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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舆论瞬间炸裂。限行公告刚发出，不到两个钟头后就开始施行，这着实让人“没有一点点防备”，政策感知反射弧完全跟不上趟儿。此前确实有些地方车牌限购时搞“突然袭击”，但那毕竟还有基于政策实施效果的考量——对小汽车增量调控若留下较充裕的政策实施等待期，难免诱发集中抢购。可汽车尾号限行压根没必要抢时间，太快摁下“启动键”，反而会因政策告知准备期不够，影响实施效果。
限行搞突然袭击，还留下不少疑问，当地颇显急促的限行做法，很难让人相信，它是基于缜密政策设计和精细论证，倒更像是非制度化的、拍脑门式的即兴决策；它也跟现代化治理内含的法治化、科学化要求不合，却表现出某些随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将民众更多地视作政策被动执行端的机器，而不是公共决策中告知、听证等程序的参与者。现代化治理，要求攸关民生权益的公共决策更注重有效沟通，而非动辄搞单向拍板。按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沟通有效性在于四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话语正确性。但“半夜鸡鸣”的限行，既无充分的政策解释，又未顾虑公众接受度，其可领会性和面向公众的真诚度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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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