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夜，翻阅《读者》。上面转载着王小妮发表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六期上的《举手》。我若有所思。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舅是一个山区铁矿的中层干部，我舅妈是农村户口，在老家务农，拉扯三个孩子。按政策，我舅完全符合申请困难补助的条件，但他一直没有，只是要求下工地，这样可以比坐办公室多挣一些。我舅生活简朴，对吃饭穿衣都不讲究，也不喝酒，但有一个嗜好：抽烟，并且常抽好一点的。他曾对我的母亲（他的姐姐）解释说：得点儿困补，是管事。但我戒不了烟，别人总拿眼光瞟我，呵，抽这么好的烟，我受不了。
　　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不是很懂。
　　如今，我东奔西跑为上大学的女儿申请困补，遇到的大多是同我一样，都是下岗的。也有例外。丈夫是包工头，有钱，光车就有好几部（包括运输车辆），他的妻子也拿着一叠申请材料。她与熟人的对话不时地飘进我的耳朵：
　　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干嘛不用！
　　另一个也是申请困补的，赶忙接茬儿：
　　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女儿跟我讲，大学里有的学生享受着困补，却在校外租房，在饭店就餐，穿著名牌，出入打车……
　　我想到那位包工头，又联想到我舅，却无法开口对女儿说些什么。
　　我也有着与王小妮描述的被她讲评作业的她的那位学生的相似经历。我曾经对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讲我的家乡如何贫困，落后，那里的人们生活的“原始”状态令人难以想象。结果，第二天老师在课堂上转述我的话，我听了感觉怪怪的，就像是自家的破棉被晒在了生产队的场院上。
　　读着，读着，我脑海里闪现一个画面，有点儿不搭界。
　　某年央视春晚，一群农民工的孩子，在那里高亢地朗诵道：别人和我比爸爸，我和他们比明天……
　　我听了特感动，热血沸腾。过后细想想，又很心酸。
　　那么多野生野长的农民工的孩子，不是都能上春晚，他们的明天在哪儿？他们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读着，想着，东方已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