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哲学的管理之民主以及细节决定成败

——与汪中求教授的对话

   中国真的进入群雄并起、诸子纷纭、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后哲学时代”了吗？且不论汪中求先生在当今的中国处于这个时代的那一个层面，也不论他的学术风格到底应当归类到“学院派”还是“实用派”、“中庸派”，抑或是自成体系“汪派”，但他的开场白一如他纵贯始终的演讲一样：“宁讲错话，不讲假话。”（《细节决定成败》第235页）。“错”是认识的范畴，“假”是道德的范畴。汪先生弃后择前，是他人格的价值取向，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这让我想起文学泰斗巴金先生80年代的一本散文集，名叫《随想录》。《随想录•序》中这样写到：“他在这本书中一再提倡说真话，不仅他自己要说真话，整个社会都要敢于说真话，在风烛残年中，这位世纪老人要求全体国民都和他一起，‘解剖自己，更正错误。分是非，辨真假。’”非假即真，非此即彼！这是一个单向的逻辑判断。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里，“真话”难道是一种奢侈品吗？由此而知，汪先生的精彩，不是他的语言，也不是他的哲学思辨和洞察力，更不是他作为中国管理学界先锋派领军人物的精彩。这一点，我们无论追溯到中国哲学的鼻祖——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还是之后的朱子（熹），还是当代的冯友兰、李泽厚、张岱年诸公。我们都看不到汪先生独到的见解，独树一帜的思想，独创一家的哲学理念。或许这样才对，或许这才是本来的汪中求。我是在苛求，其时从另一个意义来讲也是我的期盼，不但是对汪先生的期盼，也是对这个时代的期盼，更是对这样一个伟大国度的期盼。但愿汪先生不会因此而觉得我对他不敬。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产生了诸多的“家”：经济学家：吴敬琏、肖灼基、樊刚 ；企业家：张瑞敏、柳传志、李东生；科学家：路甬祥、袁隆平、黄伯云。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企业家是否属于管理学家？如果是，至少它不属于“学院派”的管理学家。这样，正如汪先生所说：“中国的经济学家比管理学家多得多，中国缺少的是管理学家的。”他指的大概是“学院派”吧。的确，“学院派”的管理学家凤毛麟角，成思危算一个，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85年）研读MBA的学者之一，回国后先后创立了“风险投资管理”和“虚拟经济管理”学科。亦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之所以凤毛麟角，党中央才多次提出加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建设。因为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确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她影响和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现出来。我们排除了诸方面的因素和可能之后，结论出来了：汪先生的《细节决定成败》和他精彩演讲的意义在于他的“求真”！——这是我的答案。

其实，在汪先生之前，我所熟知的还有中国经济学少壮派樊刚，《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毅。还有我花了昂贵的门票才得以聆听的，毕业于哈佛又在牛津作博士后的余世维先生的演讲。和上述三公一样，汪先生无疑亦属于指点江山的时代弄潮儿。这是他精彩的又一面。

当然，还有太多的疑惑和不解，当我第一眼看到《细节决定成败》的时候便生发出疑问。我在问，这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命题？还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命题？还是一个文学夸张的命题？巧得很，在当晚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主持人在对一个目标事件滔滔不绝的评判：细节决定不了成败，决定成败的是方向。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两件大事：二战时期希特勒每一次战役都有占星师看天象，可谓细节算尽，但是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了蒋家王朝，可至今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找不到“细节决定成败”这样一条结论或命题！文学到是有，大唐诗仙李白写下了千古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其实，桃花潭深不过五尺（据北师大教授康震考证），而所谓的“情”更是县令汪伦企图以酒交友的一次预谋，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晤”，情何而来？只是诗仙的酒后轻言罢了。但是，经他这么一夸张，兄弟般深厚的友情便跃然纸上，谁还敢来否定？显然《细节决定成败》不属于文学作品。难道它是一部偷换概念、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华而不实、华众取宠之作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汪先生如上所说的来了那样的一个开场白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判断。先锋就是先锋，时代的弄潮儿总是用他柔中带刚的思想波浪拍击我们这个古老国度坚硬的堤岸。

一个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人民有很大的权力。你看，在法国、荷兰，《欧盟宪法条约》因为国民说了“不”，它就通不过，实施不了，总理还被免了职。在英国，选民们投完他们神圣的一票，英国便脱欧了。但是在这些国家的企业里，员工对企业的决策说“不”那是万万不行的。人民当家作主能决定国家大事却决定不了企业的大事，原因何在？第一在于它的宪法！第二在于它的资本组织！资本主义的宪法赋予她的人民拥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直接表决权。而企业是以不同的资本方式组织起来的，权力的大小在于资本的多寡，我出的钱凭什么让你来决定我的命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太多的差别，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夺得的政权总不能让那些自由主义者和反党、反政府的势力参与和决策党和国家的方针大计吧！另一方面，国民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哲学观念、文化观念、管理理念羁绊着民主的走向。前任总理朱镕基对民主可谓焦急，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他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开始到现在不过百年，我就参加过学生运动，你们要有耐心。可以看出他对国家民主进程的态度和期盼。民主是世界潮流，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民意充分、和谐相处的尺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及其她所领导的国家的民主，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会摒弃糟粕，创造属于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焕然一新的民主。略为遗憾的是，作为企业的主人翁理应拥有的表决、批评、建议、分配、知情、选择、人格、决策甚至法律法规赋予的申诉、资产保有、资本支配等等权力，一方面在逐渐转移；一方面在逐渐消失。转移是指职工本应具有的权力由原来企业执行，现在转移到社会执行，变成所谓的“公权力”。消失是指职工本应具有的权力没有了，或者被决策者侵占，被决策者剥夺了。这种现象集中表现在企业决策者的专权、贪腐、专横跋扈和肆无忌惮。背后的原因就是监督出了问题。有一部由周梅森编剧成浩导演，央视一套首播，叫做《绝对权力》的电视连续剧深刻剖析了这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这部电视剧里指向基层政府，而我们有理由反问，企业的问题恐怕有过之而不及吧？这样的“转移”、“消失”，不知道是一种倒退还是一种兼容？本因固有的权力消失了，另一种“公权力”在不断的得到。但是，这种“公权力”它不是来自于资本的权力，而是来自社会的发展、法律的健全、人权的完善。所以，我认为这些权力的消失或转移，对国家对企业对职工都是不利的，它属于转型过程伴随的弊端。也就是说，由国家资本组织起来的企业有着双重的权力监管。一是出资人——国家；二是拥有这些资本的全体人民——体现为本单位员工。现在的问题是：鞭长莫及的属于“国家监管”的权力集中到企业决策者的身上，员工监管的权力除转移的“公权力”外，那些消失的权力也转移到企业决策者的身上。两权合一，权力不可谓不大。大的结果是诸多问题的不断出现：投资累累失误、大面积亏损、洗钱、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再谈管理风格。理性型、创新型、人本型、人文型。当然我们还可以细分出更多的型。追根溯源，中国自有管理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体系的管理风格。它的核心是“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贯穿其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仁、义、礼、智、信”、“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德、言、容、功。”历历数来那一项都堪称思想的禁锢。另一种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以“无为而治”为体系的管理风格。他们主张“放浪形骸”，随意挥洒思想和放纵行为。“无为”是他们的“方法论”，“治”是他们的目的。庄子说：一棵毫无用处的树（无为），没有人留意它，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参天大树”才是他们的极终目的。多么激荡心旌的哲学思辨！但是不管孔孟还是老庄还是其他诸子百家，无一例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个“治”。他们（思维以及它的延续）同在一个哲学殿堂的梁柱下绕来绕去之后还是殊途同归了，这是历史的大悲大喜，可他让后来者上下求索得那么艰辛、肝肠寸断。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以儒学为体系的管理风格始终浩浩荡荡奔流到我们的现在。而以“无为而治”为体系的管理风格则逊色得多。轩辕黄帝算是一个。他的管理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史记》将他和老子放在一起，统称“黄老”哲学。只是太史公惜墨如金的文笔省掉了关于他的更多的记载，致使我们无从找到更多的佐证，尽管如此，黄帝的万丈光芒仍然照耀我们今天。另一个是汉孝惠帝。他的父亲高祖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成就了他。经过长年的战争，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旷野陈尸、哀鸿遍地，统治者和百姓都厌倦战争，人心思定、人人思安，这是时代环境；高祖霸主中原统一全国，并清除宫廷内外一切异己势力，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这是他的“治政”环境。惠帝执政凡7年，其间无大的内忧外患，他这个皇帝当得好舒服好自在，但他还是抑郁而死，因为后宫家事，享年 24岁。我们用“比较学”的原理来分析古今管理风格的异同，不难发现以孔孟的儒学为体系的管理风格和现在的“理性型”的管理风格有着大致的相同；而以“黄老”、“老庄”“无为而治”为体系的管理风格则和“人本型”的管理风格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承上而启下，亦创新亦发展。管理风格大体是可以这样分，但要付诸实践却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后一种管理风格。惠帝之后没有记载那一个统治者能够“无为而治”，同样，时至今天也没有那个企业家能够“无为而治”。家庭到是有，比如一家人都勤俭节约，家长无需管理却能达到节俭的目的，但它属于微观管理，够不成宏观的企业管理。企业管理无定势，可谓变是绝对的不变才是相对的。张瑞敏由不变到变是一个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他的变让你大吃一惊，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他语出惊人：无管理的管理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于是他首先把设计部门“剔”出去，不管他们了，只要出钱买他们的设计就行。张瑞敏是学哲学的，显然是受到老庄“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但是，他说的是“最高境界”，而尚未达到或者远未达到“最高境界”的我们如果舍弃了适应自己的管理风格，为了时尚为了潮流刻意迎合“风格”，那一定会走弯路，一定会失败。现实如此，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好好斟酌。比如，在我们大搞合同制的今天，我们把日本人视为荣耀、引为自豪的“终身合同”改得一塌糊涂。我们那里知道“终身合同”是资本主义的日本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学去的。我们革掉的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另一方面，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他的管理风格到底应该体现管理者的个性文化，还是体现企业员工的整体文化，目前尚无定论。持前一种“英雄”史观的企业家认为英雄创造历史，而持后一种“人民”史观的企业家则认为人民创造历史。两者就其现象而言都是唯物的，但重心不一样。刘邦、成吉思汗、朱元章、李自成等等，谁能说他们不创造历史！而那些千千万万壮怀激烈的将士们谁又能说他们不创造历史？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是伟人的谦卑之词，听听罢了，是否真的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到伟人的人格魅力，让思想得到洗礼。真实的情况是：和平年代是人民创造历史；动荡年代是英雄创造历史。中庸者无庸，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可以解决诸多问题。这是鄙人的观点。只能这样，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使我无法高瞻远瞩，最终的结论还是让睿智者去定度。

细节、认真、积微是不是不同时代的用语，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但是我们发现三者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所谓“细节”它有点、线、面的关系。单个的点组成线，经纬的线织成面，它是一个过程空间；“认真”则是将点洒向整个三维空间，它无处不在，可以积零为整，又可以化整为零；“积微”它让我想起微积分，一个三角形的面积由无数个细分的长方形的面积加起来，当长方形的个数趋于无穷的时候，它相加的面积就是三角行面积，科学和哲学竟然在这里完成了自由婚恋，同时完满地兑现了“量变到质变”的哲学预言。然而，细节、认真、积微三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一个完整的、预期的、理想的结果，同时都强调了对待事物的行为态度。把每一个点做好，还要把每一条线做好，还要把经纬线织好才能得到完整的结果，这是“细节”。既然将洒向空间的每一个点都做好了，它的整体的完好是无疑的，这是“认真”。认认真真做好每一点，这些点积成一个完好的整体，这是“积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64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老子》第64章）”、“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庄子·则阳》）”、“不积蹞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这些朗朗上口的醒世名言不都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吗！在这里积淀转化成了“积微”。认真做事、认真做人、认真负责、认真思考、认真 ……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是伟人的名句，我们把她概括为“认真”。她和如上的醒世名言血脉相连，同祖同宗。而汪先生的“细节”也并非发展创新，只是在出土陶碗的表面抹上一层薄薄的瓷釉，放进一把经过资本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双重包装的胡椒面——“真话”而已。当然无知的我还是为他的“真”而欣慰，而鼓与呼。先知先觉的先哲们已经把泛哲学这幢大厦建造得无比的完美了，我们只须修葺一下，当盛夏和寒冬到来的时候安上一台空调，这样既厚古又博今，我们真的无须再去建造另外的大厦，那只能是枉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在文章破题时我给“后哲学时代”的到来提出一个疑问。写到这里，疑问有了结果。看来，以雄才伟略、满腹经纶的汪中求、成君毅、余世维为代表的诸公，支撑不起一个“哲学时代”的大厦，尽管他们把传承至今的观念拍打得山响，尽管这个时代和她的子民们呼唤、期盼着“后哲学时代”的到来。但是，透过他们所积淀的文化功底以及时代氛围，他们成不了“诸子百家”。拍击堤岸的排浪再大，也会在瞬间跌落。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不出五年，他们也会像划过天空的演艺明星们消失在茫茫人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