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因各种杂事，多次接触过各种年龄段的北京男人。虽然陆陆续续接触过不少，但我至今都难以接受他们。
　　
　　比如，北京男人首先爱说大话，反正吓死人用不住他去埋。前些年去九寨沟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其中来了几个北京男人，由于路途遥远，彼此又紧挨着坐，就闲聊起来了。一聊，真是差点把我吓死。
　　
　　当他知道我是省电视台的编导后，他说：“哥们，不瞒你说，我回去后准备承包中央电视台。”
　　
　　猛然听他这样一说，我着实被吓懵了好长时间，回过神来后，就小心翼翼地问：“中央电视台也可以随便承包？”他把墨镜正了正，说：“当然不能随便承包，但化勇是我哥们儿，那就可以承包了。”
　　
　　化勇？化勇是谁？我纳闷了，又小心翼翼地问：“化勇谁是？”他斜视着我，说：“化勇都不知道？你咋在电视台混呐？赵化勇嘛，响当当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嘛！”他边说边翘起大拇指，那神态酷似《抓壮丁》里的王保长。
　　
　　我心想，他叫中央电视台的台长赵化勇，把姓去掉，只叫名，而且叫得如此顺溜，跟叫他家舅子老表似的。我说：“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的，恐怕不可以承包的啊？”
　　
　　他说：“庆红的弟弟是中央台的副台长，是我最铁的哥们儿，叫庆红给化勇打个招呼，没问题的。”听到这里，我再次小心翼翼地问：“庆红又是谁？”他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曾庆红嘛，前国家副主席嘛，中国红色家族的代表嘛！”我说：“哦……厉害厉害，你真是有通天的本事啊！有这层关系，别说承包中央电视台，就是承包北京市和中国人民银行，我也信。”
　　
　　说到高兴处，他哈哈笑起来，又正了正墨镜，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我觉得你人不错，干脆今后跟我到中央台去算了，你来，给你弄个主任干干，当什么编导嘛，多累，又不来钱！”我说：“我命苦，这辈子恐怕只有在四川混的份儿了。”
　　
　　听我这样说，他露出鄙视的神色来：“哎呀，老弟，男人嘛，要有志向，你那破四川有啥可呆的？北京啥地儿啊？首都，你知道不，首都！”我说：“我知道北京是首都，我还知道自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上都、元大都、明、清国都。”
　　
　　他再次正了正墨镜：“这不就得了吗？在皇上身边工作，那……爽！爽哇！到地方去，那就叫京官呢！”我说：“是的，是的，现在你就是京官。”
　　
　　一路上，我真不知道他这是在忽悠我，还是在忽悠他自个儿。一口一个锦涛，又一口一个家宝。一路上，他就不时锦涛过去，又家宝过来的。总之，在他嘴里，中央领导全都被去了姓，只叫名儿。听久了，好像中央领导个个都是他家亲戚，或者是他的患难兄弟。
　　
　　后来，趁他睡着后，我问旁边的一个四川老作家：“这北京人咋这样？”老作家回答说：“北京人祖祖辈辈都在皇城根儿居住，养成了好高骛远、爱说大话的德性了。就像癞蛤蟆，蹦得不高，但口气巨大。”
　　
　　北京人在皇城根儿下居住的时间，肯定比成都人长，这是事实。成都人就挨着刘备和王建住过几天，所以不像北京男人那样底气足。但是，如果在北京街头做个调查，就会发现，连续三代都在北京定居的家庭，其实不多。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移民，而且那些汉族移民在满清时期，根本没地位，大多干着拉黄包车的苦力活。而那众多拉黄包车的，恰恰就是北京男人。他们从早到晚，拉住满族中的各色人等，满城飞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若干年下来，性格中积淀了厚厚的潦倒感和自卑感。但同时，由于他们居住在皇城根儿下，总认为离皇上居住的紫禁城要比外地人近许多，所以又积攒了满肚子的趾高气扬、自命不凡。
　　
　　北京男人在皇城根儿下生活得久了，就把皇帝老二当作自家人似的了，好像也把自个儿当作皇亲国戚了。比如，叫康熙，他们通常不叫康熙皇帝，而是叫康熙爷。叫乾隆，是乾隆爷。还比如，管胡锦涛叫锦涛，管温家宝叫家宝，管朱镕基叫镕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还由于他们干了许多年给满族人拉黄包车的活，就沾染不少八旗子弟的习气，好夸海口，好爱面子，还好装腔作势、狐假虎威。
　　
　　北京男人除了受八旗子弟的影响外，他们夸海口爱面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总想实现全方位的自卑超越和奴性超越，总想得到别人的敬畏或巴结。在这样的心态下，不少北京男人在面对外地进京的人时，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屑与其为伍的姿态来。对此，他们会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是谁啊，北京人，知道不？我祖上曾经给格格们洗过马桶，给皇子们送过蛐蛐，你是谁呀？没鼻子没眼的，哪有你起哄的份儿？一边凉快去吧！
　　
　　其实，最是不能让我接受的，还不是上述这样的老北京男人，而是那种在打到四人帮后移民北京的男人。这些男人，是第一代移民，在北京既没有根基，又没靠山，还没有啥大本事，说得不好听就是那种每月签字盖章拿点小钱的主儿，但他装起大爷来，比乾隆爷还乾隆爷，比八旗子弟还八旗子弟。
　　
　　一天我急了，对一个连红苕屎都还没有拉干净的北京男人（暂时当他是北京男人）说：“你给我摆啥谱？摆啥谱？！你到北京才几天，咋就连姓啥都忘了？你知不知道八达岭长城的高度是多少？知不知道紫禁城的房子有好多间？知不知道王爷府门前的栓马石是啥石材做的？知不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头？共有多少级台阶？知不知道乾隆皇帝玩过的鸡缸杯是啥样子？现在要值多少钱？知不知道天安门上挂了几个灯笼？知不知道天上人间总共有多少个KTV包间？知不知道钓鱼台国宾馆有几个出口？总统套房的地毯是哪里产的？”你还别说，我这一连串问，还真把它他给镇住了。于是，他不再装大爷了，反倒把我侍候得跟大爷似的。
　　
　　其实，他把我侍候得像大爷，我心头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又对他说道：“才进北京几天，咋就学得跟老北京那样奴才了？老北京骨子里有奴才气，是可以理解的，那是被满人搞成那样的，满人又没有搞过你，你的奴才习气从何而来？好好做人吧，不卑不亢、平易随和才是真。”
　　
　　熊他几句后，我又很后悔，干嘛要奚落人家呢？因为，说不定我到北京后，也变得浑身是毛病了。于是我想，他没有进京的时候，也许没有一丁点北京男人的臭德性，进京后，一不小心就被染成这样了。看来，错不在他，在北京。北京是个深不见底的大染缸，染缸的壁，就是紫禁城的森森红墙。里面的染料，就是八旗子弟在京城弥漫了两百多年的种种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