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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的冤案才刚刚平反，本论坛（孝感槐荫论坛）就出现有人呼唤“严打”的声音了。
“严打”，是对严厉打击某些领域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简称。在人治时代，由于社会管理滞后，人员流动性大，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不力等原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城乡结合部，曾经出现了一股恶势力犯罪，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二王”等影响较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就发生在那个时期。中央为了紧急刹住这股歪风，先后于1984年和199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一大批犯罪团伙和犯罪分子，被抓捕归案，社会风气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人治环境下开展的，“严打”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冤假错案。聂树斌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聂树斌，一个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就因为一次骑自行车从不久前发生的女青年被害案案发现场不远处的马路上经过，而且多瞅了几眼那个传说发生杀人案件的地方，就被埋伏在玉米里的警察扑上去抓住，严刑拷打。七天七夜审讯后，聂树斌被屈打成招，供认自己杀了人，没过多久就被枪毙。
一个女青年被无端杀害本身就是个悲剧，国家司法机关为了给被害人家庭和社会一个交待，又让一个本来没有杀人的青年，承担杀人的罪名，枪毙了这个没有杀人的人，人为制造另外一个悲剧。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严打”造成的。
因为“严打”是人为发动的，从中央到地方，分管政法和社会治安工作的领导和办案人员，在这场大运动面前，承受着一般行业从未有过的压力。当某个地方发生大案要案时，上级领导会拍案而起：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居然发生这样的案件，不抓捕罪犯，如何向人民交待........这些语言如果用作影视剧的台词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一旦这种情绪化的指导思想变成司法行动时，就会严重干扰案件的侦破工作。命案必破、限时破案，都是严重违背司法规律的。基层干警有责任心是必须的，有压力也是应当的，但不能超出限度。“严打”的大环境下，领导的人为干预，让办案人员超出了应有的压力限度，导致办案干警的立功心切，对嫌疑人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也不足为奇了。从这些冤案看，公安本来办了没有把握的案子，为了向社会交待，很多地方还会开一个公捕大会，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破案”任务完成了，群众满意了，被害人的家属锦旗也送了，上级领导高兴了，分管领导和办案警察升职了。案子到了法院，有责任心的法官可能会发现问题，但在“严打”的大形势下，在上级某委的暗示甚至直接批示下，法院顶不住压力，何况一个小法官呢？他不敢、也不可能改变这个案子的定性。聂树斌们就这样被冤枉枪毙了。
"严打”是懒政的体现，也是少数领导干部好大喜功、展现政绩的表现形式。他们把平时不作为、乱作为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通过“严打”的方式来向群众缴功，以转移民众视线，让“坏事变好事”，换取民众同情。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个人平时不洗衣服，把脏衣服堆放在一个盆子里，等它臭了嗖了有味道了，再集中清洗，然后凉在广场上，同时还向路人展示自己是多么讲卫生，洗了多少衣服。
与“严打”相对的是依法治国。一些地区一个时段之所以会接连发生某种团伙性犯罪（如电信诈骗，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团伙盗卖汽车等），不是没有开展“严打”的原因，而是没有依法治理的原因。有的执法机关搞执法性创收，只管罚，不治理。还有个别执法人员，胆大妄为，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充当某些犯罪的保护伞，致使有的行业犯罪得不到根本治理，让普通百姓屡屡受害。比如，前几年发生的盗卖汽车的大案要案，就是因为公安机关有“内鬼”，间接帮助犯罪分子销赃，使被盗卖的汽车能够洗白，合法上路。后来，这些公安内鬼被抓捕后，盗卖汽车的犯罪就基本没有再发生了。同理，电信诈骗如此猖狂，我们很难相信公安、电信和银行内部没有这样的内鬼。
依法治国应当是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一种工作常态，党和政府只要把这些人管好了，管住了，根治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很多恶性、团伙性犯罪就会得到遏制。同时，还要放开新闻管制，加大社会监督，让一切违法犯罪案件从一开始就暴露在媒体和大众面前，群众发现一起举报一起，执法机关查处一起，让一切希望通过违法犯罪谋利的人丢掉幻想，放弃侥幸心理，一切“保护伞”自然就会失去保护功能。这样以来，党和政府只用“严管”，不用“严打”，就能把国家和社会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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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