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春和我同年出生，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好朋友。阿春兄弟姊妹多，他是老大，因此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为父母挣工分。到我进城读书那年，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我和阿春的深厚友谊是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建立起来的。阿春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我们文艺宣传队惟一的琴手。我13岁进大队文艺宣传队，读高中时就担任宣传队长，集编剧、导演、主演于一身，成为宣传队里的台柱子。在宣传队，我与阿春相处不错，他也很信服我、支持我。虽然我还在中学读书，但宣传队的排练出都是我说了算，角色由我分派，节目由我选定。那年秋天，县里组织文艺汇演，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每个大队要抽调两名队员参加，因我在校读书，我主推荐了阿春。阿春汇演回来，对我更是言听计从。阿春家庭负担重，每年秋冬农闲时节，他就要外出搞几个月副业，挣点钱回家过年，每年临走时都要上我家一趟，我嘱咐他，一定要在腊月赶回来。因为每年的腊月间，大队宣传队要排练新节目，春节后组织到各生产队和邻近大队巡回演出，这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阿春从没误过事，每到我们宣传队准备组织排练时他就赶了回来。阿春没读多少书，但他颇有些艺术天赋，能识一般的曲谱，不少歌曲他只要听上一两遍，不仅开口会唱，而且还能拉出曲谱来。有一次，我创作了一个男声表演唱《看桑园》，没有现成的曲子配，我就和阿春在屋里哼哼唱唱，将词谱上曲子，倒也旋律优美，曲调热闹，赢得了宣传队伢妹子们一片赞赏声。
　　
　　1975年秋天，我离开故乡，来到岳阳城里读书，临走时，阿春送给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革命友谊千丈厚，私人感情万米深。”我甚为感激，虽然这笔记本才几毛钱，但当地在农村也算是不少的开销，临别时，我和阿春相互赠言，依依惜别。
　　
　　我毕业分配在城里工作后，再也没时间和我的伙伴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了，与阿春见面的相会也少了。
　　
　　铁山灌区的兴建，我的家乡有不少人迁往外地，阿春也迁移到了岳阳县春风乡落户，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可听说阿春家境一直不好，一家六口生活艰难，有一次我去看望阿春，踏进门槛，确实倍感凄凉。两间破房子，几件旧家什，最小的儿子赤裸着身子在地上爬来爬去，看上去严重营养不良。我不禁有些纳闷：阿春还算聪明能干，怎么落得如此窝囊的地步？我问村里人，村里人都说他坏在娶了个只会生育、不会生活的懒惰妻子。我既认同他们的说法但不全苟同，我只隐隐地觉得多子多女的拖累，把个多才多艺的阿春逼迫成了这个样子。
　　
　　阿春，你现在生活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