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交桥下，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伫立于风中，他一度哽咽；望着“幸福之地”一夜之间竟被浇筑成铺满石锥的“城市森林”。此刻，他幡然明白，他将离开这本不该属于他的“家”，再次踏上一条探寻心灵麦加的栖息之地。
　　
　　据悉，在广州白云区、天河区多处天桥和高架桥底，浇筑了水泥锥，有的水泥锥阵不仅锥头尖锐、富有杀伤力，而且存在时间已长达五六年之久。只是这些足以让人产生密集恐惧症的水泥锥大阵，目前却没有一个单位出面解释原因。街坊称，这些地方曾经流浪汉聚集，自打有了水泥锥，流浪汉被迫迁走了。有工作人员表示，过去桥底聚集了太多的流浪人员，市政部门为防止安全隐患，在桥底建了水泥锥。（7月4日齐鲁晚报）
　　
　　广州作为最先开放的港口城市，最早接纳了外来思想，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地域文化。按理说，它应比其他城市更具包容度和宽容心，让每一个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有尊严地活着，无关乎高低卑贱，无关乎富贵贫穷。然而一排排纵横交错的水泥锥，与其美其名曰是从流浪者的安全考虑，倒不如说其污染市容市貌更加贴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城市森林”，恰似一面高大森严的“柏林墙”，它似乎在警告流浪者：你们不属于这里！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基于多种原因，流浪本就是人生的不幸。在这之前，或许有的是遭遇不公的打工者，有的是妻离子散的悲愤者，有的家破人亡的孤独者......他们不愿“衣锦还乡”，不单是因为这里拥有更多的生存资源，而且还有各自不想回去的理由。相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流浪者好似其“眼中钉肉中刺”，总欲“除之而后快”，以致于在城市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猫捉老鼠”的世态游戏。
　　
　　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看待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如何，从对待流浪者的态度中可窥一斑。流浪者这个特殊群体，并不是“城市牛皮癣”，他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存的权利，选择自由的梦想，哪怕这是多么的渺茫，多么的遥不可及。记得2008年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不授予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对流浪者进行强制驱离，只能是自愿救助。”这种偷梁换柱式的做法，间接性地对流浪者进行强制驱逐，此等浅陋之举只会让城市蒙羞，让文明倒退。更荒唐的是，有的城市管理者竟认为这是治理城市的良方，借鉴学习广州模式，在本地推广，在政绩上获得认可。可城市管理者忘记了他们面对的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是一群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人。
　　
　　“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作为社会底层的底层，奢望、欲望、希望是如此的遥不可及，而绝望却时刻伴随其左右。正如《论语·雍也第六》有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或许这便是流浪者心中最奢侈的梦想。作为城市管理者，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至少让他们有一个栖身之所，至少不能用筑水泥锥的带有暴力倾向的手段，逼迫流浪者无立锥之地。诚然，一个城市不可能无限地接纳流浪人员，管理者很难保证每项措施均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保证至少一个人受益，没有任何人受损。但这并不代表城市可以通过浇筑水泥锥来满足管理者的“森林洁癖”。
　　
　　冰冷锋利的水泥锥，宛如插入流浪者的心脏，引起锥心般的疼痛，放大了城市管理者与流浪者间的现实屏障和心理隔阂。当然也会有异议:“城市那么大地方，不拆除水泥锥，也有的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即便拆除后解决现实问题的意义有限，但能体现管理者的以小见大行政哲学思维，因为这样做能让流浪者知道，他们仍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对每一个流浪者不弃不离，正是城市管理者不容忽视的工作职责和良心升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倘若有关部门能尽快明确水泥锥管理的责任，积极回应、并详解该水泥锥项目的来龙去脉。政府公信力建设未尝不可以成为一次政策改良并完善的机会，对流浪者采取多元化的无缝管理，灵活多变的衔接模式，不让流浪者心存芥蒂，而是心存希望，并有尊严地活下去。
　　
　　但从另一个侧面上来说，城市管理和流浪者间的博弈是每个城市不得不面临的艰巨挑战，一些“职业乞丐”和流浪者常伴随和引发一系列违法犯罪问题。尽管有城市救助站，能给予最基本的衣食问题，并能提供返乡的车票，但仍有许多流浪者不愿意入住救助站。这里存在多年积淀下来的现实基础：流浪者需要的是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管理者需要的是发展，有条有序的市容。譬如，在广州水泥锥事件中，有市民就认为很多流浪人员栖居于天桥底下，不仅破坏桥底的绿化带，还给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水泥锥设置很有必要。作为市民这样想尚能理解，因为在这个群体里没有他们的亲人，无关于己。但作为城市管理部门段不可如此行政，修建水泥锥后，流浪者同样能从这里搬到那方，依旧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对待流浪者最合理的政策，不是躯干，而是收留；不是打压，而是保护。正如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先生所言：“对待流浪汉，只要他们没有违法犯罪，政府要么给予其福利，要么给予其自由。”这才是治理之道，执政之本。
　　
　　说到此，忽然想到那句铿锵有力的话语：“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同理，“对待流浪者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更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拆除水泥锥不难，但拆除心理隔阂不易；拆除水泥锥不难，但拆除深埋在心中的“水泥锥”却难上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还有下一个“水泥锥现象”的出现，就看执政者的管理智慧了。其实，简单与复杂，希望与绝望，就在一念之间，如何让这本不该存在的“城市森林”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2012.07.15于贵州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