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鲁迅的声誉受到某种责难、质疑甚或否定。其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杂文是很尖锐的，在革命时期，革命者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他们需要鲁迅那样的抨击社会的作家；革命取得胜利后，为了坚持阶级斗争，他们仍然需要鲁迅。但随着人们已经看到了的那种变化，当年的革命者今天的权力者，如今已经不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了，他们害怕鲁迅，害怕鲁迅那样毫不留情的文字，鲁迅不少当年的话语简直像在说今天的他们。于是有帮闲文人出来质疑、否定鲁迅。这不奇怪，我们也无须多作解释，相信人们都会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的确是被革命者权力者政治化了，他死后被安上的各种“誉号”几乎都是政治性的革命性的。于是，对以往那段历史有所置疑的人们，也就难免对鲁迅有所置疑。对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解释：一个人死去后，别人怎么阐释他，不是他的事；有人出于政治需要对一个有影响而又已不在世的人作出某种解释，则是常有的事。这些并不是鲁迅本身的错，
　　
　　鲁迅事实上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伟大反叛者，他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文论政”是几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活动，他们评论时事，抨击弊政，而鲁迅完全可以说是其中的骁将。诚然，长时期来，主流话语对于民国的评价是欠公正的。应当肯定民国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就不可以批评当时的社会，一个社会再好也是有缺点的，是可以批评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其的批评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不应该因为对民国应该重新评价就引出当年批评民国的都是不对的这个结论来，这个结论是很幼稚的。文学的本质是批判的，它是要改变生活完善生活。文学对任何社会的批判都是必须的。
　　
　　而鲁迅的文字尤其把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深入到人性被其扭曲与戕害的深处，这则是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所不及的。鲁迅对封建专制下形成的国民性格的剖析，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阿Q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被封建专制扭曲了性格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不要说今天的中国人再不是这样了就否定鲁迅在那个时代所描写的阿Q形象。这样也是很幼稚的。何况国民性格中就真的没有“阿Q”了？未必。
　　
　　鲁迅由于他的自由民主理想，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出于同样的原因，参加了“左联”，但和“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周扬的弄得关系很僵。从他致胡风、曹靖华等人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称周扬等人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这就是鲁迅身处“左联”这样一个组织中的的切身感受，这也反衬出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他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他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和东方式专制主义领导思想与方法的矛盾，以及有的人甘心服从这种领导而他不愿意服从这种领导所产生的矛盾。
　　
　　从政治角度阐释鲁迅的人，总喜欢举出鲁迅的“遵命文学”一语来作为例证。对于这个问题，吴中杰先生在《鲁迅的不朽》一文中作了很好的解释，这里不妨引录一下：“不错，鲁迅在特定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创作，也曾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这里，‘也可以说’几个字，已透露出几分勉强的意思。而且接下去他就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躯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而这所谓遵奉‘革命前躯者的命令’，也只是‘与前躯者取同一的歩调’的意思，并非真的接受什么命令。其实，鲁迅一向是反对奉命写作的，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2000年10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
　　
　　尽管主流话语长期以来对鲁迅作了政治化的阐释，但鲁迅的自由精神却深印在人们心中。1957年反右时，翻译家罗稷南曾在一次座谈会上斗胆地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回答：“以我估计，他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参见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这表明毛泽东其实是清楚鲁迅是怎样的人的。尽管毛泽东说过“我和鲁迅（心里）是相通的”，但鲁迅并没说他和毛泽东是相通的。毛泽东说的“相通”是真的吗？相通还有把鲁迅“关在牢里”一说？我们不妨再假设一下，如果鲁迅在“反胡风运动”时还活着，见他极为信任的战友被诬为反革命集团首犯，他不会拍案而起为胡风辩护，尤其这又是周扬罗织的罪名？
　　
　　鲁迅当然不是完人。如果谁要求鲁迅必须是完人，那他本身就是错的。鲁迅个性的确很强。但个性强的人也往往更追求自由和民主。前几年出版的一些关于鲁迅的回忆录，让人们看到一个生活化的鲁迅，是与过去的政治化了的鲁迅不同的。如有回忆录记述鲁迅当年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时，在自己的小屋里用饭粒喂养着一只肥胖的壁虎，很多人都不喜欢壁虎，尽管壁虎是益虫，鲁迅的情趣是有点独特。他房间右手墙上挂着一只篾条的小弓，友人不知这弓是做什么用的，鲁迅告诉说，总有人在院子小门的墙角小便，他看到他们在那里小便，就射支箭过去，这箭当然伤不着人，但在提示：我看到你了。小便的人就赶紧走掉。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一个非政治化的鲁迅，一个率性率真的鲁迅，崇尚自由的人才会如此。
　　
　　有的文章说鲁迅的一个朋友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因此鲁迅是汉奸。我首先表明我孤陋寡闻，我不清楚内山完造是否真是特务，但我想就是他是特务，就能说明鲁迅是汉奸吗？特务身份是写在脸上的吗？谁一看就知，就退避三舍？有事实证明鲁迅知道内山完造是特务还和他来往吗？有事实证明鲁迅和内山完造一起做了什么坏事因此是汉奸吗？我没有看到这些文章中摆出一点这样的确凿事实来。还有的文章骂鲁迅有“抑郁症”之类。要知道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人在理想未能实现时，大都会心境“抑郁”，这奇怪吗？这有什么问题吗？
　　
　　鲁迅和同时代的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有过矛盾，但我们能因此就得出鲁迅是反对自由民主的结论吗？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相互有矛盾就那么值得奇怪吗？就要来个“非此即彼”的结论吗？这很幼稚。
　　
　　鲁迅出于自由民主理念支持过某种政治力量，写过一点这样的文章。这些是历史事实。要知道，有多少追求自由民主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转折和迷惘中都这样做过，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有些政治力量当初也是打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旗号，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看清楚的。为何要唯独责难鲁迅？鲁迅坚定地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同样是历史事实啊。
　　
　　如果说文学的多元中也要有风花雪月，难道反而不需要严肃和深刻？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更需要一种严肃、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不是一味的娱乐和歌舞升平。
　　
　　鲁迅的作品中涉及的具体事情也许是时过境迁了，但其批判精神却是永恒的。我们永远需要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