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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猪
小时候过年，我最大的愿望是杀年猪。看着膘肥体壮的年猪从猪圈里被赶出来，撵向屠宰场，我便眉开眼笑地跟在后边，舍不得离开半步。能有一头年猪过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意味着寡淡清汤了一年的日子即将迎来肥美厚腻的浓郁滋味。
屠宰干净抬回家的年猪被搁在大案板上。母亲手持利刃，割下一块尚还温热的五花肉，又从粗瓷缸里捞出一棵金黄的酸菜，再泡一把劲道的土豆粉条。红红的灶火燃起，油锅里的酸菜、粉条、五花肉完美结合时，帮忙杀猪的叔伯们洗手净面围坐一桌。雪白柔糯的大米饭配上酸爽喷香的酸菜炖粉条，叔伯们吃的酣畅淋漓，赞不绝口。他们已经连续多天奋战，谁家的年猪味道地道，那是纯粮食喂养的；谁家的年猪肉糙味淡，那是饲料催肥的。赞赏褒贬的长叹短吁声里，尽显出谁家人过日子的踏实殷勤，谁家人讨生计的浮躁虚漫。
等叔伯们离席回家，母亲高超的厨艺在年猪这个美好的舞台上开始淋漓尽致地展现。从那天起直至过年，厨房里从早到晚萦绕着勾人魂儿的迷人香气。我的小嘴巴和母亲忙碌的脚步一样，一刻不停。全家人被母亲一道道美食滋润的红光满面，心满意足。在我们饱享幸福时，母亲打发我拎着一条条精选的肋条肉，给那些没有年猪过年的亲戚邻居家送去。生活穷困时，这在家乡很平常的习俗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母亲执着地延续这一风俗，是胸怀一种朴素的希望大家都能过好年的心愿。
记得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外地工作的父亲调动工作的事终于有点眉目了。他嘱咐母亲喂养两头猪，年底卖掉一头贴补调工作挖下的窟窿。一开春，母亲就张罗着抓猪娃。眼看着活蹦乱跳的的两头小猪娃头拱头地狼吞虎咽，一天天窜着往大长，健美的身形显示出品质优良。母亲高兴地告诉父亲，让他抓紧找人跑调动，花多少钱都别怕，家里给他预备着，只盼望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
金秋十月，圈里喂养了六个月的两头猪腰圆臀肥，肥壮健硕的身姿饱含着母亲半年的辛苦和血汗。父亲那边也传来好消息，家乡的接收单位已经找好。只是原单位接近年底，运输任务繁重。责任心不允许父亲临阵撤退，他要和同事并肩完成最后的工作，才能回家。母亲非常支持父亲的想法，她说，咱圆满了，不能撂下大伙就跑。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不在乎这一月半月的。
那天，像往常一样。母亲煮好猪食，揽起毛活去表婶家串门，临出门吩咐我：猪食晾至温热再端给猪吃。我模仿母亲的声音一边吆喝猪们快过来，一边端着猪食慢慢倒进食槽。半响，食槽前只露出一只猪的脑袋。它无精打采地吞咽几下，调转身子回窝去了。我踮起脚尖，趴在猪圈墙上，抻着脖子望去：一只猪躺在窝里一动不动，眼睛紧闭。另一只围着它，长长的嘴巴在它身上左拱右拱，企图让它站起来。我撒腿跑进表婶家，拉着母亲回家。
找遍了方圆十几个兽医，都束手无策。猪患的是一种凶猛的病，生命拖不过一个礼拜。母亲愁肠地没吃晚饭躺在炕上，翻来覆去一宿未眠。第二天，她骑自行车去县城给父亲打电话。埋掉病猪！父亲的决定像一颗重磅炸弹，几乎在家族里引起了震撼。亲戚们大骂父亲是个败家子：要知道一般农户全年的纯收入还顶不过两头成年大肥猪的价钱。虽然是半大壳朗猪，卖掉也够娃娃们过个富裕年。趁着还活着，赶快找猪贩子啊！
连续四五天，母亲趴在猪圈墙边一站就是半天。她眼窝又青又黑，头发乱草般支棱着，“啰啰啰”唤猪的声音忧伤嘶哑。两只猪被隔离了，健康的那只表婶吆去她家。猪圈里只剩下病猪，静悄悄地没响动。听到母亲的声音，它缓缓抬起头，毛茸茸的眼睛盯着母亲看一眼，有气无力地垂下头。我跟在母亲身后，大气不敢出，小声祈祷奇迹发生：病猪能好起来。
母亲照顾孩子般喂养了半年的猪，最终被死神召唤走了。埋掉病猪后，家里的气氛沉闷压抑。最难过的是我们几个孩子：剩下的那头猪要卖掉的，父亲调工作是家里的大事，准备足够费用母亲心里才踏实。而这，则表示过年没有年猪，没有年猪的年还有什么意思呢？家家户户肉飘香，我家锅灶冷冰冰。哥哥的打油诗让我们更伤心。
腊月二十三，父亲托人捎来话，说是得再跑趟长途才能回家。让母亲找人宰杀活着的那头猪过年，孩子们就盼过年吃肉呢！我们欢呼雀跃，簇拥着母亲去叔伯家叫人杀猪。年猪宰杀完后，叔伯们没来家里吃饭。母亲让我拎着肉去送，没有一家肯收。他们说，父亲工作的调动还没着落，家里花销少不了，留着给孩子们补身子吧！
母亲磨快斧子，洗干净大蒲篮，叫来我和哥哥，娘仨一齐卸肉。往年，这活是父亲干的。母亲说，父亲劳累了两三个月，不能等他回来干活。一头两百多斤的大肥猪，母亲足足卸了半晚上。没有任何章程和手法卸下来的猪肉奇形怪状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母亲精湛的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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