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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力量
恐惧是一种力量吗？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经历、不同阅历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要看在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更要看恐惧对自身利益、名誉甚至对生命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于此，恐惧对我而言，当我读过同学寄来的一篇小故事之后，这个答案出来了——恐惧肯定是一种力量！她甚至比信仰的力量来得坚定和坚强。 同学写的这篇小故事梗概如下：文革期间在我的故乡有几个下乡知青，偷了一位农民养的两只鸡煮了吃。接到报案后公安局介入调查，知青们出于恐惧没有一人出来承认，也没有相互揭发，案子侦察了一年多仍无结果，成为悬案。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知青们都讳莫如深心照不宣。后来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偶然提起这件事，一个个像连株炮似地说出事情真像，让他们憋屈了十年的心事有了第一次释放。偶然偷两只鸡，在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大事，顶多是恶作剧一桩，何来恐惧？不然！假如故事发生在某个特殊年代，这个“恐惧”就有情可原了。巧合的是，这个故事偏偏就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且饲养这两只鸡的意义非同一般，养鸡的人又非同一般，送鸡的人更是非同一般，几个“非同一般”撞在一起那就更加的非同一般了，问题就大了，恐惧自然就来得可怕。先说养鸡的人非同一般：她叫冉大姑，时年100多岁，是全国老模、全国人大代表，曾受到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峰的接见。再说送鸡的人非同一般，他的名字响当当，叫韦国清，开国上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最后说饲养这两只鸡的意义非同一般，这两只鸡是韦国清将军送给冉大姑繁育用的良种鸡，它寄托了自治区领导对劳模的关怀，是让她育出更多的鸡，建个养鸡场，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知道鸡的来历，知道养鸡的人和送鸡的人，自然就理解偷了鸡去煮了吃的知青们恐惧的心理。聚会上他们说，当时害怕极了，如果破了案，重的坐上几年牢，轻的也得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或者了解那个年代历史氛围的人，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移的。所以，知青们谁都不敢出来承认，也没有互相揭发。恐惧让他们坚守，这一坚守就是十年。恐惧的力量真的很强大也很持久。从这件小事我们可见一斑。 我们顺着历史长河的堤岸散步，在欣赏她奔腾波涛的同时，企图捡拾那些已经被时代打捞起的，在煜煜的阳光下耀眼夺目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与恐惧有关；与恐惧释放出来的能量、力量有关。也企图证明恐惧的确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恐惧不但改变他们，更改变历史、成就历史。 先说太史公司马迁。写到这个名字，我们幡然明白了许多，不必翻阅字典，也不必查阅典故，我们且将他“太史令”的官职暂时隐去。则“太史公”可以这样解释更为贴切一些。太（公）是小辈对更高长辈的尊称。史，就是历史。显然，太史公是最初撰写历史的后辈们对他的尊称，然后急急忙忙的后来者也都这么称呼，然后所有读者，所有的华夏子孙都恭恭敬敬的这般称呼。太史公就成为华夏著述历史的鼻祖，成为华夏文明标志性的符号。《史记》则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观望历史不可或缺又必须借助的一副望远镜。当初司马迁面对李陵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之时，唯其力呈：“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面对死亡司马迁恐惧了，他的恐惧并非“大辟之刑”，他的恐惧来自“然书未成，名未立。” 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于是，我们才可以见到旷世今古的《史记》，才可以从太史公留给我们的这只望远镜里窥见千年之外的帝王将相和浩浩荡荡的历史波涛。 这种“死与蝼蚁无异，生当人杰名立”的生死观和他一贯主张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一脉相承，造就了一代伟大的史学家。这种为时代责任和崇高使命“惧死求生”的恐惧本能，难道不是一种力量吗？ 再说屈原。“自杀的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江底柔软的泥沙。”显然，屈原之“求死拒生”与太史公之“求生拒死”单从生死的单向维度去观察，无疑是绝然相反的。但是从生命意义的层次——“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角度去评价，绝然相反的“惧死求生”和“惧生求死”的生死观、生命观、人生观在他们两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契合。太史公的“惧死”是惧怕碌碌无为，像“九牛亡一毛，蝼蚁之无异”，轻如“鸿毛”般的死去。他的“求生”是为了“然书未成，名未立”，是为“书”，为“名”求生。而书——《史记》最终成为历史之绝唱，万古流芳。太史公之“名”自然“立”于其中。他成功了。他“惧死求生”的人生哲学也同样昭示后人。而屈原呢？他为何“惧生求死”？我们去读《鱼夫》或许可见一斑。渔父见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便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句话的释义是：世上的人都混浊，唯独我清白。众人都喝醉了，唯独我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社会是“混浊”的，楚怀王是“混浊”的，官场也是“混浊”的。所以他有“怨”。他埋怨漫漫修远的路途让他“上下求索”得那么艰难。他更埋怨自己怎么就生活在这股汹涌澎拜的浊流里。于是，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失望至极，他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苟同于世，不愿意染“浊”而苟活，于是他“惧生”，惧生在他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死，于是他求死。只有死才可以不“浊”，才可以不“醉”，才可以“唯我独醒”。于是，在“端午”那天的某一个时辰忿然地向江中纵身一跃，拉合了他生命舞台的最后一幕。 千年前的屈子，他守不住自己的承诺，在漫漫修远的路途中停止他行进的脚步，将 “上下求索”的重任留给后人，还有那篇晦涩难懂的《离骚》；还有那篇似鬼而非鬼的《山鬼》；还有他满脸的憔悴和枯瘦的身影。 于此，惧生而求死，难道不是一种力量吗？
“惧生求死”的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豪杰，他就是西楚霸王项羽。项羽 ，名籍，字羽，楚国下相人。无独有偶，抑或是巧合，屈原也是楚国人，府上宜昌。我无意将两位一文一武的名士并于我的叙述中，但他们“惧生求死”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却在屈子死后的半个多世纪“不期而遇”、“不约而同”了。 那么，项羽又是怎样的“惧生求死”呢？ 史书这样记载：项羽兵败垓下，突围至乌江，遇见乌江亭长，亭长劝项羽可以回到江东以图东山再起，但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拒绝，并将自己坐下马赐予亭长。项羽于是下马步战，一口气杀了汉兵几百人，自己也受了十几处的伤。而后挥刀自刎。短短小文章，浩荡心路程。刻进心坎的却只有“无颜见江东父老”这七个带血之字。他为什么不肯过江东？是因为他的不甘？是因为他觉得窝囊？还是因为即使回了江东也无以扭转败局？以我看都是，又都不是。说他是：一是当年的刘邦投他麾下时只是一个小“砀郡长”，放在今天也就是个乡镇长，一代霸主的项王怎么就败给了小小的 “乡镇长”？二是项羽乃军事世家，项燕、项梁、项伯、项庄、项声、项他、项冠历历数来如雷贯耳，个个骁勇，一个败军之将自然无颜面对他们；三是当年的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成了他终身的悔痛……有这三点就够了。所以他不肯回江东。所以他“惧生求死”选择了“自刎”，了结了一代霸王的“卿卿性命”。说他不是，只可用一句话概括：败是他的必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他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壮志和狂浪不羁的霸气，但是他缺少了刘邦的忍、让、谋，却偏偏就多了暴、寡、负。“忍”是要胸怀的，韩信居功胁要“假齐王”，刘邦压住怒火，顺水推舟赐他“真齐王”，赢得韩信的心。如果刘邦没有胸怀，因此而讨伐韩信，后来的大汉江山就无从谈起。“让”还是不让首先要掂量自己。先攻进咸阳城的刘邦，按约定可以入主咸阳宫，他权衡再三——论实力他不敌项羽，一番瞻前顾后之后，最终把这个“主”让给了项羽。刘邦的“谋”在于他巧抓时机、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知人善任。反观项羽的暴、寡、负。“暴”，他火烧阿房宫、屠杀咸阳城；“寡”，鸿门宴上他优柔寡断；“负”，他过于自负：彭城之战，他完全可以杀掉刘邦，只因风沙骤起不便进攻就放过刘邦一马，自负地认为杀刘邦只是迟早的事。还有：乌江岸边他置亭长的善劝于不顾，不肯回江东，然后去马别姬，以霸王的英雄气概战死疆场。由此，可以看出：暴、寡、负构成了项羽的性格缺陷，又大失刘邦忍、让、谋的性格优点，他不败才怪！败是他的必然，是他的性格使然。 早先我看过莫言写的一篇随笔：《假如项羽过江东》。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莫言假设了项羽过了江东后的几种可能，但最后的结局都大体的一致——逃脱不了失败。究其原因是他的性格使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语录给项羽一个哲学的定论再适当不过了。 为气节而拒生，惧羞辱而赴死。“惧生求死”的英雄气概在西楚霸王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恐惧的力量，在千年之外，在那条宽不过百米的乌江岸边得到了再一次印证。
你看，当我们俯下身子，企图从历史的河流中打捞一点证据，以此证明40年前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与我同龄的那几个知青偶然偷了一次鸡所面对的恐惧，还有因恐惧而坚守的十年岁月；企图得出“恐惧”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的所谓结论。可一不小心从河流中捞起的竟然是一串串华夏文明的“祭品”；竟然是一本本浩气长天的“悼词”。太史公“然书未成，名未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惧死求生”。屈子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惧生求死”。“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代豪杰——西楚霸王“惧生求死”的气概，一如他生之卓然，依旧那般霸气凌空、豪情万丈、惊天动地。 民族的哀歌是悲壮的，因为有死。民族的颂歌是豪迈的，因为有生。“惧生求死”抑或“惧死求生”是生命个体对于生死的选择，是他们的生死观使然，是他们的性格使然。如何选择？我的愚见，还是太史公的那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她是昭示，是引领，更是榜样。“用之所趋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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