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同姓引起的烦扰，西方和中国都有，但西方人同名同姓的概率比中国人小得多。
　　西方人的名（firstname）多来自圣经、古代神话、历史传说，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之类文学名著，虽不乏重复者，但其姓（familyname）较少重复，加之西方人的姓名中还有中间名（middlename）,所以全名相同的更少。尽管人口普查时没有姓名重复这一调查项目，但十多年前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金宝（KimCampbell）竞选，在全国三千万人口中，仅发现一位同名同姓者。为了造势拉选票，金宝专程前往探访那位选民。由此可见，西方人姓名的重复概率多么低。
　　中国人则不然，同名同姓者满大街都是。多年前上海一家报纸说，有位新郞在婚礼上被不期而至的警察逮捕。新娘不知情，以为受骗，一怒之下当场提出离婚。后来的调查结果是，警察走错了门，应去同一条街的另一户同名同姓人家逮捕嫌犯。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一些流行姓名，竟有上万人采用。中国人姓名重复率之高，也见于在海外，我课堂上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可其中居然也有同名同姓者，真是神奇。
　　为了应对同名同姓造成的身份误识，西方国家采用姓名和生日相配的办法。在中国，有专家主张放弃双字名，多用三字名，甚至四字名。从密码学角度说，姓名字数越多，越不会撞车。古代大文豪司马相如就没有姓名相同者，而诗人李白无同名者，只是因为后世的李姓人家谦恭避讳而已。
　　实际上，传统的中国姓名与西方一样，除了姓和名，也有中间名，用来表示辈分。毛泽东的泽表示他属泽辈，与胞弟毛泽民为同辈人。可是，当中文姓名以汉语拼音的方式译成西方语言时，按照标准的汉语拼音写法，名与中间名却合二为一，成了双字名，毛泽东成了ZedongMao。我觉得，标准拼音的译名法应该修改，恢复中国的三字名，将毛泽东译为ZeDongMao。不过，中文姓名也有将辈分放在末尾的，例如蒋经国与蒋纬国，周树人与周作人。
　　除了中文姓名撞车而造成的司法困扰，同名同姓带来的身份误识也会引起其他麻烦。八十年代前期我刚大学毕业，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名师，不料自报家门时竟遇到疑惑的眼光。名师说：不会是你吧，人家是名校教授，可不是小青年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学术骗子，竟然敢到京城去蒙人。我早就闻知那位同名师辈，因为都从事欧美文学研究，我读过其学术著述。许多年后，那位师辈退休，淡出学界，不料却又出现一位晚辈的同名者，与我一样写作散文随笔，曾引起散文界一些朋友的误会，以为我越活越年轻，又成小青年了。
　　从文学界转入美术界后，我写作理论和批评文章，不料美术界却有好几位同名同姓者。这时候，我已人到中年，不可能为了确认身份而改名换姓，只好由他去吧。前不久看到某位画家的材料，在其学术成果一栏里，居然收录了我的好些论文，估计都是同名同姓惹的祸。
　　在中国学术界，所谓学术不端的行为之一，即是占有他人研究成果，例如抄袭剽窃。但是，同名同姓者将我的著述列于自己名下，并不是抄袭，最多只算误会。对这种事，我无能为力，谁让自己用了个双字名呢。当年若多用一个字，今天就不会叫苦了。如今，我只愿不会有同名同姓者穿走我的鞋子、开走我的车子、拿走我的房子。
　　中国人的名字很有历史感，双字名是便历史的产物。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多叫张援朝李保华什么的，因为那时发生了朝鲜战争。六十年代是文革时期，不少人叫陈卫东刘反修什么的。文革结束，三字名变得老旧，双字名时兴，不少人便将自己的三字名改成双字名。这之后，三字名复兴，但重名的机会仍在，所以我赞同未来启用四字名，起个司马腾飞、诸葛孔明什么的，既不易撞车，也与西方命名法殊途同归。
　　但是，请别叫什么黄海洋子或田中牛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