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最后一周，我心不在焉，又心无旁骛。之所以说心不在焉，是距开题报告的日子愈来愈近，可我却与“王阳明”越来越远，《传习录》尚未校对，儒释道论文还未下载，甚至连论文的结构框架也不得不推倒重置。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渡口，我竟慢条斯理地“优哉游哉”，除了未能保持夜跑的习惯，就连每日一记也变得异常艰难。私念，习惯的真相不过是意志，如若意志稍微有所松动，那坚持再久的习惯也将难以为继。另一面，心无旁骛的是源自我离开“王阳明”的全集、诗集和后学之后，一头扎进了《社会心理学：阿伦森眼中的社会性动物》、《反脆弱：从无序中受益》、《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思想战：日本的帝国宣传》……
　　
　　（一）
　　
　　心理学，理应是人性学的变种与换颜，是一个贯穿古今的永恒命题。其分为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学两类：前者指向的是人类个体，而后者指向的是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环境包括他人、团体及其利弊影响。《社会心理学》以人性的基本动机为切入点，直接点明：“当人们构建自己的环境时，绝大多数关心的是作出一种解释可以使他们处于最积极的境地”，这种人性动机出自两种需求，即自尊的需要和社会认知的需要：前者是希望维持合理的高自尊，如果让人们在扭曲真实世界以满足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真实地反映世界之间作选择，人们常常选择前者；后者是对准确性的需求，源于人类的认知与社会的真实性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调，“事后聪明偏差”的自证预言可理解为人们在得知某一后果之后就会夸大结果的可预测性，也可理解为叶芝的哲言，“为了说明一件事，人类往往夸大一些事情，而忽略另一些事情”。因此，“第一流聪明人的特征是，同时持有正反两方面的看法”（F·司各特菲范杰拉德）。
　　
　　当个体演变成群体时，迎面而来的便是个体与团体的纠纷。其间，自然不可缺少“集体无意识”、“群众效应”的讨论。而这一话题在阿伦森的笔下变形成“传染病”的新颖命题。在一种模糊不清、令人费解的情境中，人们最可能会依靠他人对形势的解释。不幸的是，如果其他人并不比我们自己拥有更多信息或者更准确，如果其他人也被误导，那我们将接受他们的错误和误解。因此，依赖别人来确定情况有时会把我们推向更严重的错误。刹那间，《通往奴役之路》在前方隐隐约约，一层层《浪潮》席卷而来……
　　
　　记住归因分两种：即内部和外部；时常提醒自己，想想他人行为的潜在因素。
　　
　　记住为了在世上取得成功，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摆出你已经成功的模样。
　　
　　（二）
　　
　　记得曾与Z君交流，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与普通大学的商学院相比，你觉得这所中国顶尖的商学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纵然他的答案略微模棱两可，纵然我清楚真正的收获和果实无法用语言与文字来描述，但透过他赠予于我的书和南大的商院教材，犹感在理论学习上，高级的商学院似乎在教授学生们一件事情，仅此一件事情——预测，无论是格雷厄姆还是《炼金术》，无论戴明还是周三多。而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谁可掌握时代的脉络与趋势，谁便能在未来笑傲江湖。但是，“预测”，这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真得存在吗？
　　
　　《反脆弱》通篇强调着在非线性的社会中，在“黑天鹅”事件普遍存在的竞争中，理应反对预测，反对任何有机体的预测。因为表面上看上去很稳定的其实很脆弱，而予人以脆弱的其实很强大，甚至具有反脆弱性。相衬于观光性、预测，如果人们还活着，那人们的内心深处就会喜欢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混乱；如果置身世外地看待世界，方可目睹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种在脆弱性的权衡中形成的紧张关系。自然希望其本身作为整体能够生存下来，而不是每一物种都能生存下来。而每一物种也希望其中的个体是脆弱的，以便于整个物种的演化与选择。可现代化的使命，似乎是通过预测来压榨生活中的每一滴可变性和随机性，但结果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只不过徒增世界的不可预测性。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哲学家之王，最好一开始成为一个国王，而不是一个哲学家”。
　　
　　时隔一年之久，再读与管理学接壤的社会科学书目，不由得觉察着一抹耳目一新的爽朗之感。我明白这不过是史学研习一年之后的口味调换，如若自己研习的是另一种专业，那基础知识、基本架构的夯实与对峙依旧免不了沉溺寻觅的厌倦。悄然间，顺从着兴趣，掀开了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的第一页。
　　
　　话归于《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冯客以“种族”这一实体切入，通过近代各阶段的时代转换，深入地挖掘“种族”在各个具体时代所蕴含的具体意义。全书将“种族”置于七个阶段：在世纪之初，改良主义者将定型概念理性化并构造了一种把中国描述为独特生物学集团的种族论。在二十世纪前十年，革命者通过将汉人描绘成神话中黄帝的子孙来构造民族的概念。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洲政权建立民国以后，种族灭绝的恐惧继续受到众多社会思想家的注意。一些人拒绝混合汉民族的观念而代之以关注“种族”内部的差异：知识分子被视为“优秀”，而下层阶级被看成“劣等”。在有教养的学者与无知的农民之间做了明确区分的传统的等级制度，也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优生学的出现提供了方便。但优生学的辩护与批判均集中在思想领域，并未波及整体社会，至共产党执政之后，种族更换了面孔，以“阶级”的身份步入四九年之后。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与其说女人是生就的，毋宁说她们是逐渐形成的。”如果把这句话的主体“女人”更换成你、我、他、和各种生命的脉冲，那这句话亦会成立。就在前天，自己完完整整地走完了二十四年的人生窘途。或许，“窘”字用得并不恰当！短暂而漫长的二十四年，我身处在校园之中，从未真正离开。“二十多岁，走出青春的沼泽地”，而本应遭受更多挑战的自己却一再推却狂风骤雨到来的时间。前方，生命中必经之路，沼泽、荒草、暗滩，还须自己一步一步地去亲自匍匐，纵然校园的铜墙铁壁已经保佑了自己二十四年！
　　
　　蔡康永说：“我的成长，让我相信：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大都没有什么用：爱情、正义、自由、尊严、知识、文明。这些一再在灰黯时刻拯救我、安慰我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讲‘没有用’，我却坚持相信：这些才是人生的珍宝，才经得起反复的追求。”窗外，《我相信》悄然响起，这些清脆的声音来自二楼那些比我年轻比我更有时光资本的青春生命，我知道，他们终会成为当下的我，而我也终会走向那个神秘莫测而又略有幻念的未来——
　　
　　二十四周岁的我，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