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文学史论方面的文章，又觉得此题所涉甚广，很难把握，终未起笔。近日，在翻阅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樊树志的《国史精讲》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一下停留在历史上的魏、晋及南北朝之间。我的心里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想法。
　　这些想法初看起来各自独立，细究一下又觉得相互之间又有关联，不好分开来说，只好混合起来谈，当然也就只能算作一篇杂谈。
　　秦、汉、魏，直到后来的两晋和南北朝，除却为时甚久的汉代，自魏以后，社会一直处于大动荡、大纷乱、大分裂状态，初具雏形的秦汉文学正欲长足而行，却赶上了连续战乱，频仍的战乱仿佛一颗意外闯入的巨大天体，其产生的巨大引力改变了以“汉赋”为主要形式的文学样式的大致运行方向，也扰动了刚刚形成的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学，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开始发生变化。汉代文学作品样式的严整性特征开始经受分解和消散。文士们的精神饱受离乱与侵扰，对频繁更迭的政权不知所措，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无法把握，人们的心里开始产生被抛弃到世外的凄凉感觉，并对社会一度失去信心，从而开始关注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和人的生命以及人的个体和整体的命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生无常，生死难料，人的生命短暂又脆弱，根本经不住强大外力的碰撞与打击。于是，在魏、晋时期的文人那里，关注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的意义、关注人的群体生命的价值就成了他们精神生活所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和行为的主要方向。由先秦至汉的关注人的整体人格道德和社会伦理而转为关注个体人生际遇和个体生命价值，是这个时代文人们的整体思想特征，也是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人物除了“三曹”、阮籍、嵇康等人外，还有一位就是稍稍处后的南朝时期的谢灵运（385——433），而代表这个非凡时期的这些文士们的总体风格的作品则应推谢灵运的古体诗《登池上楼》。
　　为了行文的方便，文中还会顺便说到比谢灵运更晚一些的南朝梁的刘勰。
　　自魏至南北朝，前后相距一百多年，但时间上的间隔并不是主要的，社会背景的相似和个人人生际遇的相近才是促成他们的创作旨趣相当接近的主要原因。
　　从谢灵运的诗作内容上看，作者好像描写的是一场大病初愈之后的人生感受，诗中明显透露出生命的恍惚感和难以把握感，也有经历病痛、九死一生之后，人的精神深度的惊惧感。本来是恒常亲见的园林景色，大病之后，所见却大为不同，内心的感受也与以前迥异，恍如隔世，惚如再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曾经的恐惧、绝望尚未远去，侥幸存活又显得那么不真实。
　　毋宁说，谢灵运曾经亲见东晋王朝的黑暗和腐败，曾亲历战乱，曾亲眼见过一个个同辈转眼间都变成了新鬼，也曾经亲见昨日黄袍加身，今日又人头落地的严酷现实。那是一个怎样动荡而险恶的世界啊，人的生命仿佛荒原枯草，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折、被卷走，再无着落。
　　按理说，谢灵运也算当时的豪门华胄，无论是他的政治地位还是他的经济地位，都应该是当朝统治者们“团结”的对象，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却不容谢灵运做如是想，在强权覆顶的岌岌可危之际，在兵燹不断的现实面前，他的内心同样不无恐惧，也不无感伤（“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跟曹魏时代的阮籍和嵇康一样，他不能不采取远离和逃避的办法避免杀身之祸。然而，作为士族望门后裔的谢灵运，他还保留着士族特有的那一点点尊严，他还不想就这样寂寞下去，他对当朝统治者又心存幻想，又想得到南朝宋的重用。表面上，它恃才倨傲，曾声称其才“宜参权要”，但未料到宋的当权者并不以他的前朝氏族贵胄的马首是瞻，一直未能重用他，而只是让他去做永嘉太守，并且，在任期间，谢依然狂放无羁，常常纵情山水而疏于政事，他的最初愿望是想以此来要挟宋对他重新委以重任，但他想错了，宋不但不重用他，反而将他屡屡压制，谢遂辞官隐居，耽于山水之乐。后复任职。宋元嘉十年，获“谋反罪”被杀于广州。
　　谢灵运曾经置身于两难境地，希望得到新朝重用，又不愿乞求，想远离权要，又于心不甘，这样的现实几乎成了他人生的悖论。他在永嘉太守任上辞职以后隐居雁荡，但也是形式上的归隐，他的内心还对宋王朝寄予厚望。曹魏时期的阮、嵇等人，人身在隐居，心却在期望，望而不得，终于对统治者彻底失去信心，魏晋文士才谈玄，才更加傲物，才啸叫山林，以这样自发的、略带野性的方式表达心中的郁愤和悲哀。文士们又想依附权贵，又想保留自身的尊严，他们的灵魂疼痛难忍。谢灵运也一样，虽然他不谈玄，不啸叫，但他纵情山水，并写下大量的山水诗，历史具有诸多的机缘巧合，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竟使他成了华夏文学山水诗的开山鼻祖。
　　这些文士们的精神是严重畸形的，也是恐惧的，也是笼罩着愤懑和仇恨的，他们在极其复杂的心理条件、精神环境和生命依托中艰难苟活。和前后不同时期的许多文士们一样，谢灵运也曾想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释自己、排遣自己内在的种种不良情愫，但他们没有做到，他们的灵魂一直在苦苦挣扎着，非但没有具备完全与他同时代的陶渊明（约365——427）的超然心性，反而走向了反面。谢灵运的王族贵胄身份让他一直纠结在幻想名利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终竟然意外被诬还招致了杀身之祸。那个时代文士们群体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况完全可以从代表性人物谢灵运的诗作《登池上楼》中看出来。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临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割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操持岂独古，无闷征在命。
　　诗中，一方面隐晦地表达了诗人自己到底出士还是不出士的矛盾心情，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病痛痊愈之后的沧桑感和恍惚感，也表达了他想舍弃当前生活状态另寻新路却又不知所措的踌躇感。
　　谢灵运在永嘉任太守期间也正是他的人生进退维谷的时候，这个时期，他的生活大事似乎主要是投身僻壤寄情山水，以此方式来消解他郁积多年的灵魂病痛，并由当初的不愿与当朝合作的态度转而变为想和当朝妥协，但已为时过晚，他已经成了高层权贵们重点排挤和打击的对象。也许是谢灵运真的病了一场，也许是他在诗中把自己遭遇到的重大人生变故比拟成了一场大病。让人感到灵魂一起颤栗的是，他的祖父东晋世族谢玄的士族名望并不能保护谢灵运本人的人生，也无法拯救他被陷害、被诛杀的命运。他虽身在南朝的宋，但从他的诗作风格和艺术追求上说，从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作为上说，他和魏晋时期的阮、嵇有许多共同之处。试看阮籍的诗作《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从诗中看出，谢诗和阮诗的情感基调和整体韵味是极其相近的。
　　从政治上说，南北朝的动乱、分裂是晋代高层严酷政治斗争和各种利益集团矛盾斗争延续的直接结果。从更早时期说，东汉末年，曹操建立了魏政权，但曹却称相不称君，表面上还在维护大汉的正统资格与地位，实际上却是君权在握。这样一来，对曹氏君权觊觎已久的司马氏对曹的后人的诛杀也便出师有名：曹为汉盗，我为曹盗！同为盗，复何言说？有何不可？于是，上行下效，诸豪强地主势力、世族势力竞相效法，南北朝时期的大混乱、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就这样形成了，自秦汉以来的正统王权资格被取消，相关制度被废除，一切初期封建秩序不复存在，成王败寇，已经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现实，也是全新的、更加严酷的“游戏规则”！
　　史上的文士，都期盼遇到“知己”，也都在寻找“知己”，但至今我们都无法统计，那些埋没在历史沙尘中的无以计数的士人之中，未知有多少人如愿以偿地遇到了令自己心满意足的“知己”，即便如此，这种愿望却一直萦绕在历代士人的人生大梦里，无疑是一个群体性的梦想，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梦想。魏晋时期，文人依附权贵以酬人生大志之风盛行，但恰好就有不愿依附者，比如前面提到的阮、嵇等人，文士们好像一直心怀自己的文章是“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神圣梦想，等待圣主明君来赏识自己，作为自己人生的“知己”，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知己”绝非单纯的社交情感和人生志趣方面的知心朋友，它真正的所指是文士们所向往的能够赏识他们那些从来自持的、可以资治的“经纶”、“韬略”的高层权贵（当然最好是皇上），也就是说，文士们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文化学识或者施政策略和辅政才能，而没有密切注意过统治者们真正的需求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些，他们最需要的是如何直接而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和所有政治利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资源就是“权谋之术”，统治者只想利用在握的权力和一整套“权术”去维持“王天下”和“家天下”的长期稳固的统治，只有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统治者们也许才会有可能顾及到其余，但也仅仅是“其余”。
　　像谢灵运这样一些文士的命运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不断更迭的王权手中。在大混乱、大动荡、大分裂、大流转的非常时期，任何一个君权在握的统治者既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保障，也需要坚实雄厚的经济基础的支持，也需要有一个“智囊团”为他们炮制一整套强权政治策略，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当然就是启用一大批文士，这种诱人景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曾出现过，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士们确实在那个时期得以大展才能，并形成了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从而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诸子百家”现象。后来的文士们，也许一直都在做着这样无比美好的梦。可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时代变了，今非昔比，他们所处时代的高层统治者再也不是那样的“面善”，美其名曰“群雄”，实际就是江湖意义上带有贬义的“列强”。
　　这些人面对文士，他们并不愿意像刘备对待诸葛亮那样彬彬有礼，急功近利，而是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逼和恐吓，间或也有荣华富贵的善诱，作为弱势群体的文士一旦遭遇这样的状况，大半都是“秀才遇见兵”，结局也便可想而知，他们通常的回应方式自然就是审时度势而称臣归服，唯有少数“气节之士”会我行我素不愿与当朝合作，阮、嵇、陶潜就属于这一类，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行动上他们都不愿与“盗君”和“盗政”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而他们个人命运的最终走向也就在情理之中。
　　谢灵运稍有例外，他一直有想在当朝有所作为的用心和动机，他又不愿意像阮、嵇那样和当朝公然疏离，也不愿像陶潜那样干干净净一走了之，他一直希望当朝能够“赏识”并“重用”他。
　　在魏、晋、南北朝一些文人那里，他们的“文”似乎不愿也没有“载道”。不过，另有一些人却在一心想着“载道”，也在想着为统治者当局服务的“道”。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刘勰的人生境遇似乎没有谢灵运那样峻厉，除了他是一个近乎小人物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梁武帝也只是一介武夫，他并不谙熟“文治”的作用和意义，而更愿意相信“武功”的作用。刘勰不辞劳苦写出《文心雕龙》后，托人将此书送给梁武帝，梁武帝对他心血之作的回报简直令人倒抽一口凉气！刘勰赶上了一个“道不从文”的时代，也遇上了一个不谙“文道”的梁武帝。其实这也难怪，试想，在那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一般迅疾变化的纷乱时代，强权信奉的一定是“武功”而非“文治”，他们热衷的是攻城掠地、聚敛财物、扩疆封侯，统治者们根本无暇也不可能静下心来听一班文士们的絮叨，“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现实也是最艰巨的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任何一个“成王”的当务之急，他们无法顾及到也许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建设，或者还无法顾及到可能对统治政权有所帮助和支持的诸多“治国之道”。
　　显而易见，刘勰为当局奉上的“治国之道”（或称“文治之道”）出现得太早，而谢灵运在她的人头落地之前还没有把“文治之道”想统治者拿出，刘勰太早的“时间差”并没有从正面影响他的个人命运，特别是刘勰，他和他的《文心雕龙》无疑是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错误的人。谢灵运过迟的“时间差”当然就没有挽救他的性命。从整个历史进程上看，虽然他们个体生命的作为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但是，他们与所处纷乱时代的相遇却是无可选择的，这仿佛是他们的人生宿命。
　　再看那个时代各个政权的存世时间：
　　魏45年，西晋52年，东晋103年。
　　南朝：
　　宋29年，齐23年，梁55年，陈32年。
　　北朝：
　　北魏148年，东魏16年，北齐27年，西魏21年，北周24年。
　　除了东晋存世一个世纪，北魏存世一个半世纪（东晋与北魏并存时间54年），其余各朝皆可称“短命王朝”。
　　和刘勰不同，谢灵运的人生悲剧还暗含着一个家族身份的原因。
　　谢是东晋车骑将军谢玄之孙，东晋为宋所灭，谢氏家族人等入宋。以常理，在这场血腥的政权更迭过程中，谢氏族人当有被抄杀之虞，但未遭抄杀，其主要原因是谢氏系世袭士族、豪门贵胄，在当时当地颇有名望。宋的统治着当局出于笼络人心的需要，不便对前朝望族公然展露杀机，谢氏才暂时免于死，并且，当局还让谢灵运本人任永嘉太守。然而，这些现象并不等于宋对他的赏识和完全信任，这只是宋的缓兵之计，对谢灵运来说就是“死缓”。不幸的是，谢灵运对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的真相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幻想远大于忧患意识，他对事态的本质性的演化也毫不知情，非但如此，他对当时的形势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非但没有发现暗藏在身边的杀机、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还公然妄自声称自己才可“宜参权要”，言下之意，宋对他当前的任用是“狗眼看人低”，但谢的本意是对宋统治者心存幻想，希望宋对他委以重任从而让自己有更大作为；但在宋来说，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谢对宋心怀不满。果然，谢非但未被重用，反遭贬谪，终以“谋反罪”被杀。这样的结局在宋是“一石二鸟”、“一举两得”，既除了隐患，又得了一笔巨产，可谓“前朝富家，后朝银库”、“前朝显贵，后朝贱奴”，谢灵运连做贱奴都没有机会，而是直接招致了杀身之祸！
　　由此看出，“文以载道”是相对的，“文”到底载不载“道”，要看具体的现实状况，“春秋诸子”们的文能够大“载”其“道”，后人的文却未必。谢灵运想用他的“文”来“载道”，统治者却不希望也不需要用他的“文”来“载道”，因为谢是必杀的对象；刘勰死心塌地地要用自己的文来“载道”，梁的统治者也不需要，至少是暂时不需要，从本质上说，梁武帝对刘勰想“载”的“道”根本不感兴趣。于是，刘勰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文心雕龙》只好留给后世人来读了，虽然那确实是一本极有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好书！
　　至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就更值得怀疑。首先，这个说法在逻辑学上违反了“同一律”。国家的安危治乱和个人的方方面面都休戚相关，国家不幸，诗家的幸运又何由所来？诗家，也即个人或团体，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明显分开，并形成对立的两个方面，形成此消彼长的矛盾对立体，这是不可能的。其次，从基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说，这种说法毋宁在说，作为诗人的艺术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的不幸、危难做铺垫、为基础，也就等于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分离而对立，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个体生命价值高于群体生命价值，或者说艺术高于伦理、高于道德。这种说法是很不合适的。
　　即便如此，从人性意义与艺术价值两方面说，谢灵运和刘勰的艺术成就所彰显的创作动机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和明显的区别。
　　谢灵运站在人性意义的立场，而刘勰站在社会意义的立场。
　　谢恃才傲物，却郁郁不得志，他对宋彻底失望后就寄情山水，并成为后世山水诗的始作俑者。他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生命的可靠依托，就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找，当然他也找到了。他的个体生命在自然山水的大背景上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他的精神在自然山水中完成了自由驰骋和最大限度的舒放，人的精神和山水的灵性相融合，他的“文”不能载社会的“道”，但可以载自然之道，载人性之道，毋宁说，在整个过程中，诗人的生命和意志也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相形之下，刘勰的目的却很明确。他写《文心雕龙》，一方面是他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执着，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是想拿《文心雕龙》作为跻身上层社会的“敲门砖”或“护身符”。如前所述，刘勰并没有敲开这道“门”，梁武帝不买他的帐，只是让刘勰回到他本就在暂时栖身的定林寺去整理佛经，这种结局在刘勰个人是极大的不幸，但在中国文化和文化史却是大幸，因为毕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事件中出现了一部文艺理论力作《文心雕龙》！
　　他们的共同点曾经惊人地相似，那就是都希望得到统治当局的赏识和重用，结果都是没有被重用。他们的不同点是，刘勰与当朝没有深层的政治关系而因此保全了性命；谢灵运的前朝望族身份和他的倨傲性格使他在入宋以后成为被当朝统治者诛杀的主要原因，即便他后来明确地放弃了社会理想和个人抱负，也远离了王权而寄情于山水，但依然逃脱不了取祸杀身的命运。
　　以上这些极不和谐的文化现象，直到后来的唐、宋时期，才得以明显的改变。也许是自唐以后王权政治维持的时间相对更长一些，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国家、民众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休养生息，唐宋时期才出现文化大幅度繁荣的景象。
　　由魏至南北朝，文士们多从哲学的高度关注人的个体命运和人的群体命运，当他们发现这种关注在现实的人生际遇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谈玄，他们就炼丹，他们就悟道，就寄情山水，他们的个人作为一直没有离开对生命本体的密切关照。到了唐代，长期的严酷峻厉的纷乱与分裂局面逐渐尘埃落定，文士们惶恐的精神也渐渐得以慰藉和安抚，从心理上，他们终于有机会从关注生命本体逐渐转向关注生命的社会价值而思建功立业，他们也才气定神闲地关照平凡如常的世俗生活，也才出现了唐代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仅诗歌创作一方面说，代表各种风格艺术走向成熟的诗人举不胜举，虽然其中也不乏大量的山水诗，但其间所凭借的心理基础和精神背景却与南北朝时期大不相同，诗人们的心理开始萌发出自觉的安全感、闲适感和愉悦感，而不再需要戴上逃避严峻现实的精神“迷彩”。至于唐中后期以杜甫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诗和诗人则要另当别论。总的来说，近三百年的长治久安（相对）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唐文化。
　　此后，虽然经过了稍显动荡的为时五十年的“五代”时期，因其时间短促，因为唐的主流文化奠定的基础甚为坚实，这个过程并没有改变唐文化的大致走向和繁荣气势，并且还在平稳地自由生长。后来的长达三个世纪的宋王朝更是如此，社会的安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的日益繁荣，总体情况不逊于唐，文学体裁虽变，内质却很相似，文士们在注重现实生活，倡导人文关怀的基础上，终于出现了哲学意义上的宋代理学的大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诗、文、词、曲共同繁荣，并开始进行纯粹理性的思考，仿佛重新点燃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辨之火。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社会相对长期的稳定有直接的关系。
　　历史何其长，后事不复赘。
　　言归正传。
　　好像一定要说到曹丕。他曾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来的唐代的韩愈说文以“志道”，再后来，宋代的周敦颐说“文以载道”，其观点似乎是一脉相承的。根据他们的说法，仿佛自古以来，一直都有文士在参与管理国家与社会。这又值得质疑。因为我们至今都无法知道文士们是如何参与管理社会乃至国家的，虽然有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并且那就是一套完备的封建时代的文官选拔制度！中国的文士们好像对这个问题探究的时间太长了终究没有得出答案，明代的罗贯中就根据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史传写了一部《三国演义》，并在其中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大志得酬的文人代表形象来安慰全天下的文士！但也终究是言过其实的自我安慰或称自我麻醉，不过表达了无数文士想通过施展雄才大略然后来实现且荣且贵的人生愿望罢了！如果说历代的文士们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应该是真的，若论让他们担当社会道义，可能性也许是有的。然而，愿望终归是愿望，文章“不朽”也便“不朽”，却未必“经国”，文人以及他们的文章若能“经国”，曹植的文章比曹丕做得好，曹丕何以非要杀掉曹植呢？
　　歌德说：“人的全部意识都是针对外在世界即周围世界的，他应该做的就是认识这个世界中可以为他服务的部分，来达到他的目的。只有在他感到欢喜或痛苦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痛苦才学会什么应追求什么应避免。除此以外，人是一个蒙昧的动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对世界知道得很少，对自己知道得更少。”（《歌德谈话录》1829年4月10日），这段话无疑道出了天下文士们相似的处境和共同的命运。文士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除了春秋时期，大概、仿佛就像管弦乐队里的中提琴，仅仅是随意插言的婆婆妈妈的角色，它们的声音有也可，无也可。具有呐喊与号召效应的宏大声音是铜管组发出的，众多的附和呼应之声是小提琴组发出的，声音低沉且雄宏的大提琴是“主内”的。
　　如此说来，“文”未必“载道”，文士也未必“经国”。若论站在自然生命本体的立场上说几句真话，如歌德所言，认识自己，也认识人类的本体生命，也如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向世人揭示生命、灵魂的一些秘密，并以此为文士们的使命，倒像是真的。若说文士当有知己，这个“知己”也只能是群体意义上的人类自己、特别是人性了吧。
　　2012-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