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了，干不动地里的活了，但他还是倔强地扛上锄头下地了。晨曦中，他的脚步蹒跚，沉重的锄头压弯了他的腰，压驼了他的背，也压出了我心中的泪······
　　
　　我家在郊区，是菜社，离市区很近。三中全会以后土地承包到户，村里人都说单干你们家得饿死，一个小老头领着一帮废人。是啊，他们没有说错，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再少也饿不着，没粮了可以去队里借，以后就不行了，单干单干，自己干自己的，谁管谁呀！
　　
　　他没有多少文化，种菜的技术又平平，但他有个好体格，又肯出力，不懂的地方就去问曾在队里当过技术员的老潘。“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领着我的两个病哥哥天天在地里忙碌，干不了的活邻居们见了也过来帮忙。
　　
　　他有我的时候已五十多岁了，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吧！赶礼、串门、走亲戚都带上我。一次有人问他“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这么小的儿子呀？”这句话他很受用，听了也舒服，苍老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好像农人在春天看见绿油油的庄稼似的充满了希望。
　　
　　记得我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看见同学们穿蓝色的运动服，都要把我羡慕死了。于是，回家向他要。家里的景况我也知道，也不知为什么，竟那么鲁莽地张了嘴。我当时真不知道给他出了个怎样的难题，像着了魔似的缠住他。二十元钱在当时（八十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够他卖好几天菜的。也是那次在我稚嫩的心上留下深深的痛悔。
　　
　　他到了古稀之年，进城卖菜已诸多不便，姐十三岁就接过他花五十元买的手推车，担起生活的担子。他不放心，常常去路口等，见本村的人就问“见着我姑娘没？”等不着就顺着公路往城里走，有时阴差阳错，姐还得反回去接他。特别是我去北京看病的那些日子，他到处找算卦的人，让他们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在外面平安与否。虽只有三个月，但在他却如隔世般漫长。我回来时发现他已有了白发的头更白了，真是“丝丝白发儿女债，历历深纹岁月痕”啊！
　　
　　二零零年村里把土地收回去，给我家办了五保，钱虽不多但他很满足，走到哪都说“还是共产党好啊！”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在离我家挺远的大河边上开了几片荒地，种了很多包米。秋天姐姐姐夫帮着收回来，他拎个镰刀跟在后面，脸上依旧是那微微的笑。村里人见了与他打招呼“今年打多少包米呀？”“不多，三千多斤吧！”这时别提他心里有多美了。
　　
　　近几年，他脾气很坏，身体也不好，天一冷就咳嗽起没完，针也打了，药也吃了，总不见好，医生告诉他少干活多休息，他根本不听，病刚好点就下地找活干，一冬好好坏坏重复多次。
　　
　　春天刚到，地还没化透，他就张罗种包米，我们劝不了他，找来几个近邻解释了半天，他才忽觉自己错了，还狡辩呢“早中早收呗”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只得随声附和，老小孩嘛。
　　
　　如血的残阳染红了西天。他扛着锄头回来了，坐在院子里嘴里喃喃“这地咋种的，草比苗都高，唉，人老不中用喽”渐渐地，渐渐地，他倚着墙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