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渡老弟，读罢你的回信，我心中升腾起许多感叹和联想，归纳起来有两点。
　　
　　其一想到周国平所述关于苏东坡的一则故事：
　　
　　有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有些什么东西？”身边的侍儿们说有满腹经纶。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哈哈大笑，连声称是。于是老周叹曰：“在苏东坡的私生活中，最幸运的事就是有这么一个既有魅力、又有理解力的女人。”
　　
　　----我想老周一定是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后，才会发出如此叹喟的。不过如今也应该满足了！经历了两次婚变后，五十多岁的他终于与三十多岁的郭虹结为连理，正如五十七岁的苏东坡居士爱上三十一岁的朝云姑娘一样。而且我认为老周比东坡还幸运：朝云姑娘仅是一位侍女，而虹儿却是位博士研究生。要不然老周不会唱出如此的诗句：“有了你，我的生命终于在这世界扎了根。我病态的悲观从你健康的欢乐中受孕。于是，在我枯萎之前，我还来得及在这个世界上结下果实。”
　　
　　家渡老弟，你也许好笑我的这段叙述，但却间接地表达了心境。前不久我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我努力朝那一线光亮走去，初升的阳光照亮的不仅有我的蝉翼，还有我那廖落的神思。比起那些冷静的人，我有太多的情感；比起那些放纵的人，我有太多的理智。这就是性格，这就是命运。所谓的幸与不幸，也许全蕴含在其中了。”
　　
　　基二你的“说真话何需勇气？”这话让我大为感叹：
　　
　　的确，说真话应该是人的本能，就如《皇帝的新装》里那位小孩一样，倒是讲假话才需要有点胆量才对。遗憾的是，说真话在如今文明的社会，却是如此艰难。
　　
　　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呢？
　　
　　为什么总是有人好心地劝我说话小心些，或者要我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索性三缄其口，甚至不妨违心地说点假话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吗？庄严的宪法不是明确规定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吗？......
　　
　　当我向老鸭提出这些理论时，他嘲笑我太天真、太固执、太书生气了，他教我仔细看看现实:
　　
　　马寅初说过真话、彭德怀说过真话、张志新说过真话，可他们的下场如何？有的挨批、有的监禁、有的流放、有的被杀。
　　
　　如今的中科院院士何祚麻先生是敢说真话的，可是如今的项目评审，再也没人来请他，为何？因为评审是拿钱请人说好话的，何先生不知道这个“行情”，他只要到场，就说真话，说过几回后，人家就把他晾在一边了。
　　
　　北大的钱理群先生是敢于说真话的。他在北大的讲课成了一道人文景观，人们以没有听到他的讲课而深感遗憾。结果呢？刚满六十岁的他，就接到了学校的退休通知.
　　
　　还有被誉为北大怪才的余杰，也是位敢说、敢拼、敢讲的“牛犊”，结果呢？写了十几本书又怎么样？研究生毕业又怎么样？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院签了就业合同又怎么样？最后因某领导一句话，他不是在北京成为一个待业者吗？
　　
　　还有龚建平，这位前国际级足球裁判，因收受贿赂，于2003年1月29日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于2004年6月11日悲愤而孤寂地死去。问国人，相信中国足球圈里只有一个“黑哨”吗？挺不过良心煎熬而说出了真话的他，却成了“替罪羊”。
　　
　　还有，还有......算了，这样的例子太多，再举下去，我真有点透不过气来。
　　
　　我想，当人们讲真话不再需要勇气时，这个社会就正常了。要让有良知的人敢于说真话，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得保证不被人从“背后”下“杀手”，就得保证不因领导把一点小问题当作政治、经济的大问题而被规章，甚至被法律“做掉”。这得靠什么来支撑？靠什么来保证？我如今没有找到答案。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不是搞了一个《感动中国》的节目吗？我认为21世纪的中国，除了真实，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动;除了平等,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动;除了尊重,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