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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几乎是与丘处机同年同月去世的。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五岁，而丘处机则高寿，享年七十九岁。这一年，耶律楚材才三十七岁，春秋正盛。
耶律楚材妥贴地安排了窝阔台继位的事务。窝阔台继位后果真对他委以重任：中书令，行政最高长官，相当于宰相。在这前后，耶律楚材做了一系列大事。例如——
一，耶律楚材选择并任命了自己的两个主要助手右丞相和左丞相。让人惊 异的是，这三个包括耶律楚材在内的最高行政官员，没有一个是蒙古人，也没有一个是汉人，却都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这种安排，在蒙古人掌权的朝廷里，显得非常开通又非常奇特。
二，蒙古贵族中还有很多保守将领无视成吉思汗“不杀掠”的遗嘱，继续主张大规模杀人。据《元史》载，近侍别迭等人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恐怖的政策，把汉人杀尽或赶光，使整个中原成为牧地，也就是把农耕文明全部蜕变为游牧文明。耶律楚材为了阻止这个主张，就给窝阔台算了一笔帐，说我们每年需要的五十万两银子、四十万石粮食，八万匹帛匹，全都要来自中原的税收和盐、酒、冶铁等百业，怎么能够不要汉人？窝阔台要耶律楚材就此提供证明，来说服朝廷中保守的蒙古军人。第二年耶律楚材确实以税收的方法为朝廷提供了大量财富，使窝阔台非常高兴。这就奠定了蒙古政权从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并实行税收制度的基础。
三，窝阔台征服金朝时，有的将领根据蒙古军的老规矩，坚持一个城市若有抗拒，破城之后必须屠城。当时，汴梁城抗拒了，那些将领准备照此办理。耶律楚材立即上奏窝阔台，说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没有活人的土地，那又有什么用！结果，破城后除了处决金朝王室完颜一家外，保全了汴梁城一百四十多万人的生命。从此，放弃屠城政策，成为一个定例，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古军队的行为方式。
四，蒙古军队占领一地，必定由军事将领管辖一切，毫无约束，横行霸道。耶律楚材提出把军事权力和民政权力分开，并使它们势均力敌，互相牵制。民政权力由文官执掌，军事权贵不得侵犯。在文官职位上，耶律楚材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着重负责征收税赋的事务。甚至，他向窝阔台直接提出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政策，大大改良了政权的文化品质。这样做的结果，也让他这个行政首长有效地控制了财政权，构成了财政、军权、法权的三权鼎力；
五，耶律楚材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控制了高利贷、通货膨胀、包揽税收和种种贵族特权，成功实行了以经济为主轴的社会管理；
六，蒙古军队占领一地，还会很自然地把当地人民当作自己的变相奴隶。耶律楚材决定“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也就是以户籍制来使这些变相奴隶重新变成平民。由于户籍制，一系列税赋制也有了实行的保证。
七，耶律楚材还以很大的热情尊孔，正式以儒家经典来办学招士。
……
这一切理性管理措施，使蒙古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且决定了后来元朝的基本格局。
遗憾的是，窝阔台死后，皇后摄政，反对汉化，与耶律楚材激烈争吵，结果把 这位名相活活气死了，享年五十五岁。
他死后，政敌对他的家庭财产进行了查抄。结果发现，“惟琴阮十余，及古今 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真是太廉洁了。
所幸，耶律楚材去世十余年后，忽必烈继位。耶律楚材所制定的种种方略，重新获得尊重。
五 好，我们现在可以从整体上看看耶律楚材这个人了。
这位契丹皇族后裔，无论对于金朝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还是对于宋朝的汉人来说，都是陌生人。而且，他好像完全没有我们历来重视的所谓“民族气节”，可以为任何一个民族服务，包括曾经战胜过自己家族的民族，简直算得上是“数典忘祖”了。
成吉思汗为他的家族报了仇，但他坦诚地表示，自己的心底从来没有这种仇恨。他只在乎今天的服务对象，并且努力把服务做好。只不过，在今天的服务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他认为，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
因此，历来被人们反复夸大和表演的“故乡情结”、“省籍情结”、“祭祖情结”，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归一统”、“四海皆弟兄”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复兴契丹之梦。尽管他的契丹，曾经建立过那么壮阔和强大的辽朝，留下了那么丰富而动人的故事。
他一点儿也不想做“前朝遗民”、“复仇王子”。他从来没有秘藏过增添世仇的资料，谋划过飘零贵族的聚会。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没有发出过任何暗示，他的美髯公的胡子没有抖动过任何信号。
他知道时势在剧变，时间在急逝，生命在重组。他知道一切依托于过往历史的所谓身份，乍一看是真实的，实际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种崭新的重建，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体目的的重建。他不愿意参与这种表演式的重建，更愿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楼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种身份。为了摆脱那种身份，他甚至四处逃奔，改换门庭，直到进入江湖好汉们所说的“赤条条一身来去无牵挂”的境界。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
这让我想起我的诗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写过《乡愁》一诗，很多与他稍稍有点关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乡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说：我的故乡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中华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汉人，这样说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汉人，这样做很奇特。
其实，这是他作出的郑重选择。
有不少人说，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种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无法选择。我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正因为文化是自己选择的，当然也就比先天加予的血统更关及生命本质。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种固定人群的被动承担，那么，这种文化和这种人群，都会失去生命的创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必然导致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这种布置中有远年的豪华金饰，也绝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这个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负着自己选择的中华文化，出现在自己选择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后，他又与成吉思汗在一起，召来了他在中华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处机的道家。
这一来，成吉思汗本人也在开始进行文化选择了。对于位及至尊又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来说，这种文化选择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如细雨润物，如微风轻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头来，对这两位博学的智者露出笑颜。
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里出现的文化选择，今天想来还觉得气壮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达自己文化身份时，重点选择了两个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
这两个方面，使蒙古民族为后来入主中华大地、建立统一的元朝，作了文化准备。
这两个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来的行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文人虽有文化身份却没有行为身份，使文化变成了贴在额头上的标签，谁也不指望这种标签和这种额头与苍生大地产生关联。
经过以上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相反的人格结构——
第一个人格结构：背后的民族身份是飘忽模糊的，中间的文化身份是坚定明朗的，眼前的行为身份是响亮清晰的。
第二个人格结构：夸张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为。
也许，在我们中国，最普及的是第二个人格结构，因此耶律楚材显得那么陌生。
什么时候，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千里跋涉来到人世灾祸的第一线，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实实地以终极人性扭转历史的进程，那么，耶律楚材对我们就不陌生了。
最后提一句，这位纵横大漠的游子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他的墓和祠，还在北京颐和园东门里边。我每次都是在夕阳灿烂时到达的，总是寂寥无人。偶尔有人停步，几乎都不知道他是谁。
在颐和园留下他的遗迹，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我还曾因此猜测过这位晚于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数民族皇帝的人格结构，并增添了几分对他的敬意。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