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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子的父亲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从尼山移居到鲁国都城的阙里居住。毕竟是贵族之后，想必也得到很多亲朋好友的接济帮助，孔子的幼年还是平淡幸福的，七岁“入平仲学”，也就是进入贵族办的乡学读书。少年的孔子表现了不凡的聪慧，九岁时就不满足先生的学识了，埋怨先生“懒教”，还不尊重学生的求知欲和自尊心，“这个学不上了”。母亲没有办法，就把孔子交给了自己的父亲颜囊教授。或许，这个时候孔子的性格已经形成，为他一生的“坎坷”埋下了种子。 孔子是个有理想而又坚韧的青年，外祖父颜囊对他的影响除了学问，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君子之道”。孔子二十岁时给季孙氏管理仓库，二十一岁管理牛羊，帐清物明，牛羊茁壮。孔子的政绩和能力，赢得了贵族们的承认，儿子出生鲁昭公亲送鲤鱼祝贺就是例证。同时，从为儿子起名为“鲤”，可以看出孔子内心对权势和公位的敬拜。这与以后动辄“拂袖而去”的行为呼应，矛盾与纠结愈发让人感到悲催。 无论如何，青年孔子还是意气风发、事业成功的，同时勤奋好学、游历八方，达到了精通六艺、讲礼用礼游刃有余的程度。但鲁国的国公贵族们似乎并不想给孔子更高的职位或更大的平台，或许因为孔子家族的没落，或许是贵族抱团的影响，或许正是孔子那些“方方正正”的学问也误了他的仕途。 二 各国的国君都尊重孔子的才华，希望为己所用。孔子的每一席话，每一段论述，治国之道、明君之理，都让国君敬仰和沉迷。孔子也就热衷于这种“高端会谈”，期望寻找到更高的平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收获的是失望和又一个失望。他迷茫困惑，他认为天下“缺礼少仁”，国君们的素质堪忧。 36岁那年，壮年的孔子来到齐国，齐景公高规格接待，问礼问政，孔子侃侃而谈，“节省财力”的建议让齐景公醍醐灌顶，受益匪浅。感动之余，非要把尼溪的田地赐封给孔子。就在孔子准备笑纳时，剧情反转，齐国名臣晏婴坚决反对，给齐景公历陈缘由，动情处竟也泣不成声。晏子说：“这些儒者能言善辩，却不懂法度；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愿屈居人下；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这都是不好的习俗。他们四处周游，寄人篱下，不能靠此辈来治理国家。自从圣君贤相去世，周室衰落后，礼乐残缺已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即使学上几代也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成年累月也学不完他的礼仪。难道国君真打算用他这一套来改变齐国的习俗吗?这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 此后齐景公仍恭敬地接待孔子，但不再向他请教有关礼乐的事了。有一位齐国大夫企图谋害孔子，孔子告诉齐景公，但齐景公却说：“我老了，不能帮你了。”孔子只好上路离开齐国，返回鲁国。此等“沮封”之景，二十多年后，在楚国，老当益壮的孔子又一次经历，何等悲哉！ 三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论语或者“论语之父”对于天下会是怎样？这个命题是沉重的。孔子的“雄才大略”似乎更像一个利器，他只是这个利器的“制造者”，而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使用者”。“夫子之才，施予鲁国，惠在鲁公，然鲁公舍夫子何由？”，中都大治、夹谷会齐、法清律明，孔子的才能世人瞩目公认。然孔子有自己的“理想围城”，他想把所有的人拉进去，让所有的人包括国君贵族都按他的设计治国理政休养生息，这才是孔子一生曲折坎坷的根源。 他在剥夺国君对“女乐文马”的享有欲和占有权，他在用律条约束贵族的狂妄和贪婪，他总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卫灵公应该是孔子的知己，两人可以说无话不谈，可孔子认为是自己的才能征服了卫灵公，他在卫国是给卫灵公增光添彩，就应该对他礼遇有加，一出“丑次同车”就恼了。这种性格，用现在的话说“情商堪忧”。周游列国，是壮，也是悲。 没有了孔子的鲁国也在一如既往地日落日出、春夏秋冬。十四年后，孔子回到鲁国，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似乎才明白了世间沧桑，不再关心朝政民生，不再胸怀天下志在千里，而是教书写字，平静的生活着，修饰和完善着他的“理想围城”。 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会顺其所愿，孔子内心的孤傲是他致命的软肋。七十一岁那年，贵族叔孙氏的家臣扑杀了一只麒麟，这件事彻底击垮了他。孔子知道后，伤心不已，掩面而哭，孔子说：“麟啊，你为何而来哉！你这是干什么来了？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所以你一出现就被人害死了。”而且还提笔为麒麟写了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并“就此绝笔”，什么《春秋》不《春秋》的不写了。三年后春天，孔子离开了这个让他纠结的世界。 孔子慨叹“麟也，胡为乎来哉！”，感慨麒麟不该来到这个时代、这个地方，但何尝不是在“借麟说己”，这时的孔子还是“淳朴天真”。静下心来梳理一下，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又有那个时代适合孔子呢？历朝历代尊孔是主流，但统治者都是取其所用的部分，或为愚民，或为秩序，贵族们把他当成“利器”修理子民，他们同春秋时期的贵族们还是一样一样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来的时代都是大同小异的春秋。 2017年元月12日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