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是文化碎片，是说我记忆里，以及到如今的乡村文化都是零碎的，有时候显现有时候沉默看不到的。然而沉淀在一个人心里的，往往是无数碎片的集合。人或许说不请你的文化情怀来自哪儿，但你一定记得爹妈唱过的一支歌，叫你饭也顾不得吃要看的一场戏。
　　
　　――题记
　　
　　最早感知的文化，应当是奶奶的歌谣和故事。仅记得的几句歌谣，“月牙弯弯凉州歌，日子好过人难活”，既是她生活的写照，也成了我脑子里最早的诗歌。故事是躺在炕上听着的关于狐狸精如何变人哄人，然后如何被人发现。结果不详，只是会觉得黑黢黢的墙角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吓得我赶紧蒙了头……再就是家里几本珍贵的连环画上的。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父亲收集的，反正我能看“书”的时候，扑入眼帘的就是描画精细的不怎么连贯的《三国》连环画。字认不全，但不防碍看“书”—以后许多书都是那样“半生不熟”地吞咽下去的。我还记得那画里的人物故事，刘备卖鞋，黄巾起义，人物鲜明极了，以致到现在，脑子里的三国人物都以他们为模本。文革开始时候，当哥搜罗出这些书本放在夹道里焚烧的时候，我望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大些就能看村里戏班子演的秦腔了。演戏大约是需要氛围和传承的。村里的戏在二队，由二队的活跃分子为基础，再挑出全村能唱爱演的人组成。反正是能唱全本的《秦香莲》，还有《三世仇》，其他还有什么就记不得了。有一次大队在我们家院子里开什么大会，会议结束的晚上，就在我们家院落里演了一场《三世仇》。滋滋响的汽灯下，人影交织，那几个认识的大人们穿着戏服高亢或低沉地一唱，就成了戏里的人物。二胡板胡唢呐鼓板配合着，观众就进了戏景里。秦香莲大概是《铡美案》的别称吧，记得主人翁里也有陈世美的。虽然听不大懂学着陕西人说的高一声低一声唱词道白，但意思是知道的，于是就恋着般跟着反反复复地看，从村里看到村外，像跟班似的。并不知道害羞。
　　
　　当然还有社火高跷，这是过年的时候才扭一阵子的。刚看了几次，就革命了，再也看不到。往后农闲，人却不闲着，那就来表演革命的节目。记得七八岁的时候，被弄到大队里演节目，跟一位年长的大哥学藏族舞，伴着歌曲《毛主席的光辉》。看着简单，但真做好手脚配合，还是练了好一阵子的。后来是不是演出了就不知道了。这算是我这辈子唯一学习上台的节目。也看老戏班子人马转移阵地演唱的土得掉渣的“地方”样板戏，听“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提篮小妹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就想象着进入到某种状态下。还有一出《老两口学毛选》的节目，大约是移置自河北一带的什么戏，节奏风趣，语言平实，一经演出，就成了一些人口里的调调，特别是那里的一问一答，被两个男人分别扮上，让人忍俊不禁：“老头子，哎；老婆子，哎；你看咱们学那篇，我说咱就学这篇，你看沾不沾，我看就学这篇……”后来也有人重新填词，变成了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内容，腥荤咸淡，各种味道，填充在这个调子里，免不了到处惹笑。
　　
　　记忆里大人们唱得最多的歌曲只有两首：《社员都是向阳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由于听得多了，也会唱了，虽然有些词记不全。现在听着跳街舞一放这些歌，立刻能回到母亲的音容里。因为，这是妈妈老来没事哼哼最多的曲调。人家“末成曲调先有情”，如今我是一听曲调内心淆然。
　　
　　看电影当然是最奢侈的文化享受了。“三战”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没有厌烦的时候，每次都会为民兵加油，为好人打气，盼着把鬼子敌军一网打尽。当然结果跟我的盼望相符，回家就会钻进热乎乎的被窝里做个打坏人的好梦。电影如此美好，就吸引着我闻风而动。三四公里外的村庄，只有听到声音就会跑了去；公社里的戏还有电影，只有听说了就不回家，那怕一顿饭不吃也要等到看了回家。现在也想不清，那时候是一种文化饥渴还是纯粹地爱看热闹。有次公社开什么大会，结束时宣布晚上有电影，心里就放不下。想回家吃饭，五六公里外的家回去了父母不一定让再回来；想到近些的姨妈家吃饭，又觉得不好意思。10岁左右的年龄，已经有了相当的羞耻感。只好挨着到晚上，“饥寒交迫”中看了场《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台上一个弹钢琴的，唱戏的一会儿出来一个，轮着唱。没有看出热闹来，有些懊悔，但又想看完，终于等着结束。回家路上没有人，一个人在月影下被影子、荒野、刚刚开化的冰裂声吓得够戗。
　　
　　荒芜的年代，上学很简单，背书，算术，劳动。像现在说的学生要学戏曲一样，有一阵子普及样板戏，公社派老师来给我们教唱。给我们教戏的是后来我到中学教化学的史老师。他给我们教了《红灯记》里铁梅的唱段，还有《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唱段。教几节课根本学不会什么，但是这些唱段后来都能在嘴里哼几句，或者哼出个调调来，主要还是后来经常听，贯出来的。史老师现在有70多岁了吧。去年到县里还见到了过，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精神，行动迟缓，鼻子下还有些涕迹。样板戏还响亮，人却变得衰败，人物相比，人确实算不了什么。
　　
　　小学三年级之后，看书就成了我汲取文化营养的最重要方式。那时候，要遇到一本书，可以说真到了“一见钟情、爱不释手”的地步。无论什么书，只要拿到手里，一定要看完才罢休。小学时上课因为看《艳阳天》，被老师罚站；初中时候，因为课上读《红岩》，书被没收；在家的时候，在树下读《说岳全传》，冷不丁，书被5队知青XX抢了—那年月知青胆儿大，抢东西在他们来说是常事。高中从表哥家拿一本装帧精美的《唐诗三百首》，还没等我看几页呢，就不见了踪迹。看来，还有人比我好书啊。这些读书的经历，过一段就会泛上来，五味杂陈。
　　
　　在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村子里的年轻人是相当活跃的。大队有一个篮球场，经常有青年小伙子们在场上挥汗如雨，我和伙伴们守在边上目不转睛。那个时候生活很贫乏，但是人的精神很丰富。每到农闲季节，就有人自觉组织或者参与到各种文化活动里，感觉不到文化生活的贫瘠。或许，是那时我幼小的心灵理解不到社会的复杂与大人们的更多心思吧。
　　
　　村里通广播比通电早些。每家安上一个广播盒子的时候，觉得是精神生活里的大事。十岁上下，跟着宣传“最高指示”，也懂得些社会大事了，弄来个毛主席像章挂到胸前，无比荣光。上初中后，在公社戏台上看过一场地区剧团“送戏下乡”演出的《杜鹃山》，演出后围着戏班子看，觉得演柯湘的演员美极了，久久不能忘怀。
　　
　　高中几年在记忆里是空白。乡下也有热闹的，一年一度会有一连几天的大戏，也都是样板戏的变种，一般都不去看，看也听不懂。记忆里真正专门花功夫看戏，还是父亲套着老牛车，拉奶奶到东边好远的某个地方看大戏，我也挤在车里。只觉得戏台下都是牛车，站在高高的牛车上看得很清楚。
　　
　　等到工作之后再回家，也就是1980年代春节里看到弟弟们跳的社火秧子了。据说，这一阶段里还建设过乡村图书室等，但没过几年，就啥也不见了。再后来，人们都忙着挣钱去了。而那些曾经的戏班子，也都人老戏散。再后来，青年们都跑到外边不在家里。没有年轻人的乡下，还有啥文化？
　　
　　近些年听说搞文化投入，建农村书屋，也不知道投到哪儿去了。我一个外甥在乡里当干部，经常拿些盖着红章子的农村书屋的书看，她说是配发的，干部们顺手牵羊看看，发下去也在村干部家当废品。每年春节会有人出面组织乡村社火，这不是纯粹的农民活动，而是花钱顾人干的，好多农民没有功夫弄那玩艺。
　　
　　还是，乡下农民都进城了，年轻人都到城里了，空壳乡村，还能有什么文化？望着曾经丰富的乡村，我的心里也不知道应当甜还是酸。我想，时代总会是进步发展的吧!
　　
　　201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