上种地的人就那么两三户人家，走的人一少路就慢慢荒了。
　　
　　尽管表妹也有六七年没有上过这座山了，但小时候上山打下的底子还在，她不紧不慢，气息均匀的向山上走着，而我早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
　　
　　在我的眼里表妹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山里妹子，她却说她的少女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生存焦虑的时代，其实她书念得挺不错的，尤其是她敏于文字，热爱文艺，性格又开朗活泼，但她却没有走上学这条路，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是家里的老小，当她长大时家里的姐已出嫁山外，哥也成家但还未立业，而父母已老，他就想早点回来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山里孩子都定了娃娃亲，她也不例外，她想如果上完高中考不上大学就已到了嫁人的年龄，那父母养自己一场似乎还未得到回报自己就已成了别人家的人，心里总有点替父母抱屈，然而辍学回家后没几年自己定亲的那家男方由于接父亲的班成了西安城里的一个工人竟和她退了婚。于是再找一个婆家在盛行订娃娃亲的山里就成了一件难事，尽管她那时出落的亭亭玉立，成了康河一朵花，然而婚事似乎成了她青春时代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她说别人暗恋过她，她也和一个大学生谈过一场恋爱，但总好像是在合适的时间里遇上了不合适的人，到后来都以失败告终。那个时候她常做同一个主题的梦，就是要么嫁给一个山沟里的丑八怪，要么就嫁不出去。听着表妹的叙说我竟也不由得有些忧伤。
　　
　　“现在好了，我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表妹轻轻笑着说。
　　
　　“老公人不错吧？”
　　
　　“当然！”表妹语气显然带着幸福。
　　
　　“你当初和他好不担心吗？他也是个打工仔，当时也没有钱。”
　　
　　“但我们两是平等的，而且他对我很好，人又聪明。长得也很帅呀！”
　　
　　“还是有些挺冒险的！”
　　
　　“是啊！当时我姐在他们张家堡给我介绍好多对象，你知道那是西安市城乡结合部，好多人光靠吃房租都过得向皇上一样，但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山里妹子，尽管他们那样粗俗，或丑八怪似的。但嫁给他们衣食无忧却是肯定的了。”
　　
　　“那你为什么不嫁？”
　　
　　“我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家里人都不同意，怕我以后受苦，但我无法说服我的内心，我不想像我的那些嫁到山外的姐妹们，只满足于找个好婆家。”
　　
　　“看来上帝太爱你了！”
　　
　　我知道他们两人一起打拼，如今已有了自己的公司。
　　
　　山路越来越陡，刚才路两边的高大树木已变成各种灌木和蒿草，再往上走，竟只有成片的草坡，表妹说这里过去都是田地，这些年政府要求退耕还林，加之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山打工好多地也撂荒了，所以都长成草坡了。我们坐下来歇息，回望来路，上脚下大姑家的房子隐隐约约，门前的瓦窑沟尽现眼底，沟口两边村人开垦的田地由低向高，逶迤成带状的梯田，一直向瓦窑沟的深处延伸。忽然表妹指着远处与大姑家隔河相望一户独居人家说那家人差点成了咱家的亲戚。
　　
　　“什么亲戚？”
　　
　　“那家的女子从小和我大哥的儿子定了娃娃亲。”
　　
　　“就是说那个女孩是大姑的孙媳妇。”
　　
　　“对。”
　　
　　“为什么没有？”
　　
　　“本来去年要结婚的，但那个女娃出山打工给一家人家做保姆竟怀上了男主人的孩子，那男的都快六十了，是个包工头，是我们三岔河张家村的，早年到山外当了上门女婿，后来发财了，他都养了好几个老婆了，那女娃才20岁。”
　　
　　“那就是说她先悔婚了，那怎么能行？”
　　
　　“本来你大姑和姑父一定要让他们赔偿咱的损失的，我后来挡了。现在他们一家全出山了，听说那个老男人在西安城里把房都给他们买好了。”
　　
　　我没有看表妹的表情，只把目光盯在了山下河对岸那座黄昏的雾气里石砌的房子上。
　　
　　下山时表妹又摘了好多叉叉果，她银铃般的笑声时时在我的耳畔响起。
　　
　　五月三日，这是要告别故乡的日子，一大早，小姑又要上山找勺（xue）叶菜和叉叉果，她总觉得这两天采得还是有些少了。我便和她沿着李龙路朝山里面走。今天天气很好，我们一直走到了猫儿沟口，采了很多勺（xue）叶菜和叉叉果。雨后的山野特别清新，阳光特别干净，一路上就我们姑侄两人，小姑也古稀之人了，但精神很好，兴致很高，上山爬坡，腿脚之灵活是令我咋舌。
　　
　　回到家已是上午11点了，大姑正在给我们收拾山里的土特产：黄豆，洋芋，豆角籽，豆腐干，干香菇，还有他自酿的蜂蜜等。表妹的汽车后备箱塞得满满的。
　　
　　午饭之后，我们要走了，大姑和姑父把我们送上门前的李龙路，表妹豪爽的一挥手说：“走了！”便钻进了车里，小姑也坐进了车里，大姑拉着我的手一个劲说：“再来噢！娃，娃，再来！”一瞬间我的眼睛就湿了，我知道大姑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尽管今天的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但——，我不愿想了，只轻轻地拥抱了大姑一下，说：“我一定会再来的。”大姑显然不太习惯这种告别的方式，瘦削的身体似乎僵了一下。我赶紧也钻进了车里，车子启动了，姑父和大姑给我们挥手，远了，倪家台子，这安静的小山村。
　　
　　车子缓缓地向前行驶，驶出倪家台子，驶出林家二房，驶出林家老庄子，驶出三岔河，驶出了我的故乡。这时午后的阳光正灿烂的照耀着这里的千山万壑。
　　
　　四尾声
　　
　　
　　我跨越三十七年的漫长岁月，终于再一次朝拜了祖先生息的地方，当我站在外公的屋后，我感受到了母亲童年丧母的艰辛，当我站在六家沟口我似乎听见父亲少年时脚蹬山巅仰望长天的呐喊。据小姑讲，林家的先祖似乎是犯了事后聚族避进深山。先在汉江一带，后又朝北迁移。后来我查阅了好多文献资料，商州林姓一族竟有一个回迁客家的经历。据陕西客家网第三届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则文章称：
　　
　　“在汉阴县凤凰山南麓汉阳镇渭溪乡，坐落着一座迁自广东兴宁的客家人庄园林家堡子，清康熙前期，广东嘉应州兴宁县的客家人林仕琪，偕同结拜弟兄陈、刘、李三个家族，携家带口，沿长江溯汉水西迁至这块远离世尘的地方，林仕琪仅用四吊铜钱，以手指脚踏为界，买下了这块山林。他们于荒山结草为庐，插标为界，逐渐开垦成人烟聚集的村庄。据笔者田野调查，兴宁林氏先祖西迁入陕时携带有大量银两和财物，他们翻山越岭，千方百计躲避官府追捕，避居到这渺无人烟的大林莽。笔者查阅大量文献史料后认为，林仕琪极可能为南明延平王、招讨大元帅郑成功的部下，郑成功进攻南京失利后，在厦门经营数年，在清廷“迁界”政策高压和清军屡次围攻下，不得不转入台湾，其留守在厦门和沿海的部将，面对清廷的软硬兼施，有的投降归顺清廷，有的被捕杀抄家，有的则远遁他乡。郑成功的高级将领中，林、陈家族有数十人为郑成功部高级将领，其率领的本家族中下级将领不计其数，很多将领先后在攻克泉州、漳州、潮州以及南京、厦门、台湾等大型战役中阵亡或下落不明。林仕琪恰恰在这一时间段隐居陕南山中，——”
　　
　　客家人，一个独立于汉民族内部的独特民系，一个因中华民族长期历史的战乱，从西晋开始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不断迁徙的人群，从肥沃的中原到吴越的蛮荒之地，到漂泊的大海之上，到陌生的海外他乡，在漫长的客居生活里他们隐忍，努力，恪守着自己的祖训，从不自弃地打理着自己的生活，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成就了汉民族内部一支独特的民系。
　　
　　我忽然明白了我的爷爷，我的父亲那气死牛的劳作精神，那不安分的开拓气概。尽管在劳作的路途上战乱，饥荒，疾病，天灾和那时时袭来的孤独的忧伤，但他们前行的目光却永远是那么坚定！
　　
　　王安忆曾经在她的《伤心太平洋》里写到：
　　
　　“从地图上看，大陆也是一个漂泊的岛屿。地球上的所有陆地，全是海洋中的礁石，供人类栖身。人类其实是一个漂流的群体，漂流是永恒的命运。…‥”
　　
　　然而她的父辈们的漂流却造就一个美丽的新加坡，这就是人类这个带着淡淡的忧伤在漂流中执着前行的生命体之所以成为宇宙之灵长的真正原因所在。我的祖辈和父辈，并由此上溯到我遥远的祖先，在可抗拒和不可可抗拒的人生机遇面前，隐忍着自己的喜、怒、哀、乐，默默地，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着自己的生命轮回，从青春到暮年，虽沉重却又充实。我也忽然感到我曾经的青春忧愁带给我的不也是一种满足的生命充实吗！尤其是当我走在故乡的街巷之中，站在六家沟的沟口前面，面对秦水商山和同族乡亲的温暖笑脸，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存在的真实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