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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与死者我们互相倾听
——悼念江绪林
（瑞典）茉莉
尽管见惯人间生死，但获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江绪林自杀身亡的消息，我在震惊之后还是陷入长久的哀伤与悲痛。我们都没有忘记六/四11周年时，那位年轻学子怀着基督徒的爱与和解之信念，孤身举着11根蜡烛，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纪念六/四死难者，因而被绑架带走。
2月19日，就在央视无耻宣称“央视姓党”的那一天，早已陷入忧郁之深渊的江绪林选择了自缢。中国政治大倒退的荒诞现实与知识分子的绝望，令人想起美国作家哈罗德·罗森堡的名言：“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他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惊醒的人们表达爱与理解
殡仪馆的车急速地驶出校园，在寒冷的春夜送行，同事们和学生们都失声痛哭。网络上一片哀悼之声，朋友们在悲痛中写出一篇篇悼念文章，一些高校师生和民间人士在各地举办了追思会。当江绪林孤独离世之时，被噩耗惊醒的人们敞开心扉，纷纷向死者表达心中真诚的爱、理解与敬重。
在哲学家眼里，最能揭示人存在之意义的是死亡。江绪林之死把我们从混混噩噩之中的状态唤醒，令我们理解了奥登的诗句“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心怀悲悯的幸存者终于学会去表达友爱。那么，这种迟来的关怀与友爱，对于生者和死者又有何意义呢？
法国作家蒙田曾说“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他认为人死得早晚并不重要，死得值得才是重点。在去世之后获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爱，死者可以说不枉一死。死亡关闭了一切又开启了一切，人们祝愿江绪林在一个更美丽的地方获得新生。
对江绪林的祭悼，是一场生者与死者的相互注视与对话。人们回忆他的音容笑貌，记起他是如何的谦逊、直率、敏感与寡言。人们追问他的生平、工作、爱情与家庭，认识他求知好学的禀赋与独立的人格，了解他的思想学术成就和社会关怀，更主要的是，试图去阐释他的死亡。
在所有的悼词和怀念文章之中，华师大政治学系主任刘擎的《追忆与启迪》是最令人注目的。这位被江绪林称为“罕见的谦逊与温和”的学者，多年来像兄长一样关怀照顾江绪林。在其真挚并具思辨性的悼词中，刘擎把江绪林比喻为现代学院中的一枚“珍稀植物”。他说“对于精明于功利、甚至老谋深算的流俗风气，绪林的真诚与理想主义气质是一道格外刺目的警策光芒。”
◎逃离恐怖，免于生活之蹂躏
刘擎提出了一个痛切而无解的问题：“为何友谊最终不足以帮助绪林应对内心的绝望？”谈到面对江绪林的焦虑与轻生的念头，刘擎说他曾回避“抑郁症”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刘擎的悼词说明，江绪林是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但其自杀的深层原因却是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
每一种自杀背后都有多种原因。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分析各种自杀类型，将自杀解释为一种社会因素导致的现象。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宣称：“社会的道德结构都在制造自愿性死亡的偶发事件，自杀行为看似个人情操的表达，实则为社会状况之补足与延伸」。”
知识分子之死往往是他所属的时代之死。已故作家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所指的年代，是伽利略低头认罪、老舍跳进太平湖那一类年代。王小波认为，假如一个时代不讲理，只会以理服人的知识分子就觉得不如死掉。
那么，在江绪林离开这个世界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不讲理”的时代呢？放眼江绪林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看到的是社会普遍而严重的腐败、贫富悬殊，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中国的大学也黑暗得难以想像。
因此，朋友们在悼念时说，江绪林之死，展示了“有理想的人在当下环境中的集体苦闷”。“他的忧郁是我们时代的忧郁，他的孤独是我们时代的孤独。我们处在一片天空之下。”“眼睁睁看着极权吞噬生活，如同一个清醒的人直视着铡刀落向颈部，清醒而痛苦。”“大限终将到来，我们都是未亡人。”“我们无一不体会到存在的荒谬，所以怀念以致敬那些最坦诚的解脱者。”
早在一百年前，儒家学者梁济对社会极度失望，曾指斥世道：“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三天后，饱读诗书的梁济自杀身亡。历史总是上演同样的悲剧。因窒息而心碎，江绪林只能展翅逃离这个恐怖时代，以免于生活更多的蹂躏。
江绪林的自杀似乎也与所学专业有关。他是北京大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其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在微博上的文字是：“上主啊，请你开启希望之门；哦，正义……我接受……。”
作为一个有灵魂的思想者，江绪林和罗尔斯一样，把“正义”视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他因此临死还在祈祷正义。这位哲学博士曾发表过研究罗尔斯《正义论》的文章。在一篇题为《爱与正义》书评里，江绪林说他钦佩香港学者周保松，因为“他对正义的一种经验的、真实的、亲切而富于理解的爱。”
而这正是江绪林最深的痛苦所在，尽管他和周保松一样热爱正义，但他人在大陆，不能像周保松一样没有顾虑地去寻求正义。他说：“保松君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价，不必人格分裂，所处的香港社会也有空间正面包容对正义的寻求。”
既然在大陆正义难求，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能妥协一步，先自己过上安宁的日子，或者走进象牙塔去呢？江绪林不是没有这样尝试过。他曾想象自己在没有正义的环境下也能活得好，说：“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能淡定。并且，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
然而，只想帮帮手的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关注和敬佩的民主维权人士一个个入狱，一个个被暴力摧残。更令江绪林更绝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种人性美丽和光彩的人们（同事、学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动地配合着这一幕。”
黑暗而荒谬的现实如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吞噬了他生存下去的信心。对于很多满足于物资享受、不在乎自由与尊严的中国人，在这种没有正义的社会里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但对江绪林这类有精神洁癖、个性敏感而又体质孱弱的思考者来说，在百般挣扎之后万念俱灰，他也就生无可恋了。
◎向死而生，宁做异议者而死
一些伟大宗教会给绝望的人以希望，使人产生活下去的勇气。但宗教显然没能帮到江绪林。江绪林是基督徒，他认识到“淳朴的信仰使生命本身焕发出希望的色彩”，但是他又失望地论证说：“依赖宗教资源拯救社会的指望是不可以实现的。”
相信生命大于苦难，相信抗争胜于祈祷。当年纳粹集中营的一些幸存者，他们在受难之初就要求自己：不仅要保住性命，而且还要成为见证人。这些苦役犯因此坚忍不拔地活下来了。
那么，坚持活下去，向死而生的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大概也是江绪林的地下之灵想要知道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按照笔者的理念，面对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行径，即使我们人在海外，也绝不应该独善其身。我们所能做是，当“姓党”的舆论叫嚣鼓噪了多少次，我们就用手中的如剑之笔做出多少次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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