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街区。
　　又一个街区。
　　然后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深深的小巷。
　　巷子真的很深，我从来都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因而我也就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从小巷口往里面望去，有一座五层的公寓，公寓朝着小巷的一面都开着窗，但是，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一个窗口。
　　我记得，那道窗很高。
　　有人第一次指给我看那道窗的时候，我就觉得那道窗实在太高，窗的高度让我的眼前瞬间生出一层白雾，不是我突然间生了白内障，而是我突然意识到，给我指看那道窗的人显然已经属于那道窗所在的那一套房了，我的心里就生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和惆怅，那道窗仿佛也在那一刻猛然增加了高度，我必须要仰视了，但这样看那道窗，会令我的心境和身体都不舒服。我就想赶快离开那条小巷，不想再仰视那道高高的窗。同时，我仿佛迷路了，在对一个人说：请问路在哪里？我要回家。
　　然而，那个人却指给我看遥不可及的云天深处。我的眼前，除了苍茫还是苍茫，与没有给我指路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我心中蠢蠢欲动的苍茫就变成了暗无天日的迷茫。
　　五层的公寓并不算高，可是，在我的心里，那道窗实在太高太高，它的高度让我的心里很快生出渺小和自卑来，也让我的心开始隐隐疼痛起来。
　　指给我看窗的人，从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我的身边，当然我也在她的身边，并且，我后来就完全确证了，她就是那道窗所在的那套房子未来的新主人。
　　但是，我只认为她是我心灵中一个崭新的依傍，她的新，唤醒了我平淡无奇的灵魂。不过，她在我心中的崭新感觉也是新近才出现的，过去半年时间的同室相处，我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也没有想过她在以后会深深地影响我，虽然她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同处一室的半年之后。
　　时值初夏，温热的风不时而至，于是，虚掩的房门就屡屡被风推开。那扇门是头向外、脚向里倾斜的，我们称之为“走扇门”，这种“走扇门”通常是自动关闭的。按理，门的后面应该装上门吸，但是，我们的办公室是临时的，是地震灾后搭建的活动板房，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就都从简，简化到连门也不用装门吸。如果大家觉得那扇门的自动关合让人心烦了，如果同室人员中正好有对此忍无可忍的人了，那个人就义愤填膺也是满心不情愿地到外面找半块砖头把那扇扰民的“走扇门”挡住，这样才算百事大吉谁都可以安心工作了。
　　风的确是热的，然而那风吹来的并不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气息，而是从漠北、从黄土高原开始发飙，然后不辞劳苦地横穿长天滚滚而来的沙尘。沙尘一来，我们每天就不能不吸进土霾、就不能不闻那污浊的土霾气息，这样吸着、闻着，人就觉得无缘无故地少了半口气。因而，在那样的天气里，关于阳光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温热便温热，却无光亮，仿佛老天也生了白内障。不开门，里面就闷热，开了门，沙尘就一个劲地往里灌，那段日子可真难熬。
　　因为我们的心灵尚未走出地震灾害留下的阴影，因为一切都是临时的，所以，大凡没课上没作业改的老师就不来。
　　我是按部就班的人，因为已经有人在我的姓氏前面恭敬地加上一个“老”字了，所以，对别人的敬意和美好祝愿我是不能怠慢的。
　　她也很守时，因为她很年轻，也因为她刚刚调入，她也就不能大而化之吊儿郎当，“才娶的媳妇儿三日亲”，她是应该好好“表现”的。
　　但她的形象实在过于平平，半年时间过去了，我几乎没有注意过她的存在和不存在。
　　那时，满目伤痕的城市，那时，不阴不晴的天气，那时，惊魂未定的心情，那样素昧平生的人，又是那样的其貌不扬气质平平，在我的印象中也就是一个每天按时到岗的大活人。
　　有一天。
　　沙尘终于落定，又逢一场透雨，天朗气清，四野澄明。
　　震后，许多援助团队认为我们这些不幸的灾民们的心理都出现严重问题了，就通过各种渠道送给我们成堆成堆的中外心理学家们的心理学著作让我们读，仿佛只要我们读完那些书，我们所有的心理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那天，我正在伏案阅读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的《直面内心的恐惧》一书，某字生僻，我就查阅字典，当是时，有人就趁机拿起了那本书去翻看，我一抬头，是她。
　　我们就开始交谈，所谈甚为投机，并且，自此以后我们的交谈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前，室内只有我和她的时候，我很寂寞，只凭书本聊以自慰。至此我才发现，交谈也是能够治愈精神伤痛的一味良药，特别是和她交谈。
　　我们开始畅谈之后，我也才觉得她的存在和出现的难能可贵，我也才重新认识到了她的价值。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她了，越来越想和她多多交谈了，越来越不想别人来打扰了。可是，偏偏，其余的室员仿佛突然得了上帝的慷慨允诺而心甘情愿来按时上班了。一向清静的板房一下子变得喧嚷起来。
　　更多的时候，我只好强忍住想和她交谈的欲望，等待自由美好的放任自流的随心随意的畅然交谈的昨日突然重现。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用随身听欣赏英文经典老歌《昨日重现》。后来，当我感到我听的歌变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在什么时候改听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了，我的心里已经在漫天遍地地刮着失落和伤感的狂风了。
　　我向往的美好时日再也没有重现。
　　我只能战战兢兢地扫视她躲躲闪闪的目光了，有时候我是在乜斜，有时候我又在睥睨，有时候我竟在瞟、瞥、斜觑，甚至，我开始对她偷窥了。
　　她的相貌平平已经是极其次要的，我所渴望的只是能够和她像以前那样畅然交谈。知音难觅，一旦觅得，又怎能随便疏离、丢失呢？
　　我开始有意识地占有她所有的闲暇时间。
　　一年后，灾后重建顺利竣工，我们搬入新的办公大楼，告别了简易得连门吸都没有安装的板房，告别了狭小闷热，也告别了幽暗阴冷。然而，我和她也被分开了。
　　再也不能和她在一起畅谈，这个事实渐渐演变成了我的一块越来越重的心病。
　　一“病”三年。
　　那么多心理学著作我都读完了，读得很值得，那些书不仅给我增长了许多知识、让我掌握了一些简单的心理疗治的技能，也帮我解决了不少心理方面的问题。然而，我又患上了另一种难言病因的“病”——我喜欢她了。
　　可是，我和她已不能同处一室了，我甚至一连几天连她的面都见不上，又怎能在一起交谈呢？再说，新的办公大楼里的办公室是足够的大，在里面同时办公的人员是足够的多，我已经开始疲于应付纷繁的喧嚷了，当初那份圣洁的心境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我开始怀念那段不平凡的板房岁月了，我开始想她了，我开始爱上她了！
　　后来，我见证了她的新婚，也恭贺了她的生子。
　　又一天。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一家超市买东西，我穿过一个街区，又穿过一个街区，然后路过那个小巷口，走到了她当初指给我看那道窗的地方，突然想起了她，却已经是时过境迁、已经是去年人面今年桃花，因此，我并没有抬头看那个高窗。
　　就这样，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远到差不多要忘掉最熟悉的目光、最熟悉的声音和开心至极的笑貌。
　　我依然常常想起那个小巷，也常想起小巷里那座公寓上面的那道窗，只是，我不想知道她在不在家，我也不想知道她正在干什么，甚至，我都不想再见到那两个街区和那个巷口，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屑，也许是心痛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可是，在这纷扰喧嚷的城市里，她有没有于某个时候在某一个角落用同样专注的目光看过我一眼呢？
　　我承认我爱她，但我同时也承认我的灵魂不无诟病：我太看重自己的尊严与身份，太看重别人的眼神和说法，太患得患失于种种不足挂齿的却也是跋前踬后的可怜的顾虑，说白了，我的虚伪和怯懦让我病得不轻！
　　然而，我却没有一天没有想起那条小巷和那道高窗，一想起来，我就搜肠刮肚地找寻关于那道窗的全部信息：长方，还是正方？窗玻璃是宝石蓝的，还是春草绿的？窗框是铝合金的，还是塑钢的？有几块玻璃？有几扇纱窗？窗台上有没有放什么东西？比如一盆兰草，或者一盆太阳花？那道窗里，经常有人探出头来四处张望吗？一到夜里，窗里面的灯光是明，还是暗呢？
　　不知道。全忘了，再也不想不看了。
　　独处的时候，入夜的时候，心情烦乱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回想……每当我想得惆怅不已、肝肠疼痛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那道窗里就是她的家，那个家里有她的妆台，但她不是我的娘子；我记得那条小巷，记得那座公寓，也记得那道高窗，然而，我也不是她的相公，我们只是相遇过，现在又错过了，虽然有时候还会近在咫尺。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句古诗，我终于读懂了。“不想见”是无法回避的结局，是事实，“动”是原因，是条件，但这些原因和条件我们根本无法掌握、无法控制，来者自来，去者自去。同处一室又能怎样？两心欢畅又能怎样？人总是处在时空的传送带上，远近，亲疏，仁义，情爱，哪有一成不变的呢？想抓住的，总抓不住，停留下来的，总是那样的陌生也令人迷茫。
　　物换星移，世事沧桑；相濡以沫，勿如两忘。
　　忙碌的工作，纷繁的生活，有时候真让我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时常忘记了让我的灵魂疼痛过的她。而今，我们已有好长时间不在一起了，但当我有闲暇的时候，我一定会想起她，一想起来，我就祝愿她：但愿有人与她相亲相伴共度每一个闲暇时光，但愿有人全心全意陪她畅谈，让她开心地笑，让她快乐得像一只春天的小鸟，并且，但愿她把一切过往全都忘掉。
　　她的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很长。
　　又是仲春时节。
　　如果没有大的变故，这些日子，无论如何都应该出现沙尘天气了，只是，即便沙尘漫天，我衷心祝愿她一切安好。我也希望她不必再触景生情，不必再因一些过往的惠然肯来而让柔弱的寸心时时感伤，就像我已经想好了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