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向左转一点，再转一点，呀，不行了，立即痛得呲牙咧嘴。
这痛，来自颈部。在颈部下方靠左的地方，有一处明显的痛，是坠坠的、酸酸的那种疼。
如果你叫我转过头来对你笑一笑，我做不到。我只能头稍稍偏过来一点，然后转动整个身子，对你皮笑肉不笑一下——你见过这样转头的么，这姿势本身就够滑稽。
可是，这跟
文字有什么关系呢?
有，是
文字害的。
如果不是
文字，我不会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脑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不会歪着身子，斜靠在沙发上，抱着台笔记本电脑敲得噼哩啪啦。
曾经有一段
时间，我强迫自己，远离电脑，远离
文字，有空，就去锻炼锻炼。我抽出一个小时，走过南河大桥，下到章
江南大道的游步道上，
流水轻轻拍打着河岸，走过全球通大桥，再从浮桥上走回来。
我感觉这是充实的，是健康的，是充溢活力的。我告诉自己，应该养成习惯，坚持下去，身体，要靠自己爱护。可身体一挨着家，就不争气地靠在了沙发上，该死的电脑，不知何时塞到了手里。我对自己生气到绝望。
有时我问自己，
文字有什么好？能当几碗饭，能抵几个苹果？每个月，我拎着那点可怜的稿费，去买几本书和杂志，一个苹果也没买成。
可我还写。
那次去西藏。我发短信给赣南日报的温玲主任，告诉她，大概十天回。她问：栏目里的稿子怎么办？能寄回么？我想了想，说，能。
既然能了，就得写吧，别误了版面。十天
时间，在游玩的间隙写一两篇稿子，应该不是很大的难题吧。谁知到了西藏，第二天身体就不争气，高原反应得厉害，头痛，一尖一尖地痛，后来从
太阳穴和额头上往外鼓着痛。这高原就是高原，连痛都痛得这么
阳光。
可稿子得写了。我咬着牙，绝望地对自己说。拒绝了同伴出去走的邀请，把自己
一个人关进了房间，才想起宾馆没有电脑，用什么写呀？我倒在了床上，很聪明地掏出
手机，开始在
手机上写《相守
一生》。
我注意到，头痛的频率竟然与写字的频率暗合，每写下一个字，头就剧烈地痛一下，写完五百字，头已痛得欲炸裂。我知道再也挺不下去。在
手机上保存了草稿，闭上眼休息。然而，呼吸开始急促，身体已缺氧缺得厉害。不一会儿，开始恶心，从床上跳起来奔向卫生间，一张嘴就哇哇大吐。我不得不下到一楼，买了个氧气袋，塞进了鼻子里，吸几口，拨下，过一阵再吸，免得醉氧。
次日，去
美丽的纳木措，那是西藏的“天湖”，可我在想着未写完的《相守
一生》。我忍着剧痛，趴在最后一排座位上，打开
手机，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
等到了纳木措，我已下不了车，我躺在车上，与心中的圣湖咫尺
天涯……
一千多字就这样在剧痛中完成。我通过彩信发给
妻子，叫她打好发给报社。
妻子回短信：不要命啦，身体重要还是
文字重要？
当然身体重要。可我已无能为力，
文字是一种病毒，已经侵入我的五脏六腑，要彻底清除，除非重做系统。
现在，这个病毒又侵占了我的颈部，我不知道，它还会侵占什么地方。但我知道，我正在忍着抬头、转头的疼痛，被她驱使着码下了这些
文字。
文字是一种“病毒”，浸入我
灵魂。
