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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里，一半人上课去了，另一半人一边吃早点，一边聊天，也有一些人还一边批改作业而三者兼顾。
　　大家关注的问题很多。他们谈论本埠新闻，也声讨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谈论的热点大半集中在娱乐、消费和财富积累上。
　　他们，有些是在家中相夫教子的主妇，有些是在家中担挑大梁的男性户主，但在这里，大家的共同身份是教师。如今他们在一起大谈娱乐、消费和财富，但语音有些羞涩，底气有些闪烁，仿佛一个穷汉终于有了一大笔财富躲躲闪闪地不想让别人知道，又要情不自禁而自豪地向别人述说。
　　他们的情感和处境是可以理解的。
　　抛开职业身份，大家都是普通的社会人，都生活在生动可感的现实中，无论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何等的神圣这种职业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操作完成。人有职业属性，也就有了社会属性，如果把分类的范围再扩大一点，人们共有的当然就是自然属性。人在自然属性意义上生存，人又在社会属性意义上生活。从生活的一般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有追求娱乐、参与消费、聚积财富的权利。作为一种职业，从道义上说，它可以绝对神圣，从人性上说，它也有必要趋同世俗。神圣的东西总像可望而不可即的佛光，生动的世俗才有人性的温暖。所以，当一种职业融于世俗的时候，才具有现实的根基。
　　关于教师和教师这种职业，社会对他们寄予的期望值总是太高，要求也太苛刻，社会道义和文化良知对教师有太多的限制，这都因为教育行业的性质和功用，因为这种行业直接针对人的心灵和精神。这一特性又进一步证明，人的心灵成长和精神纯化比物质财富的累积更为重要。社会对教师和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的确是这样的，但社会对教师和教育并没有从人性意义上给予真正温暖的关顾，教师更多的社会功用是承担诸多社会精神和人类道德的传承义务，教师和教育仿佛置身于人类道德的一个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则是世俗生活和物质财富。
　　精神道义和物质财富在教师的人格体系中远远地对视着。
　　这是不公平的。
　　社会对教师和教育的如此苛刻和严厉，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
　　首先说明，有一些人是不希望重提这段历史的，有一些人是不愿再说这段历史的，还有一些人，对这一段历史全然无知。
　　这里只说前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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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中担任过任意级别的领导的、属于当时正面角色的一些人就不愿重提那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已被后来的历史基本否定，当时所有正面角色们的业绩在后来几乎全都成了罪过，当年红极一时的角色形象已被那段历史羞愧地敛藏起来，不打算再见天日。他们也很不幸，他们在历史的潮流涌动中扮演那些角色也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后来的历史和今天更具理性的现实向他们证明，他们曾经被蒙蔽，他们曾经被欺骗，他们曾经被利用，最后，包括他们的人生在内的所有价值几乎全部归零。在后来冷静反思的日子里，他们也是精神债权人，却不知道谁是偿还者，他们的人格被侵犯、人性被摧残，却不知道该找谁去讨个说法，他们最宝贵的人生阶段被荒废了，但他们满心的痛楚却无处诉说，他们曾经的辉煌如今成了无颜面对的劣迹，他们当初的高大在今天的现实中变成了渺小，曾经是正派的主角，如今成了反派的小丑。
　　理智健全的人都知道，这里说的是“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这是民族精神的一次阵痛，这是民族文化的一块伤痕。面对畸形病态的历史，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保持必要的也是清醒的理智，也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反思的意义当然在于关注和校正现实。一个精神健康理智清醒的民族，它既要善于回顾自己辉煌的过去，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回顾灰暗的历史。在人类文明成长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只要关涉历史事实和历史价值，功、过就永远不能相抵，这是反思必须秉持的原则。回避和淡化灰暗的历史，只能证明新的愚昧。在反思的过程中，也不能偏离理性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缠绕和纠结，理智的做法是，从历史中提炼和抽取出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和精神健康的元素，并让其参与到铸就新的历史活动中去。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热扰动了全民性的心性浮躁，心性浮躁又引发了心灵空虚，心灵空虚又导致了全民性的言论和行为的偏激，言行偏激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全民性的求同心理或排异心理。言行偏激不允许任何人张扬个性，求同心理又迫使每个人在言论和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和整齐划一。因而，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喊着同样的口号，做着同样的事情，没有标新立异，没有别出心裁，整个群体失去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因为所有的个性表现在当时的客观上是决不允许的。在那个特殊的十年时间里。所有的人都被历史的潮流冲到一个怪异的角落里：大家都穷，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大家的精神都不自由，但大家都感到平等而快乐；大家的行为和言论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大家正好都不想有所作为。
　　出现这些怪现象的基础，是在精神亢奋状态下，人人都没有权利和机会关心财富，因为贫穷是常态，关注财富就是一反常态，其实，首先是没有多少财富，仅有的社会财富又都是平均分配和定量配给，财富已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精神符号或者一种精神的替代物，精神必须是真诚的，符号和替代物则可以简化甚至省略，财富已经被异化成精神和观念，财富与人的生活和精神渐渐疏离，日益隔膜，人们只能在政治旋流的相对平静处，悄悄做一些关于财富的梦，或者只能带着幸福的表情和心情回忆曾经的财富和财富带来的辉煌的生活经历，但在当时的现实氛围中，最高的财富理想竟然仅仅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在当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财富理想也只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那是一个邪教般的怪异时期，也是一个畸形的神圣时期。既然抛开了财富的牵绊，既然卸下了财富的负累，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在病态的贫弱的平等中共享精神风景。
　　说来也巧，一段不正常的历史，竟然在无意之中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一个永恒的理想，并让这个理想在邪教迷狂一样的昏乱中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远离物欲束缚，走向精神自由。
　　但要说明，这里的“精神自由”是相对的，因为当时的精神大背景是病态的，每一个人的“精神自由”也是变形的、扭曲的，是“求无可求”条件下的“不求之乐”，这种现象和真正宗教意义上的放下“执着”和摈弃“贪欲”远不是同一回事，宗教里的“不执”、“不贪”是人的精神的真正自由和理性的自觉。当时人们的财富观念的形成是以财富的严重匮乏和财富理想资格的被剥夺为前提和基础的，是无望中的希望，是空乏中的困守。人的生命既然不能以物质财富的积累来实现其自身价值，又不能通过求知学习的过程让心灵有所寄托，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迎合当下的精神浮躁。只要愿意投身于时代精神的主流里，在财富和精神两方面都可以实现人人平等，并且是相当的平等，这样，人人都能拿得出手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政治出身，政治理想，还有政治作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