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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淡名利是文人
写这篇文章前，先得厘清两个词义。一是“文人”，二是“淡”。
先说文人，按我的理解，“文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人应该指一切有学问的人，这个涵盖的比较广，可以包罗万象。因此，大凡有点学问的人，都可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一介文人。若将这个外延再缩小点，那也是特指一切与文化文学文艺有关的人，像音乐家，美术家，书画家等等从事文艺活动的人，皆可以称之为文人。而我文章中所说的文人，是指那些专门写文章的人，也就是狭义的文人。
为什么一定要将不同类别的文人区分开来呢？那是因为，同样都是文人，文人与文人的价值也是大不相同的。就说那些个写书法的，画画的，或者唱歌的文人吧，他们的艺术价值若用金钱去衡量，可以说是海量。而以写文章为能事的文人，与他们相比，那真是太羞涩了。通常人们经常说的穷酸文人，严格意义上，应该是指那些专门写文章的人。现如今，音乐家演唱一首歌值多少钱？书法家写一幅字值多少钱？画家画一幅画又值多少钱呢？作家写一篇文章值多少钱？这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再说“淡”这个词，若按字面理解，这个词的引申义就多了去了，略举一二。淡与咸相对，说的是味觉；与浓相对，说的是色彩；与旺相对，说的是经济；与热情相对，说的是心情。我这篇文章中的“淡”是与文人相联的，自然淡的是名利了。
若将这几个意思连起来，岂不就是“写文章的人最淡泊的是名利”吗？这样一说，马上问题又来了，写文章的人最淡泊名利，哪从事艺术文化的人呢？你将他们放到哪里去？难不成就你写文章的人清高淡雅，其余全是凡夫俗子吗？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文人淡泊名利呢？那也是有原因的。其实，从人的本性来说，都愿意追逐名利。中国自古就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俗语，为什么要拿人与鸟作比呢？那就意味着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希望您不要少见多怪，意思是不足为奇。
解决了人最根本问题，再回过头来说淡泊名利，就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主动淡泊名利，一层是被动。
据史料记载：李白34岁之前，一直都在寻找能得皇上赏识的机会，直到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他才与玄宗在狩猎时相遇，人生才有了转机。李白乘机献上专门为唐玄宗写的《大猎赋》：“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细细品读，字里字外，透着李白对玄宗皇上的谄媚之意。
这还不算，李白到长安后，又向玉真公主献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将玉真公主比喻成天上的王母，巴结奉迎之意昭然若揭，不言自明。李白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
再说杜甫。杜甫因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更是将出仕做官看得重于一切。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至使杜甫失去了一次报效朝廷的机会。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仍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到处奔走献赋，一心想得到朝廷的赏识，最终还是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献《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原本该有出头之日了，因主考仍是李林甫，杜甫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直到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杜甫不愿意做那个“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小官，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个多大的官呢？是个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的官，相当于今天的保安。因杜甫那年已经四十四了，到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不得不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可怜杜甫一生追逐功名，最终仍是郁郁不得志。
要说文人的典型，当首推清代的蒲松龄。这位文人出身的蒲松龄，为求得功名利禄，一直参加考试，从发黑考到发白，终于在72岁才考得一个贡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人的淡泊名利，大多不是出自本意，而是无奈之举。为给无奈之举一个说辞，文人自圆其说为淡泊名利。究其因，大概与文人的好面子有关系，也与文人的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有关系，反正吃不到葡萄，索性就说葡萄是酸的。
古时的文人尚且如此，现今的文人就不用提了。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文人要想守身如玉，洁身自好，那就更难了，难到什么程度呢？犹如李白老先生写的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淡泊名利，成了清高淡雅文人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挡箭牌，除此之外，文人还有什么呢？因此，自古文人多清高！
作为文人的我，说文人这样尖酸刻薄的话，揭文人的那点老底，似乎有点不厚道。好在，我也身在其中，没准我自己就是那个吃不着葡萄，偏说葡萄是酸的人呢？既然是这样，揭揭自己的短，是不是也无妨呢？（2015年12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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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