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以“信心与反省”为题，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着实让人领略了先生直陈时弊、犀利无比、字字珠玑的文字功底。他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大力倡导西学，把祖宗留下的“太丰富的固有文化”批剥得体无完肤，“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并提出“信心要建立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这样的自由思想对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濡养的国人来说，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日益开放的今天，自然会有一些异议。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正是适之先生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冲破了旧思想的藩篱，才带来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伟大进步。
　　
　　何谓思想自由？依我浅薄的理解，就是不唯上，不为他，不迷信现成的或历史的权威，敢于拿起批评的武器，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为何要谈思想自由？早在70年前，胡适先生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一文的开篇中说：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的革命，则一切建设无从谈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
　　
　　回溯中国思想自由的历史，第一个最有影响的时期莫过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那个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人们的思想空前释放，自由的程度前无古人，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正是各种思想的交锋，推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统一后的大秦帝国，为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思想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一些优秀的文化遭到摧残。西汉之初，至文景二代，社会崇尚黄老之术，孔子和儒家尚未达到至尊地位。直到汉武帝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后，儒家学说才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一举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地位。然而，纵然在专制时代，人们争取思想自由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且不说四大发明，但就每一种学说，就足以影响世界，泽被后世，不是有美国人把《孙子兵法》当作西点军校等顶级军事院校的必读科目吗？尽管儒家思想总体保持着一家独尊，但在封建时代各个历史阶段，人们对不同思想流派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把法家思想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晋汉时期以“五斗米教”、“天师道”为代表的道教兴起；在唐朝初年到武后时期，佛家思想一度盛行。而后至北宋，直至明中叶，道教兴盛达到顶峰，宫观规模宏大，遍布全国。满清入关以后，统治者逐渐对道教失去了兴趣，道教由上层而转入民间秘密发展。这些思想与漫长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思想自由是与传统文化的斗争中得以发展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自由大多是狭隘的、表层的，与传统文化的斗争往往建立在“小我”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之上的，因而自由民主思想受到很大的限制。
　　
　　伴随着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和隆隆炮声，一批有远见卓识的仁人志士开始从自我陶醉的固有文化中醒悟，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思想逐渐被引入中国。一场否定传统，推崇西学的大幕正式拉开。可以说，正是这场风起云涌、以图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思想自由运动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覆亡和民主革命的兴起。魏源、康有为、严复、章太炎、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扛起的自由批判旗帜，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腐朽落后的社会积习和国人麻木的灵魂开刀，革传统旧思想之命。魏源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列强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构想，开始学习西方军事思想，指导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第一次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提出了“以宪治国”、权力制衡和平等的治国理念，为混沌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严复给国人石破天荒带来了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一篇《论世变之亟》更是为千年帝国拉响了第一声警报。他认为，中国的危机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时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原因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而形成中国与西方差距的只有“自由”二字。胡适对我们“固有的”、“太丰富”的文化大加鞭挞，“拼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虽然丰富，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他认为，“中国古来思想之最不适合于现代的环境的，就是崇尚自然。这种思想，历经老、庄、儒、释、道等之提倡，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进而将无为、无治、高谈性理、无思无虑、不争不辩、知足等传统思想作为需要革命思想铲除的对象。鲁迅以其犀利的文笔，对旧中国的各种黑暗进行了深刻解剖与尖锐批判，尤其是对旧的伦理道德、扭曲的国民精神、意识形态的批判更是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完全被西学所遮蔽，传统变得羸弱，彻底否定传统，崇尚西学，大破大立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这些自由思想之先声，站在历史交汇的潮头，引领社会新思潮，吹响了中国加速走向新时代的号角。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社会动荡或变革时，思想相对激进，反传统的呼声就高，人们渴望得到新鲜的空气；社会稳定发展时，思想较为缓和，反传统的呼声趋弱，人们更愿意从固有的传统中汲取有利的营养。因为传统文化中包含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大学问，可以解决现实的生存困境。
　　
　　说到传统，我们不应忘记无数革命先烈洒头颅抛热血，用生命浇铸的红色革命传统。它是思想自由的结晶，更是用智慧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借鉴了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百折不挠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它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然而，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红色革命传统有被自由冲淡或遗忘的危险。中小学校教育太过功利化，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满足于一般性的苍白乏味的政治说教，大学教育则重点关注所谓新思维、生存技能，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在职业教育中，更是存在一种过时的论调，认为时代不同了，讲革命传统意味着思想落伍。不仅如此，社会上，常有一些鼓吹自由思想的文人，盲目崇拜西方，或被反华、极端势力操纵，或被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或为发泄对社会的怨愤，数典忘祖，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煽动暴力，传播低俗，将自己之自由凌驾于大众福祉之上。借助发达的信息网络，他们大肆鼓吹卖国，攻击爱国主义，污蔑歪曲曾经为国家浴血奋战的英雄。罗援将军在《爱国无罪，卖国必惩》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写道：“有极少数的人拿着境外敌对势力的钱，出卖国家利益，充当间谍，或者“第五纵队”，试图颠覆我们的政权。一些人与境外势力遥相呼应，给自己的祖国抹黑，丧心病狂地刨自己的“祖坟””。这哪是思想自由？实则是一种人格的耻辱和道德的沦丧。
　　
　　思想自由的本质是怀疑，“拿证据来”（赫胥黎）。每个时代和每个人的价值取向、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对传统、对中西文明的理解也会千差万别。如今的中国，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时，冷静地回过头来，发现我们离不开传统的滋养，里面有许多西方文明难以企及也无法替代的宝贵价值。由强势自由主义所主导的西方文明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甚至是造成这个世界“病入膏肓”的主要诱因。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把人作为绝对的自由、自立、“理性”、自私的个体，由此衍生的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至少导致两种恶果：一是它使极端自由主义资本家把不受约束的自由作为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和终极来源，拒绝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社会正义概念；二是不仅不能使我们很好地理解家庭和社群的共同生活，而且与作为经验事实的这种生活形成紧张对立。而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核心恰恰“以关系为本”，每个人都是由各种关系构成，处于自然、社会、家庭和文化的大背景下，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不同的角色，个人的意义体现于他的家庭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西方所尊崇的绝对的个人自由不被社会所允许。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也已成为世界的精神食粮。当下，学国学用国学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并越来越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认可，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建有400多所孔子学院，学汉语在不少国家成为时尚，曾经一度被西方诟病的中医也被许多欧美发达国家所认可。有着几千年深厚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勃勃生机，成为重新构筑世界文化秩序中的重要资源。曾遭思想家口诛笔伐的“固有文化”为何会走向回归？曾经站立时代潮头的思想家们错了吗？一种思想、一种文明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种解读必须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才会更有意义，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对即错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标准会让我们走入思想误区，蒙蔽我们智慧的眼睛。人们提倡思想自由，但绝不应该是一种思想的狭隘与短视。前些年，一说起道家思想，许多人立刻会说，不就是那个提出无为而治的老子创立的学说吗？那是消极的学问，学了它会让人变得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前文的胡适先生不也言之凿凿说过“崇尚自然不适合现代环境”这样的话吗？这实在是一种误读。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大智慧，告诉人们要顺应规律而生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无为而无不为”，“不争之争”。它不仅是出世的学问，更是高一级的入世学问。在西方发达国家，老子的《道德经》的发行量一度仅次于《圣经》，其中揭示的哲学思想备受西方有识之士推崇。尼采说：“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入汲桶，垂手可得。”诺贝奖获得者日本的汤川秀树说：“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预见了未来人类文明所达到的状况。”美国的卡拉奇惊奇地发现了道家哲理与高能物理现象的吻合，他说：“中国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能够适应现代物理学新理论的一个哲学框架，中国哲学思想的道暗示着场的概念，气的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也有惊人的相似。”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同文明之间往往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外国人从中国“老掉牙”的经典中读出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读不出来？看来，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时间最有说服力，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学问，不敢说全部是精华，一定有其得以传承的道理。迷信他人而不知思考，拘泥于古而不思创新，思想自由只会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可能实现创造。思想自由不是不着边际的随意批判，应该是一种有价值的理性思考。思想自由的根基不能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散沙之上的思想自由注定会随波逐流。要筑牢思想自由之根基，重要的是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足够的营养。
　　
　　民主自由是一种由西方极力推广的普世价值。这就给人一种假象，一说起思想自由，便与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西人的发明。殊不知，正是思想自由才催生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让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禁锢，但思想自由从来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自由催生的思想文化精华灿若繁星。“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避趋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数不胜数的思想珍珠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内涵，引领着文明的进程，。王安石在一首诗中写道：“风吹瓦坠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恨瓦，此瓦不自由”。不容否认，由于客观政治历史现实，中国的思想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落伍了，特别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匮乏，八亿人只看“八个革命样板戏”，思想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多数人处于一种盲从迷信的状态，思想极度混乱，传统遭到匪夷所思的否定。我认为这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段痛苦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彻底反省。
　　
　　伴随着拨乱反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终于从浓重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正是这条中国人用巨大代价才找到的正确道路，让国家实现了繁荣富强，带来了盛况空前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人们的思想自由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保障。当然，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全面改革的深水区，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领域尤其是社会政治体制方面，与高度文明的国家尚有不小差距。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这应该成为一种向上的动力而不是盲目追捧西方的理由。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分需要我们敞开胸怀，兼收并蓄，善于借鉴。但这绝不意味着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何况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是十全四美的。当所谓西方在伊斯兰世界嫁接民主自由而制造持久的贫困、混乱和巨大的灾难时，当看到他们用残酷的战争和杀戮为文明噬血时，你还有什么理由相信这种自由是一种福音。同住地球村，人类应该尊重和保护文明的多样性，一种思想自由不应以妨碍另一种自由为前提，自己喜欢的自由别人未必认可。近段时间，香港发生了持续多日的“占中”运动，“占中”不仅严重伤害了香港经济，影响了大多数市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更破坏了香港引以为傲的良好的法制基础。这种在西方思想主导下的自由实质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对待思想自由和传统，我主张一是把自己铸造成器，二是用良心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