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时期，廉政文化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将是廉政建设工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将会成为廉政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因此，我们在廉政建设工作中，不仅要依法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要强化廉政制度的刚性制约，同时，还要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作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多至几百种，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是通过物质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人类文化，精神文化是通过人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人类文化。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或者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自从有人类那一天起，就有文化。作为廉政文化，也并非今天才有，它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有一席，且为人们所注重。那么，什么是廉政文化呢？廉政文化就是指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廉洁意识、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及廉洁从政的过程与成果；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廉政文化主要是体现人类改造主观世界活动及其成果。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倡廉而作了最初的尝试，出现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萌芽。后来，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人们的经济关系和政治活动复杂化，廉政文化也就日益复杂、日益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个统治阶级，每一个执政党都会根据阶级利益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廉政的要求，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是，文化的传承性又注定了廉政文化的一些相同的基本元素，比如，清正廉洁、卫国护民、忠勇正直、勤于政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舍身护法、严以自律、修身齐家等等。唐代史官吴兢所撰《贞观政要·贪鄙》卷中，记有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银钱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邪？”在这一段话中，唐太宗李世民以明珠弹乌不值得为喻，说明不要贪污受贿、营私敛财，不可用性命去换取赃贿，而应走益国利民以求取富贵的正道。南宋吕本中的《官箴》一书中写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他认为当官的规程只有三条，叫做清廉、谨慎、勤勉。知道这三条，就可以保住薪禄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级的知遇了解，可以得到下面人们的帮助。
　　
　　对于过去的廉政文化，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清官文化”，而把现实的廉政文化现象，界定为廉政文化。这种界定是不周延的，“清官文化”只是过去的廉政文化的一部分。如何看待我国历史上的清官，长期以来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对清官文化的争论不仅是学术界也是意识领域里常有的事。清官，还是清官文化，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他们。任何一个清官，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认知水平、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会受到当时当地种种因素的羁绊，都要受到当时的经济政治体制的约束，难以突破历史划定的圈圈。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维护了百姓一部分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和抑制了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缓解了百姓身上沉重的负担，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过，我们若是一味的把封建历史上的清官和清官文化举上高台，套上光环，五彩包装，吹得尽善尽美，顶礼膜拜，显然是不对的。但是，一概否定，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不是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对清官、或是清官文化，都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他们的消极因素，也要通过分析批判，析出积极的、有现实意义的、能为我们今天所用的东西来。
　　
　　也就是说，我们对过去的廉政文化这一所“大宅子”，不能简单的把它贴上封建文化的标签而愤然弃之，不能把过去的廉政文化全看作是封建统治者为其统治制造出来的，要看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光封建统治者就可以制作出来的，而要靠社会各个阶层的参与。历朝历代的廉政文化，不仅有统治者的思想要求、廉正官吏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品德和社会价值标准，还有那个时代社会对执政者的期盼和人们对为官之道的认知水平，希望统治者能够以人为本，给老百姓一个政治清明、修养生息、富裕安定的良好环境，总是中国百姓心中的愿望和情结。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廉政文化还是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为好；也正如毛泽东曾经告诫过我们的，要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
　　
　　当然，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与历史上的清官有着严格意义的区别。朱镕基在2002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道：“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来进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所说的“清官”是指一心一意为人民执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历史上的清官与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立场不同。历史上的清官只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上，在有限的范围里，为百姓说几句公正话，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办几件好事。即使如此，在那“黑漆衙门八字开，有钱没理莫进来”（郑板桥诗联）的黑暗社会里，能有人为其“拨开一片水云天”（郑板桥：题潍县衙门联），也不失为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清官。而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全心全意地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群众之上，也不是站在人民群众对面的“青天老爷”，而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要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他们始终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执政理念不同。执政理念是指统治者对执掌政权的宗旨、目的和任务，以及为了实现任务而制定的方针、政策、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和把握。执政理念的核心是为谁执政。历史上的清官，不管其结局如何，命运怎样，他们都是“效忠皇上”的，都是为少数人执政的。而今天的领导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为“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整体态度。
　　
　　——政绩观不同。政绩观是官员履行职责的成效、价值的总看法、总评价。历史上的清官追求政绩，评价政绩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官本位”思想。他们虽然说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备尽忠直，有益国利民”、“履忠正、蹈公清”，但实质上是为了“官爵立至”、“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到头来，还是为了升官、保官。他们的“官本位”思想还表现在执政过程中的“官威不可犯”，官老爷说了算，以及政绩评价中，皆由上级官吏来判定，老百姓的“万民伞”、“民意匾”不过是文艺作品中的点缀而已。而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应有的政绩观是：以民为本，勤政为民，求真务实；忠实实践党的宗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经得起实践标准的检验，经得起群众和历史的检验；最终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我们的领导干部与历史上的清官还有指导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权力观等等各个方面的区别。而这些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总不会要求人民诗人杜甫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去吟唱“三吏三别”吧，若是，那简直是一种幼稚的滑稽。但是，历史上的清官留下来的一些传统官德，比如，为官清正、正大光明、公正无私、正直坦荡、刚直不阿的气节；主持正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清廉自守的品质，“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履；地公平而无驻，故大小莫不载”（《管子》）；以民为本、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为民兴利除害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官德，至今仍不失为我们学习、借鉴的文化思想财富。
　　
　　当然，当今所倡导的廉政文化，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我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它们二者的内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所倡导的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实践创新的廉政文化，是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廉政文化，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承继和光大革命传统、扬弃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廉政文化；而不是充满人治色彩、强调和夸大廉吏个人作用的传统廉政文化的“克隆”。然而，历史上的廉政文化毕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同样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同样凝集着中华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辛勤创造的成果，同样是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化结晶。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历朝历代产生了许多廉政文论、廉政诗词、廉政对联、廉政歌谣、廉政戏曲、廉政谚语和廉政格言警句等等，它们构建成了牢固的民族廉政心理和情结。在传统廉政文化这块园地里，真是异彩纷呈，实可谓幽兰与罂粟混杂，菽麦与杂草共生。因此，我们面对良莠并存的传统廉政文化，只有辩证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割弃毒痈，选取能为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所用的部分，光大其中的精华，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廉政文化之树茁壮成长、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